此外，还有孝子纪迈，《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孝子传》说：“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纪淳妻养之。年六岁，本父母云：‘汝是我儿。’迈涕泣，佣所得辄上母。”汉末的大将军大司马王凤亦生于此日，《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引《西京杂记》说：“王凤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举，其母曰：‘田文五月五日生，父婴敕其母勿举，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以古事推之，非不祥。’遂举之。”还有西夏皇帝李元昊，也是五月五日生，《宋史·夏国传》记道：“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人以其日相庆贺。”因为不在中原之例，倒没有什么忌讳。
因为有这个忌讳，有人就改生辰，宋徽宗赵佶就是，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记道：“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有的虽然没有因为俗忌而险被溺死或遗弃，但在这天生人，也为人格外注意。如崔信明，唐青州益都人，贞观六年（632）招拜兴势丞，官终秦川令，以诗文知名，有“枫落吴江冷”之作。《旧唐书·崔信明传》记道：“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毕备，集于庭树，鼓翼齐鸣，声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此儿必文藻焕烂，声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又，陈禹谟《骈志》卷十三引《陕西志》说：“唐肃宗时，张嘉字伯达，以五月五日生，名五郎，少好儒术，以节义自负。”金大定九年（1169）进士田时秀，字彦实，不但五月五日生，更与五数相始终，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说：“彦实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戏人如此。”
又相传凡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僵尸不腐。齐南阳王高绰生于天保七年（556）五月五日辰时，齐后主高纬生于同日午时，因为高绰母李氏非正嫡，故以高纬为长。《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记高绰被高纬所杀后，“瘗于兴圣佛寺，经四百馀日乃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五月五日生人的禁忌，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稽考。王充《论衡·四讳篇》就已有这样的话：“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杀父与母？人之含气在腹肠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一元气也。正与二月何殊，五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世传此言久，拘数之人，莫敢犯之。”到了后来，正月不再禁忌，只是五月了，并且具体到五月五日，这正证明端午风俗的整合，将有关风俗内容集结在端午。五月五日生人的禁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纪》说：“民间是日生子，束一木或荆条祭于堂，斩其木五六尺许，祝曰：‘如是止，勿长抵户。’”这是用替代的方式来禳解灾厄。
到民国时，这一禁忌还有人相信，秋翁在《端午生子》里说：“前此我乡——海虞，有丁姓商人，端午孪生两男，认为不祥，弃置道旁，被乡人徐姓螟蛉作子，后两儿都在我所主办的学校中读书。一儿好学，一儿顽皮，个性完全不同，及长成，好学的一儿，赴美留学，现在北大教书。顽皮的一儿，游荡成习，流浪各地，不知所终。可见落地的时日不可靠如此，特举出为确证。”
天天有人哇哇堕地，五月五日生人的不知多少，因为是后人记录前人，必有文献可据，因此只是个别的，谢肇淛《五杂组》卷二就说，那天生人的，“考之载籍，齐则田文，汉则王凤、胡广，晋则纪迈、王镇恶，北齐则高绰，唐则崔信明、张嘉，宋则道君皇帝，金则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国者，高绰、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五月的禁忌，不但事关生死，更涉及到其他方面，如官员升迁履新，也以五月为不宜。应劭以亲身经历，斥责了这一俗忌的荒谬，刘敞《意林》卷四引《风俗通》说：“俗云五月到官，至死不迁。今年有茂才除萧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视事五月，四府所表，迁武陵令。余为营陵令，正触太岁，主簿令余东北上，余不从，在事五月，迁太山守。”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则记了另一件事：“《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陈士元于此略有考证，他在《论语类考》卷十六里说：“释氏以三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不饮酒，不茹荤。其说云：天帝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赡部州，故当食素以徼福。官司谓之断月，俗又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又谓唐时藩镇莅事，必大享军，屠杀羊豕甚多，故不欲以其月莅任，他官则不尔也。”可见这一禁忌迟在两汉已出现，后来与佛教禁忌相结合，至唐代犹存。
就端午风俗禁忌的总趋势来说，观念是由重而轻，节俗是由繁而简，禳解方法是由难而易。及至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北京五月禁忌：“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以艾叶贴窗牖，谓之解厄。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昼长，神祠祖堂供净水，焚午香。”又说：“五月朔日、端阳日，俱不汲泉水，于预日争汲，遍满缸釜，谓避井毒也。”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记苏州五月禁忌：“是月俗称毒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徐谦芳《扬州风土纪略》卷下记民国初年扬州五月禁忌：“俗以五月为毒月，无婚嫁事，即日用物件，亦预于四月杪购足一月之用，甚矣其患也。”
恶月和毒日的恶和毒，本来在冥冥之中，不可捉摸，但至近古，它的象征意义也具体化了，其中之一就是五毒，即五样毒物，这五样毒物具有随意性，并没有一定的说法。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引《经济录》说：“江南巡抚疏劾中官王敬需索珍宝，组织彩妆，五毒红纱，难以数计。夫五毒者，艾虎、蜈蚣、虾蟆、蛇蝎也。以此织为衣，午节用之，谓可辟邪，而其实不祥，顾乃暴殄天物，虐害蒸民如此。”张岱《夜航船》卷一说：“五毒，蛇、虎、蜈蚣、蝎、蟾蜍，谓之五毒。官家或绘之宫扇，或织之袍缎，午日服用之，以辟瘟气。”吕种玉《言鲭》卷下则说：“古者青齐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刊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天津的五毒则不同，赵光宸《津门岁时记》说：“小儿所戴者多用丝制，小扫子、簸箕及虎、蛇、壁虎、蛙、蝎子，谓之老虎锁，虎、蛇等五种动物，谓之五毒。”而苏州的五毒又不同，蔡云《吴歈百绝》诗注说：“俗以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为五毒。”不管如何，有此五毒，就具体而微了，凡禳灾避毒，就基本围绕着这五样毒物来进行，构成了端午风俗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4、龙图腾的崇拜
众所周知，图腾崇拜早于自然崇拜，它是与狩猎、采集生活相适应的宗教形式，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新石器晚期。图腾最初被视为氏族或部落的亲属或祖先，而不是神，当万物有灵观念产生后，图腾才逐渐被神化，成为氏族或部落的保护神。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远古时的华夏各民族普遍崇拜龙图腾，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是龙族的始祖，古夏人、黄帝、共工、祝融、匈奴、苗人、越人等都是远古龙蛇族的后裔，因此可以说华夏各民族都是龙的传人。大凡图腾崇拜的动物，起初都是现实存在的。商周青铜器上，保留着许多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族徽，从它们的造型图案来看，几乎都经过艺术加工，许多特征被突出夸张，与现实的原形相去甚远，但还保留了一些现实动物的特征，如蜿蜒的身躯像蛇，浑身的鳞甲和背脊的鳍都像鱼，扁头巨口和身有四肢又像鳄鱼。因此可以认为，龙是融合了多个图腾而形成的综合图腾形象，并且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的“龙，水物也”，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龙的认识。
原始民族多有文身之俗，其中有些是按图腾动物的形象黥绣的，它的意义是借助图腾的神力来保护自己，这是图腾信仰不断渗透到生活中的产物。我国的文身，记载最早的是生活在东南地区的夷蛮，且以文面为主。《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陈澔注道：“雕，刻也；题，额也。刻其额，以丹青涅之。”《山海经·海内南经》记郁水南有“雕题国”，郭璞注道：“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异物志》也说：“雕题国，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可见当时那里的文身已运用色彩技术了。
吴越地处东南沿海，内陆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生活在那里的先民习于水上生活，但水势无常，风波险恶，舟楫常有颠覆，居处常被淹没，下水作业也常被水族所害。因此就断发文身，以资祛避，《史记·赵世家》就说：“剪发文身，错臂左袵，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这一风俗远在太伯、仲雍奔吴之前就有了，诚如苏轼《策断下》所说：“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太伯等来了以后，入乡随俗，也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记子贡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解释这段历史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史记·周本纪》也说：“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越的情形也是这样，《墨子·公孟篇》说：“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庄子·逍遥游》也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可见当时吴越地方盛行文身。
吴越先民的图腾文身，图案就主要是龙，刘向《说苑》卷十二说：“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高承《事物纪原》卷八也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旧云起于周太王之子吴太伯，避王季历而之句吴，断发文身，以象龙子，避蛟龙之患。而《史记·越世家》言，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证此则是兹事为始于帝少康之子，因知文身断发之为吴越俗也旧矣。”但文身以龙的，不局限于吴越，《淮南子·原道训》说：“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高诱注道：“文身，刻画其体，内默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后汉书·南蛮传》记哀牢夷“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常璩《华阳国志》卷四还记了一个故事：“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壸，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壸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壸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壸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从这个故事，可见图腾文身和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