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的小女儿送我们下楼，她在华东师大念中文系，一路上我们便交谈起来。她说，父亲的信念很坚定，他爱党，爱社会主义完全出自内心的真切感情。因为他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又到过不少西方国家，所以有比较、有体会。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新中国好。是的，诗人的心已和人民牢牢绑在一起了，因此他由衷地唱出：《祖国，我是永远属于你的》。
我把你大块大块地
含在嘴里，
就像是洁白如玉的油脂一样，
生怕它溶化了，
因为你是属于我的！
看见有人用手指指着你讲话，
我就生怕你遭受伤残，
就像手指要戳进我的眼睛，
我是爱护眼睛一样在爱护你，
因为你是属于我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2年1月17日
布帆无恙挂秋风
———辛笛剪影
冰夫
一
辛笛是我尊崇的前辈诗人。不久前，一个春雨初霁的傍晚，他和我们中青年诗友在太湖洞庭东山访问。辽阔的湖面上，升腾起淡淡的薄雾。耸立在湖中的一座小岛，青色的山峦上，浮动着轻纱般的云影，恰如童话中仙山似的迷离神奇。就在小岛的远处，飘荡着无数小小的黑点。黑点越来越大。那是船，扯起篷帆，鼓荡着长风的船正在航行。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辛笛作于1934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航》：“帆起了/帆向落日的去处/明净与古老/风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与白蝶……”这首佳作，境界新颖，节奏感强，一种恬静、清晰的意象表现得多么自然，诗的格调明朗达观，富于哲理。
我第一次读辛笛的这首诗是在1948年深秋的上海，那时我在一家商行当实习生。同伴中有个姓刘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本《手掌集》。我们深夜躲在堆杂物的仓库阁楼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读这本诗集。也许由于我常常思念石头城外的故乡，所以非常喜欢《怀思》：“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远天鸽的哨音/带来思念的话语；/瑟瑟的芦花白了头，/又一年的将去。/城下的路是寂寞的，/猩红满树，/零落只合自己知呢；/行人在秋风中远了。”读着读着，常常引起我孤独的旅愁和思乡的泪水。而我那姓刘的同伴，对《航》和《款步口占》《垂死的城》等诗赞不绝口。那时，《手掌集》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疲乏之夜。三十年以后（1978年）的春天，在上海作家协会诗歌组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爱慕已久的老诗人辛笛。他朴素的服饰，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声音有些沙哑的发言，在激动时挥舞手势所强调的纯真的诗人气质，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开会，谈诗，研讨时事，议论人生。去年5月，他应邀出席加拿大召开的第六届国际诗歌节之后归来，在“文艺会堂”一个六七个人参加的小会上介绍情况，说得极其平易简单，毫无修饰炫耀之词。倒是从他带来的一大叠影印材料中，我们看到加拿大的一些报刊，对他参加国际诗歌节活动作了一系列报导并介绍他的诗作。5月6日晚上，在美丽的多伦多城湖滨多元文化中心贝狄根厅举行诗歌朗诵会，来自中、英、美、法、德、意、西班牙、新西兰、智利、匈牙利等和东道国的诗人与各界人士纷纷参加。辛笛用英语和汉语先后朗诵了自己的八首诗作和艾青的《维也纳鸽子》与《柏林墙》，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辛笛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以创作优秀的诗篇而登上诗坛。他1912年生于天津，祖籍淮安，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幼年读私塾时，他就酷爱唐诗宋词，考进南开中学后，更醉心于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文。他曾说：“唐诗对我影响最大。我激赏杜甫、白居易、李义山的作品。宋代诗词中，我最爱苏东坡、陆游、周邦彦、姜白石以及清代的龚定庵等人。”他1931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学，学习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诗歌，如英国湖畔诗人以及法国象征派，但对他写诗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是现代派的艾略特、霍布金斯、奥登等。那时候，他经常到三座门大街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文学季刊》编辑部去玩，在那里结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卞之琳与何其芳等同辈诗人，并应邀为卞之琳主编《水星》月刊撰写诗稿。他还曾经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和莫泊桑、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参加了清华地下党领导的外围救亡活动，在蒋南翔任总编、姚克广（姚依林）任副刊负责人的《清华周刊》，主持文艺栏的编辑工作。他在《垂死的城》中说：“暴风雨前这一刻历史性的宁静/呼吸着这一份行客的深心/呵，是谁/是谁来点起古罗马的火光/开怀笑一次烧死尼禄的笑———”据诗人的好友袁可嘉解释说：辛笛这儿说的尼禄自然是指独夫民贼蒋介石。辛笛在回忆清华园的这一段往事时，曾感慨地说：“总之，这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故事，说是褪色的玫瑰也罢，但在回忆的烟云里，总还有一点余香犹在呵！”
1936年夏天，诗人“不愿待见落叶纷纷，径自与这垂死的城（北平）相别”，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37年艾略特来到爱丁堡大学接受文学博士名誉学位，举行莎士比亚讲座，辛笛当时直接听了他的课。另外，辛笛在英国还见到了路易士、史班德、缪尔这些受人称颂的诗人。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可是这时诗人的心是充满了忧虑的，因为抗战的火焰已经燃起，日本侵略者在鲸吞着祖国广大的土地。诗人说：“谁能昧心学鸵鸟/一头埋进波斯舞里的蛇皮鼓/就此想瞒起这世界的动乱”。而在一个阴寒多雨而草长青的地方写的《门外》一诗，如果不是深深体验过羁旅异乡、尝遍寂寞之苦的滋味，是不可能描绘出这种独特深邃的意境的。
辛笛在1939年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沦陷后，各大学停办，他改习银行业谋生。虽然没有投身抗战的伟大行列中，但他在上海闭门索居期间，除了和郑振铎徘徊于中西旧书肆外，心情是异常沉痛的：“伤心犹是读书人，清夜无尘绿影春。风絮当时谁证果，静言孤独永怀新”（《夜读书记》前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诗人的“银梦在死叶上复苏，于是在工作的余闲，我重新拾起了文字生涯。”辛笛这时不仅参加反蒋反内战的中国民主同盟，从事民主运动，而且任《中国新诗》编委、《美国文学丛书》编委。艾青曾说：当时，“在上海，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中国新诗六十年》）近月，他们当时的代表作品已编成《九叶集》出版，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应。四十年代的这许多珠玑作品，如今已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三
今年春节前夕，辛笛从香港讲学回来，我曾去看望他。他拿出一叠剪报和资料给我看，并简单介绍了他去香港讲学的情况。去年12月底他应邀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在会上宣读了《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的论文。中文大学教授余光中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为《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赏析》，对辛笛的这本蜚声中外诗坛的诗集，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辛笛虽然在诗坛沉寂了近三十年，但是他过去写的诗一直在海外流传着。
辛笛曾说，他的诗比较讲究光色明暗的运用，有的诗用音、色的重复和变调来表达情绪和节奏。例如《杜鹃花和鸟》：“年年四月，勃朗宁譹訛怀乡的四月/雾岛上看见此花肥硕与明媚/（呵，迢迢亦来自古中国）/便招邀起我心中/故国故城里此鸟的啼声/你知道，悲哀同命/而我是一个道旁的哑者/依然倔强不低头/今天独在空山中无事奔跑/心乱翻成故意来寻/草地里的流泉水。”诗人用“此花”“此鸟”和自己“悲哀同命”。远在异国他乡，看见杜鹃花开，听见杜鹃鸟啼，发自内心的自问：“迢迢亦来自古中国？”因为在故乡江南的四月，杜鹃花开遍山谷，深山里不时风送着杜鹃啼归。诗人说：“感谢你多情告诉我也南来了/可是你与我一样而不一样/因为你是过而不留/在月明中还将飞越密水稠山。”辛笛，这个旅居异域的青年诗人之悲秋，运用古典诗歌中“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的意境，改造创新，赋予并不多情的自然景物以“多情”，而画龙点睛地突出一笔：“我这个海外行脚现代的中国人/对你无分东西都是世界”。谓“多情”而实无情，鸟的自在鸣唱实在是诗人悲哀而不“同命”的反响。这首蕴藉隽永、委婉动人的短诗，在技巧上运用声音的转折回响，形象的反照、迭变，达到了“状态出神，联想自由，沉思的活动溢满情感的色彩，旋律跃动不定”的艺术效果。
辛笛多次对我说：“诗，要从真情实感出发才能写得好。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有‘七情六感’，才能写出好诗。我特别强调六感：真理感；历史感；时代感；美感；形象感；节奏感。一个诗人，如果缺少了这六感，或其中一个，都不能写出好诗。艾略特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文章中提到，诗人创作总离不开他的传统，没有历史感的人不能写诗。我认为他讲得很好，但还不够，还应加上时代性、社会性才对。所谓时代性，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为人民大众服务，鼓舞人民前进。”
辛笛经过两段沉默的时期（抗战时期在沦陷的上海闭门索居和建国后从事工业工作）之后，随着祖国春天的降临，他重新焕发了青春，寻找到了“失去的春花与秋燕”（《狂想曲》），恣意挥毫，纵情歌唱，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抒情诗和散文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编定他的诗集《春韭集》，年内即将出版。王辛笛虽年已古稀，但精力充沛，他除了写诗外，正以部分时间翻译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祝愿我敬爱的前辈诗人像太湖上鼓荡着雄风的金帆，疾飞迅驰。
原载《文汇月刊》1982年第4期
辛笛和掌上风景
秦松
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
我们已无生命熔铸爱情
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
我们如其写诗
是以被榨取的余闲
写出生活的沉痛
众人的你的或是我的
这是辛笛写在1948年的《一念》之间的几句话，《一念》在我看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到今天的他的写作的注脚。他写此诗的心情，他自己说：“早上起来/有写诗的心情/但纸币作蝴蝶飞/漫天是火药味……”他在《一念》里的主张：
我们在生活变成定型时就决意打破它
我们在呐喊缺乏内容时就坐下来读书
但是，他并不主张读“死书”：
革命有诗的热情
生活比书更丰富
他在《一念》最后一段说：
如果只会写些眼睛的灾难
就呵责众人献上鲜花鲜果
当作先知或是导师供养
那我宁愿忘掉读书识字
埋头去做一名小工
这是他创作与生活的态度，今天还是有其现实的意义吧！
辛笛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反传统者，一个革命者，在创作与生活的深切内涵里，不是空泛的呐喊。他与他同年代的作家一样，也沉默了很多年。
爱好新诗的人大都喜欢辛笛的诗，并不太了解辛笛其人。有时作品和人是不能分开的，而被分开了。
辛笛的《手掌集》具有多面的象征性，写诗的和读诗的人都十分喜欢的。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过一本《珠贝集》，四十年代出版过一本《手掌集》，十年余才出版一本集子，不是多产，只能说是“少产”。《珠贝集》已湮没在时间的海洋里，只有《手掌集》还在一些人的手上。
一本《手掌集》已掌握了许多人的诗心。经过很多转折，曾经隔海影响过和间接的推动台湾和海外的诗运。
辛笛的手掌似乎有一种魔力，也有一种魅力。在海外大部分写诗的朋友，回去如果到了上海，都要去看看他，你不去看他，他也会来看你。他热心于诗，更热情款待写诗的人。令人感动，令人尊敬。
他在他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之间，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诗人，从现在向回看，更是如此。从一本《手掌集》，从《手掌集》里的几首诗，给人很深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辛笛有辛笛的独到之处。但是，在某一个年代，又是被忽视的诗人。知道的人并不多，流传也不广。
诗本来也就不像小说那样，可以到处流行。再加上历史的灾难，岂仅是辛笛，岂仅是诗人和诗的悲剧？所幸他的《手掌集》还是流传在与他有相同的手掌的人之间。
读过辛笛的诗很早，对辛笛的人所知不多，在我去夏回国前与他从未有过联系。在回国旅行访问的最后一站，到了上海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他。他和另外一位徐钤先生到车站来接我们，令我意外地握到他的“手掌”，欣喜之余也感到不安，他已是七十岁的、高年的前辈。在中国的习惯应当称他是辛老、王老，我称他辛笛先生，很多的时候，都称王先生。辛笛本名王馨迪。1912年生于天津，原籍江苏淮安。
从车站与他相遇，在上海七天，每天都和他有数次晤面。一切都承他的照顾与安排。像他写诗一样的完整而美好。
满头白发、满面春风的辛笛，精力旺盛，话锋亦健，我们在盛夏的上海，茂绿的街路上走过很多趟，兴味盎然，我总过意不去，他意犹未尽。他在上海很多年，说着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偶尔也插上一点“外来语”。他之关心人和好客到了极致。和他一起好像读他的诗一样享受。
他的热情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热情，因之，令我想到，在上海如果未遇到他，不知将如何？他是一个真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我已经很多年不用“纯粹”这两个字，但是，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能不用，再没有其他适当的语言。
很奇怪，在国内像他这样亲切、坦诚、自然又自如的人，不是没有，好像不多。我是说，在国内确是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对我来说，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深交”，而能有深刻的认识，可以相通已经是难得了。
辛笛不仅能相通，而且能通到相通的深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虽然他比我年长二十岁。在某些艺术观与创作观，超越了他同年代的人，也超越了时空，他给我这样一个可贵的印象。与他的作品得到了印证，什么人才能写出什么作品。辛笛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我常常以此来要求别人，对于辛笛，他在这种性情上也是我的前辈。
在上海那几天，刚巧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写诗的老朋友，他先我而到，也是一位真人，我想写诗的人都应当是真人。真和真在一起，才是真的开怀畅快，有酒且乐，无酒也乐。我们欢聚数日，引发了辛笛的诗兴，比我两位少了二十岁的人更快。辛笛在他离开前赠他一首，又在我离开前赠我一首。不仅是他赠诗之可贵，是他创作的热情与活力更可贵。
诗人之外，他是政协的委员，也是上海作协的理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专业作家？我在国内遇到一些专业作家，比他要年轻得多，像我这样的年纪，有的比我还小，已是老气横秋令人难以想像，与辛笛成为一个对比。使我直觉地感到，搞文学的也有“当权派”。作家当权以后也是同样的出“毛病”。人不健康，如何要求作品“健康”？也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