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越美拿着墩布一边拖地一边和苏联说话。苏联坐在床上，肥大的棉裤里两条细长的腿耷拉在床沿，咣咣地踢着床底下的木头箱子，那里面原来装的都是爸爸的书。
“二姐，我爸爸……真的是死了吗？”她还是有些不明白。
越美把墩布往地上一扔，哇地大哭起来。她抱着苏联：“苏叔是死了……呜呜呜，他被造反派打死了……”
苏联没哭，她还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想爸爸可能和以前一样，是去出差了，这个“死”和“出差”差不多，可能仅仅是时间长短的不同，也可能是永远回不来了，但是爸爸一定是在哪个固定的地方，而不是消失的。
越美把苏联的弟弟抱了过来：“你就在这等我啊，我把弟弟送过去，让胜美他们看着，再过来陪你！”
苏联点点头，弟弟苏正正还小，才4岁，瞪着两只黑咕隆咚的眼珠子，一派浑然的脸孔。
等越美回来时，苏联竟然在地板上疲惫地睡着了。
越美把瘦弱的苏联抱到里屋朱淡宁的大床上，然后去收拾这个杂乱的家。
越美是车家的老二，也是这两家女孩子中最温顺体贴的姑娘，苏联与她的关系最好，有时像她的跟屁虫。夏天，她们到江边玩耍，捉蜻蜓的时候，总是眼尖的苏联发现蜻蜓落脚的地方，然后大叫：“二姐，这里有一个大力士……”
越美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用纱布做成的网子对准蜻蜓轻轻一绕，蜻蜓就乖乖地被网住了。
然后，她们躺在岸边的草地上，摘一些灯笼果吃，有时候唱歌——
阳光阳光多么灿烂，
春天春天来到草原，
白云在我的头上飞舞，
羊儿在我的身旁撒欢……
这是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插曲，电影院外的大喇叭整天在放这首歌。电影院坐落在红宝石大街的路北，与苏联的家只隔着一栋楼。苏联蹲在厕所
里都能听见大喇叭的声音。
苏联觉得这个歌好听，比那“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好听多了。可惜红岸已经从草原变成城市了，早就没有了人们想象的洁白的羊群，更别提什么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了。
苏联醒来时，妈妈还没回来。
苏联有些迷糊，不知道为什么会睡在父母的房里，她趴在枕头上，闻到了妈妈身上常有的淡淡的香味。苏联老是觉得妈妈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妈妈独有的体香，不仅仅苏联喜欢，爸爸也喜欢。
这个房间被一张大床占据了一半，床头柜上有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明显是后来染的颜色，那染色的技术真不怎么样，妈妈的口红都溢出了唇角，但是爸爸金丝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却闪着温暖和幸福的光芒。妈妈穿的是丝绒旗袍，还戴了一条白色珍珠项链。妈妈给苏联看过她的首饰盒，那条项链就躺在红绒布的底子上，仿佛在向苏联发出召唤：快快长大吧！它是你的啦！苏联也偷偷地试过这串项链，可是自己的脖子太细了，那项链就有些像拴狗的链子，咣里咣当的，很滑稽。
父母的房间是朝西的，挂着湖蓝色的窗帘，妈妈最喜欢这个颜色，她一向喜欢蓝色，就像她故乡的湖水……妈妈说窗帘里面必须要有一层窗纱，平时白天要拉上窗纱，这样从里面看外面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的人：“尤其是我们女孩子，不能随随便便让别人看到我们呢！”
妈妈说这话时还拢了一下苏联的头。妈妈经常娇滴滴地自诩为“女孩子”，那是因为爸爸经常这样称呼妈妈。
此刻，西下的太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白色的窗纱上，有朦胧恍惚的美丽。苏联第一次感觉到夕阳的美，同时，也第一次隐约觉得，美也会让人难过。
此时的苏联心里是难过的，不是一般的难过，是大难过。
这间屋子里最奢侈的一件东西就是朱淡宁的梳妆台，那是外婆送的陪嫁，朱淡宁不惜花费很久的时间从杭州托运到红岸。它是由好木头做的，上面有精细的手工雕刻，那些镂花，苏联的小手指头都能插进去。那木头的温度，在寒冷的北方，好像能够温暖冰冷的小手。
苏联后来对于木质的东西喜爱有加，应该说来自于妈妈的品位。
苏联突然发现：爸爸书架上的书大部分都没了，昨天抄家的人还带了麻袋，把爸爸妈妈的书和古董都扔进了麻袋里。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一套竖版的《石头记》，如今只剩下一本“下”，静静地躺在那里，孤单的样子很像苏联现在的情形。
越美从外屋跑了进来：“你妈回来了！”
敏感的孩子已经听到妈妈的声音，她跳下床跑到门口，怯怯地看着妈妈缓缓地被超美和方姨搀着进来。朱淡宁踉跄地把鞋甩下来，一头扑到床上。谁也看不见她的脸。
但是苏联看出妈妈的脸都哭肿了。她害怕，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极度虚弱的朱淡宁看了女儿一眼，侧身从裤兜里掏出两毛钱给苏联，让她到群众饭馆买一根麻花吃：
“孩子，你去吧，平时你最爱吃的麻花，买回来，和弟弟一起吃，妈妈想睡一觉，妈妈太困了……”
其实才11月份，但是红岸的雪已经覆盖了整个街道、广场和江岸。
大街上有许多大雪球，有半人高，都是男孩子们一点一点滚起来的。他们从手里的小雪块开始滚起，一会儿就弄到那么大了。北方的雪实在是太厚了，足够盖一座大房子了，苏联想。
男孩子们把大雪球摆了一排，故意拦截那些装载货物的大货车，然后躲在远处看热闹。
缓缓开过来的大货车到大雪球前面停了下来，司机骂骂咧咧地从高高的驾驶楼里跳下来：“小王八羔子，我操你家户口本的第一页！”
他推了推大雪球，那大家伙死死地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他只好过去拦住另外
几辆车，朝车里的司机摆手：“我操！都下来下来，别他妈擎现成的！这帮小×崽子，看老子一会儿咋收拾你们！”
几个司机不悦地下来，几人合力推，费劲儿地喊：“一、二、三——”
推走了一两个大雪球，留出能行驶一辆车的空当，他们再回到车上，货车排
着队，逶迤而来，从两个大雪球之间穿过。
男孩子们躲在楼角偷看，有时会被脾气大的司机逮住，一顿拳打脚踢，奇怪的是他们好像都不知道疼，嬉皮笑脸无所畏惧地哄的一声，瞬间就消失在楼群中。
这群人里就有克飞，从今天起，他已经变为苏联的仇人了。苏联听见大人们议论说，昨天来抄家的人，也就是把爸爸打死的那些人，是廖大胡子单位的，而廖大胡子是他们的头头。
苏联一看见克飞，就恨不能把指甲抓到他的肉里，想掐死他。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像有好几把小刀同时在拉她的小心脏——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感觉让她的心被剜割了一样，鲜血淋淋地撕裂着。
有一颗仇恨的种子，今天开始，就此生根并且发芽了。
克飞没有看见苏联，继续跟那些淘气的大男孩劳作着，如果能够飞檐走壁，他们一定不会只在那些平房上飞奔的。
想起爸爸，苏联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往东走，她觉得只要这条街不到尽头，她的眼泪就不会流尽。
沿着红宝石大街向东，她经过了电影院、新华书店，过了一道横街；经过向阳商店、照相馆，再过一道横街就到了群众饭馆。
这是这条大街上唯一的饭馆，大木头门上面挂了一个横匾，写着隶书体的“群众饭馆”。
这里平时人就不多，今天几乎没有人。
苏联费力地推开厚厚的棉门帘，那上面有油乎乎的手印，还有冻冰的硬结，碰到她的头，像被锤子砸了一下，生疼。
玻璃窗里，一个戴着挂满油渍的白帽子的女人坐在椅子上打盹，空荡荡的长条案上，有一个被苫布苫着的竹编筐，这个筐吊着全红岸孩子们的幸福味蕾，那里有大馃子、麻花、糖三角、豆包等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每天都能吃得到的，只有在快过年时，或者是谁的生日、小孩子生病时，才有机会光顾这里。所以，好好的时候，苏联特别盼着自己生病，生病就能吃到那黄灿灿的大麻花了。
“阿姨，我要买一根麻花。”苏联踮起脚，递过去已经攥湿了的两毛钱。
“你谁家的孩子啊，整得这么埋汰？”女服务员看看脸上都是泪水和鼻涕的女孩，皱着眉头说，“凉的，行不？”
她打开苫布，苏联看到里面只有三根孤零零的麻花躺在那里。
“行。”
服务员把大拇指食指放到舌头上舔了一下，捻出一张黄色的油纸，用夹子夹起麻花放到纸上，卷了几下，从窗口递给苏联，同时找了她两分钱。
苏联馋得使劲咽吐沫，这是她平时最喜欢吃的大麻花啊！她的手就快触到油纸了，她就要享受那满嘴的香甜了……
突然，那一点欲望消失了——
今天是爸爸死的日子，但是今天吃麻花……好像有点不对，但为什么不对？不对在哪里？
苏联冲到门口，撩开厚重的门帘，飞跑起来。
一路上，她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根麻花，那张包裹麻花的油纸，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
推开家门，见车大爷和方姨围在妈妈身边。方姨眼睛红红的，唉声叹气地拍大腿，车大爷在狠狠地抽烟，喘着粗气，满屋子的烟气像刚蒸了一锅馒头散发的热气。
苏联上去抱住妈妈，妈妈的头发里都是车大爷抽的烟草味，妈妈的手腕上缠着纱布，有鲜血染透了的痕迹。
朱淡宁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她像铅笔画的仕女图，细细的白描一样的眉毛和眼睛仿佛被橡皮擦掉了，却仍然留有淡淡的痕迹，以往的温婉美丽全被眼前的绝望掩盖了。
苏联最害怕的是妈妈这时候的眼神，连看都懒得看自己女儿一眼的眼神，让苏联彻骨地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