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中含“血”的民国文士，还有本名陈景韩的陈冷血。他有两重身份，一是报人，先后在《时报》与《申报》担任主笔，擅写时评，尤其是二三百字的短评，开一时之风气；二是小说家，着译双绝，据胡适回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着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最早的一段历史。”这里的“冷”、“冷血先生”，即陈冷血。他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享年88岁，比喻血轮还要高寿。
2013年9月5日
吴经熊的乡愁
如果你在这两年来到吴经熊先生的家乡宁波，随处可见一块城市标语，曰“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前半句颂文化之盛，后半句赞商贸之达。最聪明的宁波人，往往能融二者于一体，集大成者，如余秋雨。
宁波文化最繁华的时节，当属明清。方孝孺、王阳明、范钦、朱舜水、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等，这些名字宛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皇权时代的夜空。至近代，家国多故，文运衰微，宁波所出土的文化人，随之沦为柔石、殷夫、巴人、苏青之流。不过，倘拓宽文化的边疆，而非局限于文史一域，那么，近代史上的宁波文化，依然蔚为大观。这其中明媚一脉，即是法学。
只须把出生在宁波或籍贯为宁波的法律人胪列出来，默念一遍，你的舌尖霎时便沉重起来：吴经熊、桂裕、龚祥瑞、史久镛、江平、应松年……
吴经熊排在这个谱系的第一位，并不仅仅因为，他诞辰最早：他生于1899年，早于龚祥瑞12年，早于江平31年。
许章润尝论吴经熊：“中国现代法学发轫于清末变法，迄而至今，骎骎乎已历五代。然而，回眸百年生聚，整个二十世纪，真正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法学家，惟吴公经熊先生一人而已。世事云烟，百年后回头再看，论世道，察法意，究人心，还是吴公高瞻一俦。”言下之意，吴经熊俨然百年中国法学界第一人。
但是，读吴经熊的书越多，就越发犹疑：他凭什么拥有了“世界级声誉”？盛名之下，其才学究竟几何？今人对他的称颂，到底是如望山斗，仰之弥高，还是别有肺肠，借吴氏之酒浇自我心中之块垒？
吴经熊（左）与徐志摩
吴经熊的天才，即便置于群星闪耀的民国，也是一流，绝不亚于他的大学同学兼好友徐志摩，我以为可比梁启超、张荫麟和钱钟书。结合他的经历，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壮丽的传奇。1921年，22岁的吴经熊，仅用一个学年便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J.D.）；1923年，他到哈佛大学法学院任研究员，从事比较法哲学研究；1927年，任东吴法学院院长，被徐志摩戏称为“东吴法科的猴子王”；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之职，在任上公布了《吴氏宪草》，并参与起草《五五宪草》，这两份宪法，虽为草案，在中国宪法史上却自有一席之地。1937年，正值盛年的吴经熊决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政法事业，皈依天主教，投入神的怀抱，“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这一急转，正符合传奇的叙事。
空说无凭，且以文本为证。吴经熊的书写，横贯中西，这里的“中西”有两义，一指中西文化，譬如他一手研究中国法学，一手研究西方法学，一手研究老子（将《道德经》译作英文）、唐诗（着有《唐诗四季》）、禅宗（着有《禅学的黄金时代》），一手研究圣经（译有《圣咏译义》《新经全集》，前者系用古诗体例翻译《圣经》的诗篇）；二指他既能用中文写作，也能用英语、法语、德语写作，论及他的法学着述，竟以西文居多，其代表作，仅《法律哲学研究》系中文，其余如《法学文选》《法律的艺术》《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法理学》《自然法哲学之比较研究》等，皆为英文。当然，吴经熊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宁波人一样，不论说普通话，还是英语、法语、德语，都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滕固向邵洵美介绍大名鼎鼎的“阿德哥”吴经熊，便说吴和所有宁波人一般，‘江山易改，口音难移’）。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吴经熊法学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即从吴经熊早年的英文着作《法学文选》（1928年）、《法律的艺术》（1936年）编译而来。尽管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吴经熊早已声名赫赫，然而国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源于事迹，而非文本。2005年3月，经许章润重新编订的《法律哲学研究》出版，据我所见，这是1949年后吴经熊的法律着作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发行。第二本为《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主要收录了吴经熊在上海担任法官时期所撰写的判决书，以及他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通信。《文选》只是区区第三本而已——吴经熊的法学着述，计有十余本之多。
将《文选》与前两本书对照阅读，再次验证了我五年前的一个判断：“吴氏法学方面的成就，不在于他的理论之深刻，而在于他开一时之风气；不在于创造，而在于融合：他属于观念的二道贩子，将西方的经典学说运输到相对滞后的中国法学界；转译之时，他并没有尽信书式的生搬硬套，而不乏对元理论的拓展与批判，并试图使用中国的文化试剂融汇从西方舶来的法律食品。基于此，他的多数见解，都充满了深沉而悲怆的时代感……”
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直言之，吴经熊在法学尤其是他发力最深的法理学领域的成就，并不十分高明。无论他谈法律的一元论与多元论，还是谈自然法，那些精彩的段落大都是对西方法学家的引述。以“法律之一元论”一文为例，其第二节谈历史法学派，我数了下中译文，共75行，其中11行是霍姆斯的话，18行是萨维尼的话，32行是亨利·梅因的话，吴经熊的原创书写，仅占二成，而且几乎全是穿针引线的介绍性文字，这倒接近于本雅明所幻想的引文写作。吴氏的书写风格，大抵可总结为“引而不论”或“引多于论”；他的论，常常是卑之无甚高论。这么说，并非苛责，吴经熊那一代法学家，限于国情与时代性，研究现代法学，以引介为主，诠释为辅——中国正是不毛之地，如何凭空创造？
相比之下，《文选》第二编所收录的吴经熊撰写的判例，更为可观。他是霍姆斯的信徒，霍姆斯留在法学史上的第一名言便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所谓经验，我们可以片面地理解为对法理的实践。由此而论，吴经熊的确不负霍姆斯的谆谆教诲，他当法官、当律师，都十分成功。“我的裁决得到中外报刊的良好评价。我感到，我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他曾审判一起定作物纠纷案，一家美国报纸报道称“所罗门王坐在审判席上”（Solomon Sits in Judgment），中文报纸则称他“吴青天”。他的盛名甚至惠及家人，其妻在外购物，竟因“您是吴法官的夫人”而“不用马上付现金”，可赊账。
《文选》最精彩的章节应该是第四编“法学人物研究”，确切说，即霍姆斯与卡多佐研究。此编共七篇文章，四篇论霍姆斯，两篇论卡多佐。“霍姆斯大法官的心智”与“怀念霍姆斯法官”二文当属全书的华章，我读到这里，才觉得这本书没有白读。吴经熊对霍姆斯的诠释，是否契合霍姆斯的本意呢，我不敢确认；不过，可以确认的是，霍姆斯一定乐意接纳这种诗化与哲学化的解读，以及吴经熊对他的礼赞，将他与莎士比亚并论：“莎士比亚在文学上无人能及，霍姆斯在法学上领先群伦。”这样的颂扬，谁不爱听呢？
作为一位法学家，吴经熊能在国际扬名，除了才学，他与霍姆斯、卡多佐、威格摩尔、庞德等人的交情，当是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呢）。耄耋之年的霍姆斯视他为忘年交，14年来给他写了七十封信，一字一句总关情；卡多佐是他的密友；威格摩尔、庞德都为他写过揄扬的书评，称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法律哲学家……单是这一份资历，百年中国，无人能及。
吴树德称其父吴经熊为“温良书生”，事实上，吴经熊身上并无几许书生气，学者只是他的一张面孔，法官、律师、立法者、外交官等则是他的另一张面孔；他的自传《超越东西方》虽侧重书写沐浴神恩的精神历程，从中却可窥见，他并不畏惧世俗，他自有一套待人接物的处世技巧。犹如胡适出身徽商家庭，孕育了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性情，吴经熊出身甬商家庭（其父吴葭苍，是晚清时期宁波商界的风云人物，乾丰钱庄的经理，宁波商务总会的首任经理），宁波商人所特有的精明与果敢，遗传于他，令他在世俗的洪流之中游刃有余，周旋于霍姆斯、庞德等法学宗师之间而不失尊严。
据吴经熊自传，他最后一次返乡，当在1949年三四月间（查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报纸，《宁波晨报》曾报道“吴经熊返甬省亲”，时为1949年3月25日，仅逗留二日，27日离开），八方风雨，山河飘摇，他深知，这可能是诀别，于是他去了母校，去了城隍庙，去了天主教堂。从此，宁波只能作为一种缥缈的乡愁，浮现于他在异邦的梦中。
休对故人思故国，这块土地已经彻底遗忘了它荣耀的子民。如今你问宁波人，吴经熊是谁，答案恐怕是一脸惘然。然而，每当我走过荣华不再的念书巷，还是会想起他，正如每当我走过软红十丈的和义大道，还是会想起龚祥瑞先生，百年前，他们曾生于斯、长于斯，播下了法治梦的种子。我想起那个立志做中国孟德斯鸠的宁波青年，终究一步一步远离了法律，想起他未完成的法治梦，在故土之上开出了什么样的花朵呢。
正寻思间，却听见一声高叫：拆迁地块，注意安全！
参考文献：
《吴经熊法学文选》，吴经熊着，孙伟、李冬松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孙伟编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
《法律哲学研究》，吴经熊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着，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附：吴经熊的父亲与出生地
吴经熊自传《超越东西方》第二章写“我的父亲”：
“我几乎对我父亲的早年一无所知。他名叫葭苍（Chia-Chang），人都称他‘苍师傅’。他于1847年2月13日生于宁波一个穷人家里。他只受过三年的私塾教育。他先做学徒，后来成了米商。40岁时，成了一个银行家。50多岁时，是一家本地银行的总经理，并且是新开张的商会的首任主席。他死于1909年。”
五年前我读到这一段，便开始查考吴葭苍，穷尽我所能触及的图书与网络，结果一无所获。
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吴经熊的自传系用英语写成，后由周伟驰译作汉语。由中文到英文，再由英文到中文，百折千回，不免误差横生，尤其是那些地方性知识，如人名、地名、民谚。譬如一句嘲讽宁波话的俗语，曰“宁跟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吴氏自传提到此节，称“宁波方言听起来像最糟的爵士乐，以致上海曾有一个说法：跟苏州人吵架也胜过和宁波佬谈恋爱”。这一翻译，韵味全无。
关于吴父的姓名，周先生显然译错了，不是吴葭苍，而是吴葭窗，一作葭牕，这是他的字，其名吴传基。
吴经熊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一家本地银行的总经理，晚清的宁波，尚且不兴叫银行，而叫钱庄。吴传基所开的钱庄，名乾丰。当时，钱业发达，号称百业之首。乾丰钱庄则是宁波钱业的一大领头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宁波商务总会成立，公推吴传基为第一任经理（吴经熊自传所言“新开张的商会的首任主席”，即指此事）。因吴传基“可谓当时的风云人物，上通官府，下达群商，人称‘仁厚长老’，连任二届”。时有记述：
“吴传基，字葭牕，甬市中最称仁厚长者。（乡绅盛）炳纬深契其人，凡举公义，必与之偕，曰：惟吴君不为名役，可与谋也。清末宁波成立总商会，传基首被推为会长，前后凡两任，平亭息耗，变化有概。家不甚裕，而性好务义，尝曰：必待富有而后济，人之失济者众矣。其存心有如是者。”
查彼时的《申报》，吴传基的名字曾出现数次。有一回被人指控，称他庇护延寿庵尼僧，阻止兴学，宁波府的长官喻庶三为他辩护，“查吴传基立品端正，此事未闻干涉，何得谓其庇尼阻学”。由此可知吴传基的品行，以及他与政府的关系。还有一回，宁波士绅公开致信官方，请求开镇江米禁以济民食，领头的人物，便有“花翎候选道吴传基”——可见吴传基曾捐过官。
吴氏自传，还有一处可商榷的译名。吴经熊说他“生在宁波市一个叫做‘二十四院’的地方”。二十，宁波话念“廿”，二十四院即廿四院。我推测，其英文所指，应为“廿四间”。《鄞县通志》载：念书巷，旧名廿四间。《三字经》的作者、南宋人王应麟便诞生于此，此地更因他而得名。据《宁波市志》：“1927年，鄞县（今宁波市）成立以冯孟颛先生为首的‘街巷整理委员会’，将王应麟故居右首的小巷命名为‘念书巷’，以纪念这位先贤。”吴经熊生于1899年，1927年他不在宁波，未必知道改名之事，故其回忆录，照旧称“廿四间”。
可为佐证的是，吴经熊六岁那年，便和与他同年出生的李德兰女士定亲。李女士的父亲李亭山，是宁波立丰钱庄的经理，虽与吴传基同行，却非相轻，而相交莫逆。立丰和乾丰更是比邻而居，都在江厦（宁波有两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走过三关六码头，不如宁波江厦头”——这里的江厦，即现在的三江口一带，百年以来，一直是宁波最繁华的地方，当时钱庄大多聚集于此，如今仍保留宁波钱业会馆的古建筑）。在吴经熊十来岁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未婚妻住在哪里，少年思春，“有时放学回家，便绕一段路，好从太和桥她家门前经过，指望她倚在门口”。这里的太和桥，1914年宁波城厢图有标，大约在今之天一广场药皇殿西、开明街上，距离县学街的廿四间并不远，论直线距离，仅数百米之遥。然而，宁波虽早早港通天下，却一向讲究传统伦理，礼法的规约之下，咫尺即天涯，吴经熊与李德兰在结婚之前，并未见过一面。直到洞房花烛夜，喝完交杯酒，吴经熊才看清妻子的脸，“对她真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四字，何其真挚，何其辛酸。
2012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