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两位文士，若见其名，便难忘怀。因这二人名中皆有一个“血”字。其一是江苏金坛人徐血儿，他是着名报人，曾担任《民立报》的主笔和主编；且是宋教仁的挚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徐即随侍在侧。后撰讨贼文：“……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宋教仁死后二年，徐血儿患肺结核病咯血而逝，年仅24岁。《民立报》的创始人于右任亲书挽联：“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渔父即宋教仁。且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
以血入名，似嫌不祥，徐血儿英年早逝，不知是否犯了此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湖北黄梅人喻血轮同样以血为号，却活了76岁，堪称高寿。尽管他的一生颠簸流离，千磨百折，最终沦落孤岛，客死异乡，然而生于乱世，能得善终，即是三世修来的天大福气。况且喻血轮之平生堪称传奇：少年投身革命，以笔为枪，中年浮沉宦海，而以文学终老。其在立言一面，纵然难称文豪宗师，却自有其可观之处。
论文学派系，喻血轮当可归属鸳鸯蝴蝶派之列。不过今人品评此派作家及文学史，却极少提及喻氏之名，他连附于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张恨水、严独鹤、周瘦鹃等名家之骥尾的资格都未落得，足见历史不公，造化弄人。自1917年起，喻血轮所作《芸兰泪史》《蕙芳秘密日记》《林黛玉笔记》等，不仅无比畅销（据喻氏追忆“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且开“日记体”写作之先河。这其中以《林黛玉笔记》最负盛名，曾被鲁迅先生当作批判的靶子加以讥讽：“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版的《林黛玉笔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其实《林黛玉笔记》与《红楼梦》并不具几分可比性，一者是经典的树干，一者是诠释的枝节，鲁迅如此论调，反是抬举了喻血轮。
林黛玉笔记
写《林黛玉笔记》之时，喻血轮仅26岁，正值才情喷薄的盛年。故此书哀感顽艳，缠绵悱恻，乃是当之无愧的才子书。只是这种才子，到了鲁迅笔下，被讥为“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这一批评用在喻血轮身上或无不当。因为一方面，《林黛玉笔记》受女主角之原型所严重限制，自然不大可能写出花木兰式的勇悍、柳如是式的决绝，开篇便只能是“夕阳西下，倦鸟投林，长堤衰柳千树，受斜日余光，惨红如血，秋风吹之，叶簌簌堕……”；另一方面，则基于喻血轮的性情，不说其他，但观他的雅号——绮情君、绮情楼主——便可知喻氏为何种人，擅写何种书。这就像琼瑶、亦舒等，必然对应言情，古龙、梁羽生等，必然对应武侠，前者的名字充满金粉气，后者的名字则潜藏刀光剑影。
喻血轮既名绮情，后作《绮情楼杂记》，可谓名得其所。我最初睹此书名，还以为是《幽梦影》《浮生六记》一类着作，读后才知书中内容全是“硬通货”，其笔底龙蛇，质直浑厚，波澜老成，一字一句，一腔热血，一腔忧愤，洒向沦陷的故土与家国。文字背后，甚至还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别忘了，喻血轮不仅是才子，是言情小说大家，还是强项的报人，是敢言的志士，当年曾对抗强权，报道惨案之真相，差点命丧军阀之手。可想而知，在乱世浮沉数十年，心中若无一股硬气，恐怕早已随风摇落，化作炮灰。其于晚年，风雨之夕，写儿女悲欢离合，英雄扰攘纠纷，成此《绮情楼杂记》，足以说明那一份抱负与幽思，依旧在沧桑的肺腑激荡不息。
《绮情楼杂记》的体例，应属历史笔记。誉者称其有《世说新语》之遗风，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广告言论。《世说新语》立意之高远，气韵之清雅，岂是寻常史家记言载笔所能及？质言之，这世间，只有一部《世说新语》，却可以有一万部《绮情楼杂记》。这么说并非刻意贬损喻血轮，而只想老老实实作对比。若论及近人的笔记体，则可分为两派，其一，已经称其为一门大学问，曰掌故学，代表人物如徐一士、郑逸梅诸先生；另一派，大多为当事人对历史风雷的见证记录，如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等。细究起来，这后一派，仍可一分为二，一类是作者只记其所经历、所熟悉的历史人事，如《梦蕉亭杂记》；另一类，则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将所听所见，不管是耳闻目睹，还是道听途说，统统纳于笔下，《国闻备乘》《世载堂杂忆》皆属此列——若论可信度，自然以前者为高。
相比之下，喻血轮《绮情楼杂记》更近于《世载堂杂忆》之流。其中大多笔记，所写的名人，所记的史事，作者并不亲近，亦未亲历，他之记述成文，或闻之友人，或阅之报章，或传之街巷。这样一来，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必定就越来越遥远。譬如《张佩纶一诗缔良缘》一则，写张佩纶读到李鸿章幼女李经璹吟咏马关战事的诗，涕泪横流，忽然跪下向李鸿章求亲，这显然是误听了野狐禅，以至于以讹传讹。因为张佩纶骄狂则已，却并不冒昧，如此唐突的事，他断然做不出来，更何况他当时乃是白衣之身，寄人篱下，更需时时谨言慎行。其后记：“女以张龄长，意颇不悦，李（鸿章）委婉谕之，亦即释然。”这更与史实不符。李经璹既然写出了“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这样十分体贴入微、令张佩纶感动不已的诗，足以说明她对张的观感之佳。我读到的说法则是，嫌张佩纶年纪太大，不是李经璹，而是她的母亲，李鸿章的夫人。只是后来被李氏父女说服了，才成就了一段金玉良缘。
《易实甫之奇文怪诗》一则，记易顺鼎（字实甫）写诗嘲讽清宗室宝廷纳船女为妾：“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属于典型的张冠李戴。宝廷这一桩风流韵事，发生在1882年，其时易顺鼎年方24岁，连进士都未考取，还说什么给当朝红人宝廷寄诗，俨然老友故交？真正作此诗者，系李慈铭。原句本为“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喻血轮还记错了两个字呢。
这些都是前朝旧事，发生之时喻血轮尚未出世，他所记出现偏差，情有可原。然而，另有一则《梁启超吼住龙济光》，据喻血轮所记：“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按理说应该非常可信，实则依然有误。其文如下：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舱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力阻，不听，唐继尧欲遣兵随之，梁亦峻拒，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龙闻梁且至，大为惊愕，佯表欢迎，阴欲杀之。梁至，迳赴督署，龙立召集军事会议，意欲以杀梁之谋，委之军事会议。梁入会议室，见卫士满布，荷枪实弹，与会军官，亦各握手枪，形色愠怒，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乃竭尽平生气力，狂吼一声，顿令全场震慑。梁遂亢声演说，力言帝制不可为，由世界大势，迄中国人心，一一剖析，断言袁氏必败。初演说半小时时，全场紧张形色，即告松驰；一小时时，众皆窃窃称是；迄一小时半演说毕，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粤局遂定矣。
查梁启超年谱，此次广州之行，实在是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然而，第一，梁启超并非单刀赴会，而是与李根源、张鸣歧等同行，张鸣歧与龙济光有旧，同仕于晚清，张任两广总督，龙在其属下任广东提督，有张鸣歧这样的大佬随行，梁启超便多了一道护身符；第二，危急关头，梁启超的确发表了演讲，慷慨激昂，“意气横厉”。狮子吼一事，却无记载。而且梁启超的演讲，效果并不明显，后来，“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这相当于逃遁。“故返肇之后。有密电与蔡松坡，云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4页）既如此，“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云云，或者是梁启超的自我美化，或者是喻血轮的过度诠释，距离实情则远矣。
喻血轮是小说家出身，他的笔法难免有一些演义、滥情的成色，故细节之处，确有疏漏（另有一处，将小凤仙与小阿凤两位妓女搞混了，小凤仙随蔡锷，小阿凤随王克敏，原是二人）。然而这并不足以减损《绮情楼杂记》的价值。我自视略通近代史事，读罢《绮情楼杂记》，依然受益良多。游弋于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喻血轮不但恢奇多闻，而且有高识远见。这里且举两例：
其一如《辛亥起义遗事》：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炳坤放第一枪，然促成工程营起义，实为党人梅宝玑。梅为湖北黄梅人，清末任共进会鄂东支部部长，秘密吸收党人，共图革命。八月十七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爆炸，梅曾在场，面部且受微伤，当晚渡江至武昌，匿阅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次日武昌大朝街机关破，彭杨刘三烈士就义，梅知事急，亟欲通知各方党人起事。乃于十九日晨，至工程营门前，坐一烤红薯摊贩处，伺工程营兵士出，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历数次，始获一人，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其人闻之，大为惊骇，亟问各册是否搜去？梅因欲激动党人，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并谓：“武昌城关已闭，瑞澂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势成瓮中捉鳖。”其人闻语，沉吟久之，曰：“吾将通知营中同志，迅速起事。”是晚，工程营遂首先发难，造成光辉历史。故工程营举义，实梅宝玑报告消息有以促成之。后梅曾膺非常国会议员，抗战期间，在赣以贫病死！
这一则恐怕为孤证，无法查对。由于是喻血轮的记言，却增加了三分可信度。因为当事人梅宝玑，乃是喻血轮的舅舅。这大约就是出身世家的好处。
其二，秋瑾长诗“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我以前读过，却不知标题。《绮情楼杂记》写秋瑾一则，则谓此诗名《东渡长歌》。《徐树铮之大胆》一则，写民国九年夏直皖战争，皖系兵败，直军逼近都城，“是晨树铮犹衣白夏布长衫，乘敞篷汽车，出宣武门至其主持之殖边银行，提取现款，转赴琉璃厂旧书店，偿还欠账。时都中均知皖军已败，直军瞬将入城，店主见树铮犹从容若无其事，颇为惊愕！频谓：‘此小事，何劳督办大驾。’树铮笑谓：‘此刻不来还，将成倒账矣。’迨其由琉璃厂转至东交民巷时，直军已蹑其后矣。”徐一士、刘成禺等所谈徐树铮皆未言此事。我在他处读过梗概，不曾想全景如此。另有《公民价值》一则，记民国六年公民团一事，录有公民王合新致《醒华报》的信函：“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原来，“五角（毛）党”早有其源流。
喻血轮此类杂忆，可补历史之阙。其人之见识，同样值得玩味。如写黄兴，“人多以军事人才目克强，其实克强诗文，实在其军事学术之上”。我倒不觉得黄兴的诗文有多好，不过，喻血轮作此对照，我却无比赞同。因为我一直认为，黄兴的军事才能严重被高估。他之成为民国柱石，凌烟阁上的排名仅次于孙文，是因其德行，而非才具。他这一生，打了多少仗，却几无胜绩，堪称“常败将军”。诚然，有时其麾下的兵力处于劣势，但对一个优秀的将军而论，他不仅要会打顺风仗，还得善于打逆风仗，善于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打仗这一块，黄兴勇悍有余，战术、机变皆不足。民初的将星，第一流当是蔡锷与吴佩孚，黄兴最多是二流。
喻血轮写《绮情楼杂记》那年，已经60岁，且随蒋氏父子逃亡台湾，身为逋客，回望家国，山川琳琅，日月光华，却似梦中旧物。按说，其笔下应该风雨苍茫，悲声不绝如缕。然而，喻血轮如老骥伏枥，依旧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在喻氏笔下，却化作坚忍一心、发扬蹈厉的风雷之气，跃然纸上，直击我的眼目，以至我读其中章节，竟有泪涔涔。这莫非是一种心疾吗？如喻血轮所写的北京某乞丐，徜徉街市，或歌或哭，一日登陶然亭，援笔题诗于壁上：“为感浮生亦太劳，可怜无地处英豪。伤心未是中原事，犹向狂流着一篙。”“此衷苦况向谁说，欲哭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
对喻血轮而言，伤心最是中原事，欲哭还歌泪千行。
2010年11月23日
（此文系《绮情楼杂记》序。《绮情楼杂记》，喻血轮着，眉睫编注，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