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倘然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里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
除了日本和德国，还有俄国，胡适说，全世界唯此三国无怕老婆的故事。他还提到与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意大利，不过是拿来作为反例，称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预言意大利迟早会背叛轴心国，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军投降了。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中国——无论古今——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不论民主的结果，还是民主的基因，与怕老婆的关系，一旦上升到宏大叙事（譬如一国的政体），也许并不如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庞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相异，就像你面前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现代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实上，宣扬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刊文“胡适之伪装惧内”，称胡适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读到这一节，哈哈大笑。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嘶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仅仅是一种潜质。
2012年6月20日
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一张合影说起
胡适与蒋介石合影
胡适与蒋介石有一张着名的合影，摄于1958年4月10日。查曹伯言、季维龙编着《胡适年谱》，当天上午九点，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南港中研院考古馆楼上发表演说，称这一职位，自朱家骅卸任以来，蒋介石请他出山，他正在病中，曾数次恳辞，后念及中研院工作者都是老朋友，深感义不容辞云云。随后，他请前来主持就职仪式的蒋介石致辞。查《蒋介石年谱》，蒋介石的讲话内容主要为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复兴中华历史文化等。仪式结束，二人合影。
照片之上，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蒋正襟危坐，仪容严整，身体向胡适一侧微倾；胡却跷起二郎腿，谈笑风生，意气自若。这充分体现了二人的人格与性格之差异。蒋介石中年豹变，此后一贯以庄敬自律，从精神到举止，莫不合于礼法，他参与公务的照片，几乎都是正颜厉色，不苟言笑。胡适恰恰相反，他的照片，我收藏近百张，其青年时期，偏于严肃，眼中的焦灼与迷惘像时代的阴霾一样挥之不去；中年以后，不论在何种场合，与何人合影，大都神态从容，襟怀洒落，从他脸上，你可以读出什么叫清雅，什么叫坦荡，这不仅缘于年龄和阅历的增进，更缘于修为和思想的通达。
胡适与蒋介石这张合影，流布甚广。如你所见，它常被拿来与周其凤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对比，以胡适的端正，暗讽周其凤的卑屈，进而批判北大——胡、周都曾担任北大校长——的堕落。这些批判能否成立呢，纵使结论无误，其批判的逻辑能否自洽？以一人而废一事，正如以一人的面相、行止而废一人，不免以偏概全。
胡适与周其凤，确有差距。除了造物的不公（胡适是美男子，周其凤如土行孙），我以为最大的差距，并不在他们与权力者的关系（若论关系，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亲近，岂是周其凤所能比），而在他们的人格。这不是要刻意贬损周其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基于个人还是时代的因素，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拥有健全的人格。这种人格，保证了胡适与任何权力者合影，都可以一脸坦然、淡定。
胡适并不孤单。他的学生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比他还要霸气，不仅平起平坐，高翘二郎腿，还嘴衔烟斗，说话指手画脚，当时满朝文武都在蒋介石两旁肃立，无人敢坐。
这能说明什么呢：胡适一身傲骨，不向权力者屈身？蒋介石胸襟博大，尊重知识人？无论哪个答案，显然都抬举了一张照片的历史重量。拿胡适来讲，他的性情，其实并不以傲骨见长，他留给后世的人格遗产，当是自由、理性、宽容与坚忍，也许可以加上“独立”——这与傲骨接近，不过还是不能等同。
在我看来，胡适与蒋介石并肩而坐，言笑自如，只不过在表明：这是两个正常人。就像奥巴马，可以弯腰九十度，让参观白宫的小男孩抚摸他的脑袋，这能说明小朋友勇敢么，或者奥巴马谦恭？美国人会觉得，世间事本该如此，何必过度美化。
我们不能因为跪惯了，见到一个人直立行走，便高呼英雄，望而兴叹，他只是正常人而已。胡适与蒋介石的这张合影，当作如是观。
对于胡适、蒋介石等民国人物，如今我们所陷入的误区，是神圣化，正如以前所陷入的误区，是妖魔化（说起来，坊间对周其凤亦有妖魔化之嫌，听说他在北大师生口中的名声并不差）。对妖魔化，自然要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而无论怎么反正，都该谨防过犹不及。
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平恕之道和平常心才是治史之本。可惜，今人研究民国史，陈义过高之误，几乎无所不在，区区平常心竟成了稀世之珍。须知民国的月亮，并不比今日更圆。民国有自由、开放的一面，同样有专制、混乱的一面。胡适在蒋介石面前，谠论侃侃，直言无讳，这是事实；雷震案前后，他对蒋介石的委曲求全，被唐德刚斥为“懦弱的本性……毕露无遗”“百无一用之可怜”，被殷海光斥为“乡愿”“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这何尝不是事实呢。
若你一定要赞颂胡适的傲骨，却不该以这张合影为例，倒是在合影之前，蒋介石致辞，勉励中研院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之艰巨任务，随后胡适上台答谢，第一句话就是“总统错了”，“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他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恪守学术本位。对此，蒋介石气愤至极，甚至“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他写日记道，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以至于在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他再未踏入中研院一步。论证胡适的傲骨，这一幕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转念一想，这原也寻常。恪守学术本位，当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他们挺拔的脊梁，本该有这一块骨头。
2013年6月23日
从王照到胡适：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的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一讲，同样是三十余年。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争论，并告诫陈“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王照的同代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段回忆录，可为参照。李提摩太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反观现实，在我们身边，“缓不济事”、“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话语正泛滥成灾，“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的告诫却乏人问津，或被视为迂远之论。不要说三年，有些人，连三天都不愿等待，对他们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说什么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到底有没有时间呢，历史足以证明康有为的错误。中国的转型，确然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离王照与康有为争论的年代，已经超过了百年，转型犹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见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后的感慨：“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尽管在戊戌变法时期处于同一阵营，王照渐进，康有为却激进，王照主张日拱一卒，康有为却主张一步将军，他们争议的关节点，并不在时间，而在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针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王照的药方是静养，康有为的药方当属猛药，如其上皇帝书所云：“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可惜药效过于刚猛，非但不能药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为们的急躁、操切与轻浮，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缘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开出的药方，则与王照近似：“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后来他在狱中，还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不容假设，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为、谭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稳健的张之洞、陈宝箴来主导、规划，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谁知道呢。然而我们由此必须承认，改革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言必称“缓不济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正是一种懒惰、懦弱的行为。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康有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王照这样的主张，永远不会过时；像王照这样的人物，永远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语）的中国，做事的第一要务，当是坚忍一心，积微成着，决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王照说：天下事哪有捷径！
2013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