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罗泽南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胡适
为什么要读胡适？
S兄：
……你问我，为什么这两年屡屡推荐你读胡适：胡适的书，或者关于他的书？
模仿胡适的老师、历史学家布尔的口吻：“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年纪越大，越觉出胡适的重要性；而且不必和谁对比，他就是我们思想的维生素C。
许多人都喜欢拿胡适与鲁迅对比，抬高一者，贬斥另一者，譬如布尔之言，换作他们，可能会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胡适比鲁迅更重要。”我说过，鲁迅与胡适并不构成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对我而言，他们都无比重要，如果说胡适是维生素C，鲁迅则是钙片，你愿意缺哪一个呢。他们都不可或缺。
据我的阅读经验，鲁迅如高山，胡适如平原。我从16岁开始读鲁迅，此后每重读一次，感悟便深一层，诚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过这座高山，只能仰止，无从超越：一来，鲁迅难以被超越，他是迈古超今、空前绝后的人物，鲁迅之前，并无鲁迅，鲁迅之后，再无鲁迅（窃以为鲁迅之为鲁迅，个体的因素要超过时代的因素，而非相反，如今颇有一些人强调，没有民国，就没有鲁迅，事实上，民国自始至终却只有一个鲁迅）；二来，他不是我的路标，无须超越。
今年我在乡下，重读鲁迅杂文集，以其写作时间为序，愈读到晚年，愈发心痛。我以为在《三闲集》《二心集》之后，他的大多杂文，除了教人如何疑心、如何刻薄、如何骂战之外，意思实在不大，原本可以不写。早在1925年底，他编《华盖集》，便意识到“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尽管他“并不惧惮这些”，然而我们却深深为之惋惜。以鲁迅之雄才，“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耗费的精力与时光，若用来写作《故事新编》或《中国小说史略》之类，那该多好。
所以我从不建议你多读鲁迅，他生命晚期的作品，粗览即可，他既百无聊赖，你何必陪他空虚；更不建议你学鲁迅写作，他的杂文，陈义再高，都难改病态的本色。相比之下，胡适就健康多了（当然另有一个原因，鲁迅不可学而胡适可学，正如李白不可学而杜甫可学、苏轼不可学而辛弃疾可学）。
病态与健康之别，不仅取决于思想，更取决于思想的逻辑与风度。我们读胡适，他说出了什么道理，只是第二义，第一义在于他怎么说理。学习写文章有三重境界：第一重看他写什么，第二重看他怎么写，第三重看他怎么不写（为什么这样写而非那样写）。读胡适，眼光要停留在第二重——他不是文章大家，第三重就不必琢磨了。
胡适说理，第一贵在晓畅、通达。其白开水般的文风，历来备受讥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读者越多越好，这就决定了他们行文尽量平白如话，最好连引车卖浆者，都爱读，能明了，想想看，为什么“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胡适之的朋友遍布三教九流呢，从其文章，可窥一斑。
他的文章，通俗到什么地步呢，如《差不多先生传》，立意并不低，却可以当作童话，给小朋友读。
而且，文字通达的背后，往往是道理的通达，你看一些学者，写文章艰深晦涩、缠杂不清，原因之一，即他们尚未把道理想清楚，从而造成了表达的滞碍。胡适的文字，老实说并不好，却因道理的通达，给人以干净、辽阔之感。
第二贵在逻辑、理性。去年谢泳先生编选的《独立评论文选》出版，我读罢，感慨万千，胡适能成为百年一人，绝非偶然。此书选文逾百篇，作者皆一时俊彦，包括胡适、任鸿隽、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陈之迈、张佛泉等，他们之间，不乏争论，如轰动一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等，八十年后再回首，胡适完胜。他说民主、论宪政，至今犹不过时。能够支撑他在狂热而迷惘的乱世之中保持清醒的判断，支撑他的观念穿越百年风雨而依然挺拔、清澈，正基于逻辑和理性的力量。
第三贵在平和、宽容。读胡适的文章，你几乎难觅一丝火气、戾气、装腔作势、剑拔弩张，无论谈哲学、政治，还是生死、爱情，都是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犾如晚饭之后邻家老人和你拉家常。甚至在其早年便是如此，这一度令我诧异，后来渐渐明白了，这不仅可以归结于他的思想，还需要上溯他的出身和家教。他一直感激母亲的九年教育，“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你若有心，可对比一下少年生活对鲁迅的影响。
胡适照
宽容之于胡适，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和灵魂。我平时爱讲平恕之道，这一“恕”字，可以胡适为例。1930年4月30日，他复信杨杏佛：“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此前还有一段，言及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与鲁迅兄弟谈《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放眼二十世纪，能说这番话且令人感到发自肺腑，唯胡适一人。
这些“贵在”，都是我们阅读胡适的缘由，也许你并不认同，没关系，只要你去读他，你终将发现，与他同行，将是多么幸运。如果说读鲁迅，可以发掘我们生命的深度，那么读胡适，则可以拓开我们生命的宽度。我将胡适比作平原，他的辽阔与坦荡，恐怕穷尽我们漫漫一生，都无法企及，然而我们不必越过他，我们只须追随他的足迹：读胡适，做公民。
2013年6月28日
怎样读胡适？
S兄：
……承蒙不弃，命我再谈谈怎样读胡适。胡适一生笔耕不辍，可谓“文名满天下，卷帙对平生”，其作品，中英文加起来，当在两千万字以上；别人写他的文字，更是无以计数。如果你要当“胡学家”，恐怕不能漏过其中任何一本；倘只想了解胡适这个人及其思想，那么，该读哪些书，如何阅读，正可说道一二。
对初学者而言，读胡适当从传记读起。其传记，包括自传和他传，我读过不下十种，有名家之作，亦有无名者之作，有学者的手笔，亦有文青的感怀，有胡适同时代人的见证，亦有仰慕他的后辈追索他的足迹。尽管乔治·奥威尔嘲讽道：“自传只有在其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论可信度，还是应该先读胡适的自传：一是《四十自述》，由书名可知，此书只写到四十岁，胡适的生命，随岁月浩荡，越到晚年越波澜壮阔、光华夺目，所以还得读第二本，唐德刚记录、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是口述史的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读上三五遍，也许你会发现，唐德刚的注释，比胡适的口述还有看头呢。
他人为胡适立传，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如胡兰成批评林语堂《苏东坡传》，称“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林语堂缺乏苏东坡旷达的胸襟，难以领会苏与王安石这一对政敌之间的深挚友情，以至于“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胡适这辈子，论精神高度、深度，或不及鲁迅等人；论宽度，不止民国，放眼百年，谁人能及？对此认知不足，描摹胡适，不免局促，将他的形象脸谱化、狭隘化，丰腴的精神瘦成了一条干枯的河流。
在我看来，写胡适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自由（胡适对自由精神的体悟和践履，百年一人而已），二是怀疑。这里单说后者。胡适主张“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为胡适立传，如何能忘记“在不疑处有疑”的原则，陷入对传主的迷信，导致胡适说过什么就是什么，江勇振将此戏称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其实胡适的文章，不乏错谬（如“容忍与自由”一文，胡适便记错了布尔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时间；“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为蒋总统祝寿”，他记错了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间；1945年，他致信王征，引用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画，在力行如何耳”，就我所见，吾国无此老话，申公的原话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不知这是胡适记错了呢，抑或故意杜撰，以契其说），甚至还有故意撒谎的地方。对此，不为尊者讳，直指其错误，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倘为胡适遮羞，反而玷污了他的光辉，胡适传便名不副实。
基于对怀疑精神的贯彻，胡适的传记，我最中意江勇振所撰《舍我其谁：胡适》（皇皇巨着，共计五部，迄今已经出版两部）——这不是最好的一部，而是最不坏的一部。江勇振写胡适，一直将胡适当作平等的对象，不溢其美，不讳其过，相形之下，有些作者，因采取了仰视的姿态，则无法望见胡适背后的暗影与伤痕，他们笔下的胡适只可能是片面、单向度的胡适。当然，江勇振的胡适传并不完美，一来，他虽秉笔直书，火气未免太大了（此即胡适所批判的“正义的火气”），对同行的鄙夷和奚落比比皆是，有时竟压倒了正题；二来，“舍我其谁”之名，更适用于陈独秀、梁漱溟等，我觉得不宜用来概括胡适的平生。
还有一本书，严格来讲，不是传记，却可纳入传记之列，即唐德刚《胡适杂忆》。唐德刚虽是胡适的弟子辈，写起胡适，却从不屈身，那一口一个“胡老师”，更像是调侃。这是立传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平等。平视胡适，因而能体味胡适生命深处的种种矛盾与苦衷，如其“懦弱的本性”、对雷震的内疚等；平视胡适，才能发出这样的持平之论：“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而且，不像其他传记作者的一本正经，唐德刚的口语化写作，使胡适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简直把胡适写活了”。这正是胡适最喜欢的写法，如其所云：“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就行。”胡适桃李满天下，论文风，大抵只有唐德刚继承了他的衣钵。
接下来说年谱。年谱可谓编年体的传记，相比传记，更直观，更朴实。不过今人对这一体例似乎有些隔膜。有一回我在微博推荐胡适的年谱，竟有人问：年谱是什么，年画吗？
胡适曾为章学诚与齐白石修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齐白石年谱》）。他本人的年谱，恕我孤陋，只见过三种。最着名的那部，自然是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此书费时十余年，共计十卷，三百万言，巨细无遗，“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既曰“工程”，注定难以普及，而适用于专业研究，或者将十卷本捆起来，作为凶器，当头一棒，轻者脑震荡，重者一命呜呼。
附带说一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之际，曾请余英时作序，余先生擅作长序，下笔四万言，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后来他为《胡适日记全集》作序，长达八万言，名“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这些序言，汇成一书，即《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由于这封信主要谈入门读物，研究胡适的书，暂且搁置，否则余先生此书，堪为必读之首。
说起长序，想起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将此书纳入传记之列，这本是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大陆出过两本胡适年谱，一是曹伯言、季维龙版，二是耿云志版，皆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早已湮没成尘，几乎无迹可寻。2012年，耿云志修订的《胡适年谱》重出江湖，我们终于不必再依赖电子书。不过，耿版虽经修订，还是不如曹、季版翔实。好在年谱的要义在于线，而非面，翔实与否，不是考量的第一标尺。况且市面之上，你只能买到耿云志版《胡适年谱（修订本）》，别无选择。
胡颂平编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发现最后四年篇幅过重，几占全谱三分之一，遂抽出部分内容，编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起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适合写作此书。从1937年起，胡颂平一直追随其浙江同乡朱家骅，达20年之久。1957年秋，朱家骅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翌年，胡适接任，作为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学生，胡颂平义不容辞，留守中研院，成为了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再续师生缘。胡适生命最后四载，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助理，是学生，还是保姆，是儿子（他少胡适13岁，隔了半代人）。他对胡适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在学术，更在生活。在我看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最有意思的细节，恰恰在于生活点滴。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可参其文集、书信、日记；追寻他晚年的生活史，这本谈话录是最可信赖的文本，也许没有之一。
譬如这样的细节。1960年12月30日早晨，胡适喉部有些发炎，胡颂平怀疑，昨晚喝的酒有问题，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胡适的风度，有口皆碑，什么叫风度，这就是。
1961年12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起蒜的气味：“李石曾，他是北方人，爱吃大蒜，身旁还带有大蒜。那天他来看我，我和我的太太都在家里。我和他在谈天，一会儿，我的太太来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我们仍旧谈下去。一会儿，我的太太又来说：‘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这分明是送客，我们谈了一点多钟，李石曾才走。我的太太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我一点也不觉得。客人走后，太太赶快把门窗打开，烧起香来。”由此可见胡适与江冬秀的性情差异。这么好玩的轶事，倘胡颂平不记，谁人知道？
从1958年12月起，胡颂平开始秘密记录胡适的日常言行：“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大约一年后（1959年12月30日），胡适方才知情，不过他并未阻扰胡颂平为他所做的“起居注”。基于此，这本谈话录愈发可信。毛子水为此书作序，将其与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歌德谈话录》并论，我以为并不过分。不妨断言，读胡适，你可以不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却一定要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