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享受离休待遇，安度晚年。曾任新昌县政协常委，潜心从事党史资料工作。著有《回忆梁柏台》，整理出《我和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突围被捕经过的有关情况》等资料。但直到此时，当年她和梁柏台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还是查无下落。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王志邦、黄佩芳：《浙江妇女人物传略·周月林》，团结出版社。
（2）《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周月林》，华夏出版社。
烈火炼就金子心——绍兴女师进步学生黄超裳
黄超裳（1907~1979），又名黄梦谷，别名黄孟谷，化名丁秀君，清江西玉山县人。曾任团绍兴独支书记。浙江青年运动的先驱和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叛家求学
黄超裳出生在一个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封建地主家庭，一家5口，收租为生。她7岁那年，父亲和当家的叔祖母相继病故。母亲精明能干，重男轻女，宠爱儿子如“宝贝”，百依百顺，任其玩乐。只许超裳在家干活，不准她出门，唯恐败坏风俗，但这种封建式的家教未能使黄超裳屈服。
1922年夏，年仅16岁的黄超裳小学毕业，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上门纠缠的媒人，并设法托人去说服母亲送她外出求学，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非要她跪地认错，答应定亲。为此，她与母亲闹翻了天，只身跑到杭州，进入浙江省立女师附中就读。母亲奈何她不得，只好按月寄给她膳费。在学校里，黄超裳与团员王华芬相好，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和参加社会活动，并很快认识了徐梅坤、金佛庄、安体诚、宣中华、邓中夏等党、团组织者。1923年春，第二学期刚开始，黄超裳和王华芬等8个同学因带头发起革除封建校规的罢课学潮失败，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
5月下旬，经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委员长（即书记）徐梅坤介绍，她与王华芬、沈蔼春、沈莲春等同学转学绍兴女师。6月间，她《革命与暗杀》一文，被报界发表，轰动绍兴古城。同年秋，团中央候补委员张秋人到绍兴指导团的工作，发展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年冬，为实现国共合作，绍兴全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组织决定由金佛庄介绍她跨团加入国民党，并指示她协助何赤华组建国民党绍兴临时县党部。
致力青、工
黄超裳在绍兴女师求学期间，积极领导绍兴青年运动，对绍兴乃至全省的青年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4年1月，黄超裳和金世桢等人发动绍兴女师全体学生联名向报界发表宣言，坚决挽留“治校有方、爱生如子”的进步校长朱兆萃（朱少卿），积极支持五中学生团员凌云发起的驱逐国民党右派校长沈肃文的绍兴五中学潮。2月15日，绍兴印刷工人联合会聘请她为名誉会员。4月10日，黄超裳以绍兴女师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了女子义务夜校，负责两个班砑纸女工的平民教育。5月1日，她组织绍城工人、学生数千人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6月，她积极参加绍兴女师的“卓潮运动”和国民党绍兴临时县党部的成立大会。是年秋，她以女师团小组长的身份，介绍王若真、高定中等学生骨干入团。11月29日，黄超裳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同盟绍兴支部，有会员50多人。12月25日，她与王若真等团员趁圣诞节之际，专门到八字桥天主教堂分发“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等传单，还向报界发表非基督教理论文章。12月30日，黄超裳发起成立绍兴学生会，被选为绍兴学生会常务干事，实际负责绍兴学生会工作。
1925年1月4日，黄超裳以绍兴学生会学艺部名义，议决创办《绍兴的学生》半月刊，并由她任主笔。同月，她为直属于上海团中央的团绍兴独支书记，全面领导绍兴青年运动。2月19日，附于《越州公报》的《绍兴的学生》创刊，黄超裳特写发刊词。3月8日，她和王若真鼓动绍兴天主教堂布厂女工停工集会纪念“三八”节。3月中旬，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绍兴，黄超裳即把自己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先在自己身上斜挂一条，后将其余布条分给女师同学们披挂，深表哀悼。接着，她奔走于五中、越材等校，发动学生沉痛哀悼孙中山先生，又创刊团员《琴心》油印小报，编印《追悼孙中山先生》和《巴黎公社纪念》特刊两期。4月12日，她和王若真以绍兴学生会代表资格赴杭参加公祭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筹备成立浙江学生联合会，留杭进行组织筹备工作。其中浙江学生联合会宣言，是以她为主执笔起草的。6月初，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她与凌云、朱萍仙等团员商议，以绍兴学生会、绍兴女师学生自治会代表身份，一起赴沪慰问同英、日帝国主义决斗的上海学生。在上海，她向团中央委员兼《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等汇报了绍兴的青运工作情况。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特地接见了黄超裳等绍兴学生代表。7月5日，黄超裳以国民党绍兴临时县党部代表身份，列席在衙前召开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全会。会中，她坚决站在宣中华一边，同国民党右派沈定一、戴季陶等人开展了激烈的争辩，挫败了他们企图排斥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二大”代表的阴谋。
17月中旬，黄超裳经上海总工会介绍，与吴先清一起到沪西曹家渡参加职工运动和工人业余教育，从此走上了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此时，远在江西的母亲得悉她到花花世界的大上海闹革命，就以断绝经济来源、利诱她回家分家产、托人保送她出国留法学习等办法，胁逼她就范，但她决心献身革命事业，宁愿流血牺牲，决不回家，从此母女断绝往来。不久，黄超裳被派任团浦东区委书记，在浦东纱厂创办女工夜校，从事女工和童工的发动工作。同年秋，经中共上海区委同意，她被转为中共党员，一度调任团吴淞区委书记，又于次年调回浦东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黄超裳出生入死，顽强斗争。后因特务跟踪而不便工作，即转调沪东地区任组织委员兼妇委工作。
苦战渝蓉
1928年春，王超裳结识了四川籍共产党员苏爱吾，不久结为夫妻，经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去四川工作。
1928年秋，黄超裳夫妇被四川地下党分配到万县中共下川东特委工作，她任特委秘书，其丈夫为特委负责人之一。1929年底，特委机关被破坏，她带着2岁的儿子苏绿野到重庆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即以重庆广汉女中教导主任兼教师为掩护，进行妇女工作。是年夏，她被选为中共四川省委妇女委员，负责全川妇女运动。1931年初旋回下川东特委任职。4月，下川东特委机关又遭破坏，失踪的丈夫苏爱吾被组织怀疑为叛徒而开除出党，并决定叫她与其脱离夫妻关系。黄超裳认为，事情没有彻底查清，因此，没有服从组织决定，被组织切断了关系。从此，她带着儿子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但她仍暗暗地为党工作。下半年，黄超裳到重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任教。1932年春，她去成都寻找党组织而一度失业。后通过友人介绍，到成都省立高级职业学校任教导主任。1934年冬，因白色恐怖所逼，她暂离成都，到西康打听丈夫下落。到西康不久，正遇红军途经泸沽，她要求随军北上。红军总部负责人考虑她带有小孩，行军不便，决定叫她参加当地苏维埃主席陈野萍领导的地方武装。同年6月，由于夷人背盟，该部奉命北上途中遭敌伏击，她不幸被捕，有幸被一学生之父出面保释，后去四川达县任幼师班主任一年。
1937年1月，黄超裳重返成都找党，并投入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她在成都协进中学任女生指导员。3月间，与密友胡一哉筹备成立了“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她被选为执委兼协进中学“三八”读书会会长。同时她又任“妇救会”的联络组组长。她同“妇救会”的地下党员、进步分子一起活动，广泛发动各界妇女参加后方的多种抗日救车活动。5月7日，华美学校当局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操纵下，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除了该校“三八”读书会甘佩文等8名学生，激起民愤，黄超裳奔走求援，率读书会全体人员参加集体游行，使这场斗争取得胜利。7月16日，成都妇女华北抗日后援会成立。8月，成都市“妇抗”更名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妇抗”）。黄超裳为负责人之一。
1938年初，黄超裳非常向往延安，因自己组织问题没解决，没有成行，将11岁的儿子苏绿野托人送到延安。翌年初，她被党组织正式调到“省妇抗”工作，接受党对她的考察。同时，她叫丈夫带女儿苏慰慈去延安，自己留下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年秋，由赵世兰代表中共四川地下党，恢复了她的党籍，终于使她回到了党的怀抱。同年冬，黄超裳出任宋美龄挂名的四川省妇女工作委员会慰劳组长，并兼任地下党领导的某工厂经理。后她为掩护和扩大党的活动范围，又通过社会关系，进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四川分会任职。
1940年12月31日，黄超裳的革命行动引起特务怀疑，不幸被捕，关押在将军衙门监狱。在狱中3年时间里，她尽管敌人严刑逼供，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没有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后她在狱病重，右腿失去活力。1943年冬，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通过四川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范寓梅的关系，托邓锡候夫人王扶康出面保外就医。可此时她已被敌人摧残得全身浮肿，气息奄奄了。
出狱后，为避开特务监视，她由党组织安排到重庆乡下养病。翌年冬康复后，她即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工作。后经组织同意，化名丁秀君，回成都开展党的工作，出任四川省妇委副总干事兼成都市女中训育主任。1946年春，她还为扩大党的影响而一度参加民盟，并帮助成立妇女联谊会，为开展成都妇女爱国运动而日夜奔波。1948年成都屠杀学生的“四九”血案后，黄超裳发动女中全校师生罢课抗议，遭反动当局追捕，被迫离蓉赴沪，直至上海解放。
悲壮余年
1949年7月，黄超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赴京接受组织审查，再次恢复组织关系，被分配到全国妇联干部学校任组织处副处长兼教导主任。
此时，她找到了盼望、寻访10年之久的丈夫和女儿，但此时其丈夫已和另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在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打击面前，黄超裳挺住了，她说：“爱是不能勉强的”。她不愿在一个已经变了心的丈夫面前乞求爱情。她没申诉、没有眼泪、没有谴责，而是默默地与他分手了。
1958年，黄超裳经组织同意，调任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党支部书记。后因她在狱中所得的疾病复发，于“文革”前离休在家，过着独居的生活。“文革”中，造反派要黄超裳证明“陈野萍是叛徒”，而她反而证实陈野萍是革命英雄，为此被“办学习班”受审，并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她身上。由于造反派对她无休止地、残酷地迫害，致使她完全丧失记忆力，继而导致精神失常，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认不出来了。后于1979年1月29日病逝。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绍兴党史人物传·黄超裳传略》。
赤心爱国一片情——爱国民主人士胡子婴
胡子婴（1907~1982），笔名宋霖，清绍兴府上虞县丰惠镇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华夏妇女名人词典》等有录。
爱国建会
胡子婴出生于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兄弟姐妹6人，她排行最小，幼年丧母，从小养成了刚强性格，爱憎分明。小学毕业后辍学，后被人认作义女得到资助，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又到上海美专学习一年。求学期间，她就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积极参加第一次大革命行列。1927年，北伐军进军上海时，她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与工人纠察队一起进攻闸北警察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一度被迫回乡避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在民族危难关头，蒋介石竟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翌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激起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满怀爱国热情的胡子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胡子婴与沈兹九、史良、王孝英、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救国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并于是月21日在四川北路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会上，她和史良、罗琼、沈兹九、韩学章等8人被选为理事。会上发出通电和宣言，主张坚决保持国土和主权完整；集中全国兵力财力反抗敌人；严惩汉奸；人民有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等。会后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次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胡子婴被推选为干事会总干事。
工作任务繁重，她为抗日救亡工作四处奔波，日夜辛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入狱”救国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可国民党不但不顾全国民众的正义呼声，却于同年11月23日，在上海非法逮捕了该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并于12月4日移交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
国民党政府非法拘捕监禁救国联合会领袖，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强烈反对。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逼蒋抗日，并要求释放“七君子”。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及全部政治犯。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对该案表示关注。国民党内要人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等也参与营救。6月11日至25日，该案二次公开审讯，当局欲以所谓“危害民国”判罪。6月11日，此案第一次公审，国民党政府事前宣称审判要公开进行，临时却议决“停止公开，所有已发出之旁听卷一律无效。”胡子婴、沈粹缜、张曼筠等以家属名义提出，不相信法院判决，非旁听不可。最后，法院不得已，被迫允许家属和新闻记者入内旁听。在法庭上，七君子在答辨中驳斥了所谓“起诉书”开列的十大罪状。
6月12日，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胡子婴和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等16人，为了救援七君子，争取救国自由，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并向江苏高等法院具状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