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年）作家、文学史家。江苏无锡人。建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和长篇小说《围城》等。
钱钟书是海内外知名、博通中西的文学研究专家。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士学位。他的《围城》出版后被多次印刷，累计已达百多万册，甚至屡屡被盗印，而《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的问世，更使钱钟书声名日盛。
钱钟书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均得益于他“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他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家是江苏无锡的世家望族，又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大家族，钱钟书的大伯父由于没有儿子，祖父便按封建家族的传统规矩，把长孙钱钟书过继给长房。大伯父特别疼爱钱钟书，平时上街，除了花一个铜板买大酥饼给他吃外，还会花上两个铜板，在小书铺租些小说给他看。所以，钱钟书在七岁以前，已经囫囹吞枣地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
1929年夏天，十九岁的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了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虽然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因为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经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特许，破格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是全校公认的“才子”，用功的程度也颇为人所称道。他的同班同学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回忆道：“钱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另一位清华学友饶余威也曾忆道：“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钱钟书大学毕业后，通过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于1935年夏，赴英国牛津大学爱克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38年提前毕业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留学期间，钱钟书在学习之余，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当成了自己的书斋，在那儿尽情饱览文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并把“博德利”戏译为“饱蠹楼”，他还常常光顾古书店，淘些旧书带回家中欣赏。
回国后，钱钟书曾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蓝田师范虽地处偏僻，但因为是“国立”的学院，所以资金较为充裕，学校用巨款典借到湖南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继而又接受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藏书，因此图书馆馆藏十分丰富，既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珍本》、《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还有为数繁多的明清名家诸集刻本。除了教学和必需的应酬，钱钟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里。他几乎把藏书都浏览了一遍。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无甚大名气作家的诗文集、小说、笔记和日记，只要对他的学问有所启迪和帮助，他都会熟记在心，并能一一复述出来，有些地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特别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一般的记诵之学，对每个问题都要穷源溯流、旁征博引。
钱钟书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故取名为“钱钟书”。也许是天意，他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和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
除了在书斋之中饱读诗书外，钱钟书还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
1923年，十四岁的钱钟书与堂弟钱钟韩一起考入苏州美国圣公会办的桃坞中学，在那儿他逐渐喜欢上了英语，迷上了外文原版小说，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英语成绩也突飞猛进，《圣经》、《天演论》等不少西方文学、哲学原著，都是当时看的。钱钟书认为：英语原著是地地道道的纯正英语，学英语应当从读原著开始。
1939年，钱钟书应邀与数位旧时学友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其时正值抗战时期，加上内战和自然灾害，交通不便使旅程几及一月，造成了住宿和饮食的窘迫，与《围城》中方鸿渐一行赴湖南平化三闾大学任教的境遇颇为相像。与他同行的友人邹文海在回忆中提到一件令他惊奇之事，当时同行之人因旅程的颠簸困顿，均已苦不堪言，然而惟独钱钟书却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友人上前探究，才知他正在翻阅一本英文字典。面对友人的惊奇，钱钟书道：“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这种读字典的学习方法，钱钟书在此前去英国留学途中也曾使用过。他认为“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钱钟书在困苦、寂寞或读书条件受到限制时，常以读字典为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会挨着字母逐条细读，有时会读得开怀大笑。
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与夫人杨绛，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知识分子一道，先是集中学习，后又去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劳动，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钱钟书得到了同去干校的一些年轻人的照顾，可以干一些轻活、杂活，如烧水、看菜园、去邮电局取书信、报纸等。当时除了领袖著作和各种文件，其他书籍是一律不准看的，于是钱钟书又读起了德文原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书中的辩证法思想给了钱钟书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可借机温习一下德文，所以钱钟书读得津津有味、饶有兴趣。“读书人如叫驴拉磨”
钱钟书在中学时阅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在读书作文之余，他也学诗、作词，于是父亲钱基博曾携他拜谒晚清大诗家陈衍（1856—1937年，号石遗），请石遗老人对钱钟书进行指教。石遗老人的诗深受宋诗影响，在其指点下，钱钟书的诗在意境和风格上颇有长进，写得越来越好，但钱钟书既不拘泥于宋诗，也不照搬西方文学，而是从唐宋到明清、从国内到海外，陶冶百家、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70年代，钱钟书开始写《管锥编》，主要的参考资料就是凝聚了他三十多年心血所作的读书笔记，因为钱钟书平日读书，除了在书上直接划佳句、写评语外，还喜好做读书笔记，每读一本书，都要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日后写作时旁征博引。当时笔记都封存在原先的家中，后经夫人杨绛整理出来竟有五麻袋之多，每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
在70年代末出版的《管锥编》中，钱钟书充分运用自己独特的读书方式，征引了中外著作上万种，通过回忆、对比、分析、鉴别来进行新的思维和想象，这部百万余字的恢宏之作代表了我国文艺比较学的学术水平，此书中可视作定律的论述，不下百十则。以“通感”为例，钱钟书把西方诗词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中，提出人的五官感觉视、味、触、嗅、听觉可以互通，因此陆机的“哀响馥若兰”，莎士比亚的“昂鼻嗅音乐”，杨万里的“犹吹花片作红声”和严遂成的“风随柳转声皆绿”，可称得是对道家“耳视目听”、佛家“非鼻闻香”、“耳中见色”的绝佳注脚。此外，他还用心理学来诠释古典诗文、小说中所塑造人物的心理状态，如《诗经》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一句，钱钟书先后引了意境相似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以及雪莱的“啄木鸟声不能破松林之寂，转使幽静更甚”等诗句，指出此“即心理学中‘同时反衬现象’。……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
钱钟书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留学牛津的文科学生而言，通晓这些相关语言虽不奇怪，但要做到语音纯正，特别是对所有的语言能够融会贯通，却是需花费极大的功夫才能实现的。
1978年，钱钟书出席了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召开的欧洲研究会第26届会议，这是解放以后钱钟书首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大会上他用流利的意大利语作了题为《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的报告，并援引了意大利的文学，并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多位作家的原文，引起意大利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好奇。他还指出“研究外国文学时，我们感觉到各种情感。‘似曾相识的惊喜’是其中之一”，并举了达·芬奇对学画者的指教与北宋大画家宋迪对弟子的训诲相仿、《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后汉末散文家孔融儿时与意大利萨凯谛的《三百新事》中十岁小孩同样早慧而机智等诸多例子，来说明中外文学的相通性。
钱钟书还在演讲中，用原文引用和背诵了意、英、美、法等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语言生动准确，充满幽默感，他以诸多例子进行对照和比较，证明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使在场的欧洲汉学家们大为赞叹。
钱钟书曾说过：“读书人如叫驴拉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钱钟书学识渊博，而他的博学，均源于一生的勤奋好学。
张文凡上海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