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1904~1958年)舞台艺术家。北京人。程派京剧创始人,多年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有《程砚秋文集》、《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
程砚秋本名程艳秋。1923年他第二次来上海,在四马路(福州路)丹桂第一台演出《红拂传》时,舞台两侧高悬有宽二尺、长八尺的红锻锦,上面绣有一副对联: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这副嵌有“艳秋”名字的对联很有广告效应,风靡十里洋场。
1932年,作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艳秋公开宣布改名为砚秋,书斋玉霜簃也更名为御霜簃。有人说,这是他宣告今后在舞台上表演,决不再以“艳”惊人,而是要像坚硬的砚石一样耐磨练;其实,我们如若从文化内涵寻找,这里还蕴含着更深的意思。盖砚者,文房四宝之一也。这是程砚秋讲究文化修养,认为必须要有文化,才能演好戏的标志。
要有文化就得读书。程砚秋是很注重读书的。他的文化历史知识在京剧和其他剧种艺人行列里,也堪称是佼佼者。
研读关汉卿,修改《金锁记》
程砚秋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父亲早故。因为家境贫困,五六岁时只读了一年私塾,便被迫辍学。在贫困煎熬的苦楚与生活窘境中,母亲接受了邻居的劝告,决定送程砚秋去学戏。
程砚秋的老师荣蝶仙,是个严苛冷酷的刀马旦。他不教也不让程砚秋读书;练功学艺之外,就是干不完的杂活和遭受打骂。这一切程砚秋都默默忍受了。艺术天分加上刻苦,终于使程砚秋在十一二岁时便崭露头角。十三岁那年,程砚秋嗓子“倒仓”(变声)。可荣蝶仙仍逼他去为自己唱戏挣钱,不让他休息。还受人聘金,让程砚秋赴沪演出。而倒仓的嗓子,如果再挣扎唱下去,必然全毁。
诗人罗瘿公不忍看到程砚秋艺术生命遭受摧残,便四处筹款,将他赎出师门。还为他租了房子,安排了家人,延医调治嗓子,请名角教戏练功。旧社会,艺人多是贫苦人家出身,很少有谁能读书识字。他们看不懂剧本唱词,更不可能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罗瘿公对程砚秋有很高的期望,认为艺人没有文化,难辨剧目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更难于自我创造、发挥,便决定给程砚秋补上文化这一课。他从程砚秋已演出的脚本入手,逐字逐句地开导、讲解,既识字,又明戏理;指点读古文、诗词,临帖练字,并介绍与北京书画界名流相识,鉴赏作品,练习绘画。程砚秋也知道,要成为名角光有好的嗓子和做功是不够的,没有知识的积累,就不能摆脱前辈窠臼,更不可能超越前人。此时的程砚秋练功依然辛苦,要到京剧前辈王瑶卿家请教,还要看电影、看戏来揣摩戏曲表演。但他并没因此而舍弃读书,而是学戏和读书并重。他常在书斋阅读诗文、剧本,绘画临帖,至深夜不睡,有时改编剧本,竟至达旦,以致后来夜间不读书就难以入睡。程砚秋还与康有为、袁伯夔、樊樊山、陈叔通等知识渊博、胸藏万卷的名家往来,从中受益颇多。以后程派的形成和其读书不无关系。
30年代初,程砚秋准备重演《梅妃》,鼓师白登云没打过这出剧目,要记场子,但由于幼时失学,好些字不会写,他就手把手教,并劝白读书、写字,说一天认上一、两个字,日积月累就不少,只要识得几百字,就能看本子、记提纲,勉强够用了。还说自己现在这点文化就是这样学来的。二十多年后的1956年除夕,程砚秋约白登云吃饭,在谈起学文化时,又说:“你要从那时起坚持学,一天一个字,一年三百字。今天怎么也有六七千字,那可成大气候了,没别的,你还得学,我也要学。”
读书,使程砚秋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和历史基础。他能评论剧目,分析它的得失。1931年12月,程砚秋细读自己十年里编演的剧目,将它们逐个分析,并归纳为数类。他说,读罗瘿公早年编写的《梨花记》、《花舫缘》、《玉镜台》等,都“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赚文娟》、《玉狮坠》“是迎合世人心理而写的”,乃违心之作;《鸳鸯冢》、《青霜剑》、《金锁记》是反土豪劣绅、昏官污吏;金仲荪编写的《碧玉簪》等五剧,是对“现时中国社会的不苦口又利于病的良药”;《荒山泪》、《春闺梦》表明“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社会问题,到此则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所以是个急转势。”经过这番“检阅”,他决定演戏要演有意义的戏,这也就是后来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演讲中所说的:“一切戏剧都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绝不是把来开心取乐的,绝不是玩艺儿。”
程砚秋从不满足自己既有的成绩,常通过读名著检验、比较,不断对自己的演出剧目作整理修改。50年代,他又一次研读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对剧作者关汉卿的才华和思路敬佩不已,觉得自己的《金锁记》就比不上关汉卿原作的反抗精神强烈,感人之深,于是把自己作品的团圆结局改为窦娥被冤斩。
开始于焦循《剧说》的集程派大成的《锁麟囊》
程砚秋读书面广,还能从中采集其精华为己所用。
1939年,程砚秋赴山东演出,正逢胶东洪水泛滥,灾民流离失所。他尽自己所能义务唱了几场赈灾,但现场洪水的惨景,使他浮想联翩,以至设想编演一部以洪水为大背景的剧目。他找到了焦循《剧说》,将书中《只麈谈》上一条仅百余字的故事,即写灾中赠囊的情节,拿给当时还只有二十开外的编剧翁偶虹看,请他能否写个剧本。翁就以这百字为基础,扩充、发展、组合成篇,写出了《锁麟囊》。程砚秋对它很满意,立即投入艺术创造。翁偶虹写剧本不过十几天,程砚秋设计唱腔、身段却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锁麟囊》可以说是集程腔之大成,标志着程腔发展到更高的境界。
抗战期间,程砚秋不甘忍受日伪鹰犬的凌辱,毅然放弃京剧舞台,离开日伪侵占的北平城,带着家具和大批书籍,隐居京郊颐和园西北青龙桥,以务农为业。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与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间收工后,挑灯夜读;常读的书有《汉书》、《明史》和《大宋宣和遗事》等史籍。他从读史中开阔了眼界、辨明了事理。有一次,他对夫人果素瑛说:“近来读《明史》,见太祖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国民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给亿万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人间地狱。……”
建国后,程砚秋更加忙碌于演戏、排戏、访问、调查,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但他静心读书的生活方式,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将读书之风带进了校园
童年失学的创伤和演戏成功的经验使程砚秋意识到读书之重要,他在很多场合鼓励青年多读书。
程砚秋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对儿女的读书相当关心。在欧洲考察期间,他曾写信给妻子说,教育儿女“是给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不是叫他将来保守老子的产业的,不要再成我们现在的家庭样子,要从依赖成性这类毛病走出来才好;要引导儿女生友爱心,不要偏护,常常告诉他们自立如何好,用功读书如何好,不然会没饭吃的。……”在程砚秋的关心督促下,儿女都有所成就。长子年青时去法国学习化学工程,1949年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口译工作就是由他担任的,后来长子留在法国;三子去苏联学画,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在程砚秋执教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蔚然成风。他常鼓励学生多读书。1931年他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兄弟的知识是有限的;因为职业的牵绊,所以读书的机会太少了。各位同学比兄弟幸运多了!一面学习演剧,一面又能享受许多普通教育,这是从前演剧的人所未曾得到过的幸运。”有一次,程砚秋见一个学生在院中玩耍,就叫住他说:“小孩总是爱玩的,可不能老玩呀,你学完戏,上完文化课,还得抓功夫读书、练字、学画,可使自己心静下来。”这个学生很受教育,于是刻苦攻读,用心写字、绘画。后来,居然有作品在报刊发表,也能给亲朋写画扇面了。
程砚秋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安排戏曲科班训练外,还开设了历史、地理、国语、外语等文化课程,以及美术、乐理等艺术修养课程。文化课的设置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深化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演艺的水平。
回达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