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周礼·春官》言：“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六十有四。”汉郑玄以此义作《易赞》《易论》言：“《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因其时代不同而名称各异，“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但据《尚书》之《夏书》与《商书》看，西周以前尚无有关确凿之《易》书记载及论《易》文献。甚至就连《尚书·洪范》记述箕子论述“洪范九畴”也只字未提《易》，更无《连山》《归藏》之事。文本《周易》之《易经》与《易传》亦均未言及《连山》《归藏》等夏商之《易》书。学术界曾有人试图将《说卦》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指称为“《归藏》之法”。然如所周知，《说卦》乃针对《易经》而发，又何以将其与《归藏》扯在一起。因而，可以肯定，西周之前并不存在《易》书。
事实上，有关《连山》《归藏》之述仅《周礼·春官》及东汉郑玄《易赞》《易论》言及，除此而外，周秦及西汉学者从未言及《连山》《归藏》之书和引述《连山》《归藏》之语。为因如此，唐孔颖达言：“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文，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向不取。”故《易传》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易传·系辞》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说，也只能是极言易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已，并非实言确有所谓“包牺氏”之事耳。
西周以前虽无《易》书，但勿庸置疑，夏商时代却有筮卜之事。据《尚书·洪范》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次七，曰明用稽疑，……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之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人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其违于人，周静吉，用作凶。”依此见，夏商时代盛行卜筮。卜筮既有龟卜，亦有蓍卜，通过卜筮占验吉凶。
而据今考古发现之商代数字之卦与甲骨卜辞亦与文本《周易》之卦爻之辞具有一定联系。诸如：甲骨卜辞有“利，不利；吉，大吉，弘吉”，《周易》卦爻之辞亦有“利，无不利，无攸利；吉，大吉，贞吉”。甲骨卜辞有“若，弗若，贞我旅吉。”《周易》卦爻之辞亦有“若，如，不如，旅贞吉”等等。可以说，夏商时代之甲骨卜辞即为文本《周易》卦爻之辞的初级形态，它奠定了《周易》卦爻之辞的基础。
因此，西周以前虽无《易》书，然却存在筮卜。何谓卜筮？《礼记·曲礼》言：“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阴阳，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周人将夏商时代之卜筮之法与卜筮之辞笔之成书即为《左传》《国语》所称之《易象》。《左传·昭公二年》言：“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易象》可能就是最早的《周易》古本，而《易象》则可能成书于周代卜筮之官。据《周礼·春官》可知，西周时代之筮官计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等，其职责就是记录和整理卜筮之辞与占卜之法。正因为如此，卜筮之法在西周时代仅为筮官所掌，并未在民间普遍流行。《礼记·祭义》曾言：“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此“易”当为主掌卜筮之官，即筮官曰“易”。所谓《易象》可能就是筮官所记之卜辞、筮象及筮法，因筮官为周代之职，故呼之曰“周易”。因而，《周易》历来被认为是卜筮之书。
事实上，从文本《周易》看，其所言之“利见大人”，“君子吉，小人否”，“小人无咎，君子吝”等等卦爻之辞均为卜筮之象与占断之辞。而且这些卜筮之辞亦非成自一人一时。诸如：“《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又如，“《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再如，“《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等等。既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语，其作者必是西周诸多筮官在其长期筮占过程之中逐步完成之。以此而言，所谓文王演八卦，周公作筮辞未必有其事。
然而，西周末年，随着王室衰落，诸侯并起，筮官投奔诸候者在所难免，于是鲁国便出现了如上所言之《易象》，因而，也才有韩宣子入鲁见《易》之事。可以认定，《易象》必为投奔于鲁之筮官所为。至此，《易》便不径而走，打破了由周天子独占之局面。正因为如此，《左传》《国语》中便有了大量使用《易象》进行卜筮之例。从《左传》《国语》所举筮例看，其与文本《周易》已十分接近。诸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劝谏晋文公勤见襄王以取象进行卜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以象、辞兼取进行卜筮；《左传·昭公元年》晋侯医病以取卦象进行卜筮；《国语·晋语》晋文公重返晋国以取爻象进行卜筮等等，通过卜筮判断吉凶。
当然，《易象》虽与文本《周易》已非常接近，但《易象》仍还不是文本《周易》，这是因为，文本《周易》每卦之爻位均以“九”、“六”称之，如：初爻，若阳称之为初九，若阴称之为初六，二爻若阳称为九二，若阴称为六二，如此类推。而《易象》则不然，无有“九”“六”之辞。诸如：《左传·宣公六年》言：“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言：“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部于蔡墨……对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可以看出，《丰》之《离》是言《丰》卦上六爻，《乾》之《姤》是言《乾》卦初九爻，《同人》是言《乾》卦九二爻，《大有》是言《乾》卦九五爻，《夬》是言《乾》卦上九爻，《坤》是言《乾》卦用九爻。可见，《易象》各卦无爻题。当然，因《易象》成之于周，人们亦将其称之为《周易》。故《左传》《国语》所举筮例多称《易象》为《周易》。
事实上，将《易象》呼之曰《周易》，表明《周易》为周代之书。正因为如此，孔颖达言：“题周别于殷，……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笔者认为，《易象》与《周易》绝不可能是两本《易》书，亦不可能是《易象》与《周易》并行于世，而《易象》就是初级形态之《周易》。这是因为，《易象》与《周易》之名同出于《左传》《国语》。而且，后世称《周易》者，盖为《易经》与《易传》两部分，而《易传》之形成乃为春秋末至战国及以后时代。因而，《左传》《国语》中之《周易》只能是指《易象》。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人们不仅可以借助《易象》进行占验，预测未来，卜筮吉凶。而且还借助《易象》经文说明事理。诸如：《左传·昭公元年》言：“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用权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如此等等，这就为《易象》摆脱专为卜筮，转向阐发义理奠定了基础。
二
从《左传》《国语》之大量筮例可知，春秋之时，《周易》已被广泛使用于卜筮，特别是以经文说明义理，这就必然引起学人的关注。孔子是关注《易》的第一位学人。孔子，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亦言：“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而孔子所读之《易》可能就是鲁《易象》。由于《易象》本为卜筮之书，并未引起孔子的重视，因而，他只是以“《诗》、《书》、《礼》、《乐》教”，到了晚年才注意到《易》，因此才有“加我数年……”之感叹，并且“读《易》韦编三绝”。然而，《史记》所言之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即《易传》不一定可靠，其原因是《彖》、《系》、《象》等《易传》诸篇中存在大量“子曰”类文字。而且，《易传》诸篇并非纯儒家思想，故不可能为孔子亲著，乃后学所为。笔者以为，《史记》之“韦编三绝”极有可能是指孔子整理《易象》。据文本《周易》看，孔子整理《易象》是极有可能的。经过孔子的整理，春秋《易象》遂形成今传世之文本《周易》。
孔子何以整理《易象》？首先，春秋《易象》，如上所言，出于西周诸多筮官之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之其在长时期内相互传抄，因而，断简脱漏在所难免。诸如《乾》卦初九、九二、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诸爻均言“龙”，而唯九三爻言“君子”，此“君子终日乾乾”可能就是孔子在整理过程之中所加，说明《乾》卦之爻辞在传抄过程中有断简脱漏。正因为如此，《史记》才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说。
其次，孔子最早潜心于《诗》、《书》、《礼》、《乐》之学，而《易》为筮卜之书，故不为之重。然孔子一生颇为艰辛，周游列国，其志不达。他每每对天长叹，寄托哀情，在这样的心境下，孔子极有可能接触《易》。否则，他何以惊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因为如此，《史记》才说“孔子晚而喜《易》”。由于知道起步晚，因而勤于用力，“韦编三绝”。
那么，孔子整理《易》有何见证？其一，《左传》《国语》所举《易象》诸多筮例，其无一例言及各卦之爻题，说明孔子之前，《易象》之卦各爻均无爻题。因而，孔子为各卦之爻补上了爻题。从史料角度看，春秋以来由《易象》无爻题到春秋末孔子“韦编三绝”之后而文本《周易》中出现了爻题，史书没有记载此一变化出自何人，也无除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之外另有何人曾整理《周易》的记载。可以肯定，《周易》各卦之爻题当为孔子所加。
其二，文本《周易》其语言风格有类于孔子整理过之《诗经》。《诗经》有“或潜于渊”，《周易》《乾》亦有“或跃在渊”；《诗经》有“王于出征”，《周易》《离》亦有“王用出征”；《诗经》有“集于苞桑”，《周易》《否》亦有“系于苞桑”。可以说，《诗经》与《周易》在其语言风格方面确有相象之处，有可能出于孔子之手。所以，可以推定，文本《周易》当为孔子整理编定，此即《周易古经》。正因于孔子曾整理编定过《周易》，因而，《周易》如同孔子曾整理编定过的《诗》、《书》、《礼》、《乐》、《春秋》一样，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引起儒家后学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孔子整理《周易》，特别注重《周易》的文化价值及其深邃义理，从而使《周易》逐步摆脱了专为卜筮的低俗形态。故荀子言“善为《易》者不占”，充分表达了孔子治《易》的学术旨趣。而《易传》则为《易经》之释文，《易传》共十篇，亦称十翼。其有《大象》、《小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和《杂卦》。《说卦》是最早的经文释注，《说卦》设定了周易的卦象、方位以及代表的事物。其次是《大象》，《大象》首开了阐发《周易》义理的先风。《大象》直接从卦象中推阐出各卦之义理，诸如《乾》卦，《大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与《大象》相应的是《小象》，《小象》与《大象》的共同点是揭示《周易》义理，而其区别则是《大象》针对卦象，《小象》则针对爻象。卦象是指《周易》六十四卦各卦所象征的事物及其位置关系，如乾，天也，刚健；坤，地也，柔顺。乾下坤上即为《泰》，坤下乾上即为《否》。而爻象即阴阳两爻所象征的事物及其爻位变化，阳爻象征阳性事物，阴爻象征阴性事物。如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如此等等。《彖》即为断，即断定一卦之义，以该卦之卦象、爻象为本，简括该卦之主旨。从文本《周易》之《彖传》多借卦象爻象而发看，《彖》当出于《象》后。《系辞》是《周易》经文的总概括，它论述了《周易》经文的含义与功用，涉及到了《周易》之筮法、八卦之起源等学说，特别是《系辞》中广泛吸收儒、道、阴阳等各家思想，可能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庄子·天下》所言“《易》以道阴阳”看，庄子看到的《易》可能包括《系辞》在内。因为只有《系辞》中阴阳思想最为明显，故《系辞》晚出于《彖》。而《文言》《序卦》及《杂卦》则成书可能更晚一些，很可能从战国中后期直至秦汉间。
《易传》非孔子所为，而究系何人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