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大象》之文，其与曾子之语相近。诸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大象》有“君子以反身修德”及“君子以恐惧修省”句；“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大象》有“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句；“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大象》有“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上以厚安下宅”。“曾子曰：君子爱日以学。”《大象》有“君子以朋友讲习”、“君子以常德行事，习教事”。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大象》之成与曾子有关。
曾子：曾参，字子舆，鲁国人，小孔子46岁，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在孔子弟子中享有较高位望，《论语》中凡称及曾参者均呼之曰“子”，并辑录了他的诸多言论，因而，曾子极有可能继承孔子“韦编三绝”的未尽之事，发扬孔子治《易》重在阐发义理的精神。
第二，《易传·系辞》言：“二多誉”、“五多功”。此“二”与“五”均指《周易》每卦之二、五爻位。因二爻处于内卦中位，五爻居之外卦中位，中者不偏不倚。而且，从每卦之爻象看，二、五爻位多呈现吉象，故《周易》具有浓厚之尚中观念。
而《小象》及《彖传》则集中阐发和揭示了《周易》的尚中意识。诸如：《小象》言：“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干母之蛊，得中道也。”“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徐有说，以中直也。”《彖传》言：“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故“中不自乱”，“中无尤也”，“中有庆也”。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小象》《彖传》必与《中庸》有其联系，而《中庸》者子思之所作也，宋朱熹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子思者乃曾子之弟子孟子之师也，他作《小象》与《彖传》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借助《周易》来张扬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思想。因而，可以认定，《小象》与《彖传》必出自子思之手。
有学者认为《彖》可能为子弓所为。子弓何须人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弓。”但子弓有何《易》说史无详载，故笔者认为不足为证。
第三，《易传》诸篇中最为重要的当推《系辞》，《系辞》思想高深，义理广博，它融合儒道，兼及阴阳，是先秦学术融汇之巨作，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看，尽管其亦为融合先秦学术之著，但均与《系辞》不类。据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系辞》的作者可能是战国末期至秦汉间的田何。根据是《汉书·儒林传》的两则史料。《汉书·儒林传》言：“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言：“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以此认为此“皆著易传数篇”乃田何所为，而此“易传数篇”则为《系辞》。
笔者认为，从此两则材料中得不出《系辞》为田何所作的结论。其一，田何有何言论，史无详载。其二，田何只是《易》的传授者，还是战国中后期融合先秦学术的大思想家，史亦无说。因而，认定田何为《系辞》作者似嫌证据不足。
而据史籍所及，融合先秦学术思想者当首推黄老道家学派。事实上，从黄老遗作中却可发现其与《系辞》的相似处。《系辞》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黄老亦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系辞》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黄老亦言：“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系辞》言：“一阴一阳之为道”。黄老亦言：“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湖北郭店发现楚墓竹简，其《大一生水》中“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沧热之所生也，沧热者，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与《系辞》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一脉相承的。而《大一生水》被学术界公认为黄老之作，可以看出，《系辞》之语言风格、致思里路、表述方式、思想内涵均与黄老如出一辙。可以认定，《系辞》当出于黄老之笔。
归上所言，《易传》并非孔子所作，而为先秦至秦汉间诸多思想家所为，它汇粹了先秦至秦汉历代思想家之思想精华。故《汉书·艺文志》言：“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三
从以上辨析可以看出，《易传》之文是围绕《易经》而发，没有《易经》就没有《易传》，《易传》是最古的《易经》注本。因而，读《经》必须借助于《传》，读《传》必须依赖于《经》，它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但它们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易传》诸篇的相继问世，本不与《经》杂，但文本《周易》事实上是《经》《传》合一。特别是《易传》之《彖传》《大象》《小象》与六十四卦及《文言》与《乾》《坤》两卦相杂，《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附其后，二千多年来《经》《传》合一，殆无可疑。
因而，后世学者凡言及《周易》者均指《经》《传》两部分。至于《经》《传》合一始于何时何人，则向无定说。《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言为东汉郑玄所致，《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则认为是西汉费直所为，孰是孰非，尚无定说。概而言之，《经》《传》合一可能始于汉代，是汉人将《传》合于《经》中。
总之，《易传》诸篇的成书与问世，将古代易学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周易》由卜筮之书步入哲学殿堂，成为影响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周易》特别是《易传》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易传》在其创作过程中融合了先秦儒、道、阴阳等各家思想和学说而自成一系，从而使其成为汇集先秦各家学说的思想宝库。
《易传》保留、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此不必赘言，正因如此，汉以后，《易》一跃而成为六艺之宗，诸子之源，群经之首，充分表现了它与儒学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与独尊，易学亦随儒学得以弘扬和发展，儒学也凭借易学而使自身的思想内涵得到充实和完善。本文主要尝试就易学与先秦道、墨、阴阳诸家之思想与《易传》之联系略述己见，以佐证上文所言的《易传》为先秦学术融合之著之观点。
首先，从《易传》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看。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据《史记·老子列传》言，为“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居周久之，见周衰，遂去，……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老子的思想却深受春秋鲁《易象》之影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言：“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明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说明春秋中晚期人们在利用《易象》进行筮卜过程中，已逐步将八卦归纳为数种自然物象，并依据卜筮之法对卦象与卦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判断。而这种以自然物象推及卦象的物象归类，以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卦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已开始由感觉上升为理性。
《老子》的自然哲学正是在这一认知背景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它从抽象思维的高度对自然界的内在关系及其普遍规律作了高度概括。在《老子》看来，《易象》卦象之间上下互动，纵横交错，反映出了自然万物“周行而不殆”的基本特征。而爻位变化，从初爻至上爻，又由上爻转而反下，体现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物壮则老”的相互转化。因而，《老子》的“周行而不殆”、“物壮则老”思想体现了宇宙万物相互转化、变动不居的内在本性，这种内在本性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而“道”，《老子》又将其命名为“大象”。可以看出，《老子》的“大象”与春秋之《易象》必有一定联系。可以说，《易传》之“蓍之德园曰神”及“物极必反”的思想取自《老子》之意。在《老子》看来，自然宇宙的化生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老子》以《易象》为出发点对宇宙化生过程的高度抽象。而《易传》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亦是取自《老子》之意。《老子》认为，“大象”之“道”，“万物峙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故“大象”之“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而《易传》之“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坤成列，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设位，易立乎其中矣”，“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亦是出自《老子》之意。《老子》强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宇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易传》亦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这道也”更是与《老子》有其联系。可以说，《老子》的思想是《易传》的思想渊源之一。
其次，从《易传》与墨家思想的关系看。据《庄子·天下》言，墨学为先秦四大显学之一。墨学的始创人墨翟，据史载，受儒学之教，出孔子后。《淮南子·要略》言：“墨子学儒者之业”。据《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汉书·艺文志》等史籍所记，墨学的思想特征概为贵节、尚贤、崇兼、兴利等等。《墨子·鲁问》亦言：“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面，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而《墨子》的贵节、尚贤、崇兼、兴利等思想，均在《易传》中得到了体现。诸如《易传》所言：“天地节而四时成”“君子容民畜众”“君子……称物平施”“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刚上而尚贤”“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履信思平顺，又以尚贤也。”“致远以利天下。”如此等等。均与墨学有其一定联系。可以看出，墨家学说亦为《易传》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再次，从《易传》与阴阳家的思想联系看。阴阳观念早在西周初年便被提出，《国语·周语上》言：“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以阴阳观念解释地震。《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之说，到战国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提出了五行相生，五德终始说。而《易传》虽不以阴阳与五行结合，亦不言五行相生，五德终始，但《易传》却把“阴阳”观念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并以“阴阳”学说为基础，展开了对《易经》的全面阐释。众所周知。《周易古经》无阴阳之说，唯《中孚》九二有一“阴”字，即“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而独《易传》以阴阳学说阐释《易经》，且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把宇宙万物统统纳入阴阳矛盾流变的框架体系之中。以《说卦》看，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署为阳，寒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夫为阳，妇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刚为阳，柔为阴，伸为阳，屈为阴，如此等等。
可以看出，在《易传》看来，阴阳观念潜含于宇宙万物之中，宇宙万物无不体现着阴阳交感、阴阳互动、阴阳流转、阴阳互补的基本规律。故“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交而万物通。”“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署相推而岁成焉”。故“阴阳合德而刚柔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可以说，《易传》之阴阳观念，不是出自《易经》，而是吸收道家及阴阳家之阴阳思想并将其发展。
综上所言，《易传》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它是先秦儒、道、墨、阴阳等各家思想精华之荟萃，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经典以及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权威性的大百科全书。
综观先秦易学流变的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出：《周易》即从《易象》到《易经》再到《易传》，是往古圣贤和历代学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微阐幽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是对宇宙大化、社会人生作出哲学的终极思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日日而新，而人为天地所生，同为阴阳所造。因而，人类生灵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人应效法天地之德，合于万物之情。正是基于此，《周易》特别是《易传》提出了易学哲学的宇宙一元论，宇宙通变论，宇宙生化论，宇宙结构论等重大哲学命题，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统一整体，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