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曾子立孝》，其绝大部分文句以“君子”二字开头。诸如：“君子之孝也，以正致练。士之孝也，以德以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君子爱日以学，……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均以“君子”二字起首。不仅《大戴礼记》的曾子遗文是如此，就是后世学者引述曾子文句亦是如此。诸如：《荀子·大略》引曾子之语：“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立以道而勿强。”“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等等。除此而外，曾子之语也有以“先王”开头的情况。诸如：《吕氏春秋·孝行览》引曾子语：“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可以看出，以“君子”与“先王”为发语之起首辞，是曾子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先秦儒家普遍多言“君子”，如孔子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但相比而言，以曾子为最明显。且曾子言“君子”多为起首词，并不以“君子”与“小人”对举。而《象传》之文在叙述《周易》各卦卦象之后，基本上均以“君子”二字起首。诸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等等。据笔者统计，《周易古经》六十四卦，《象传》以“君子”起首者多达五十四卦，以“先王”起首者六卦，以“大人”起首者一卦，直述义理者三卦。可以看出，《象传》之语言风格与《大戴礼记》的曾子遗文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从《四书·大学》篇的思想内涵来看。《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因其内容丰厚，思想精深，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一书，称之《四书》，广为传诵。朱熹认为，《大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为曾子所著，而“传”则为曾子门人所作。事实上，《四书》之《大学》篇，其上半部分为总论，下半部分则为总论文句的阐释。从《大学》的内容看，主要是论述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尤重“诚意”与“正心”，强调“君子必慎其独”的修养方法。如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可见，曾子之《大学》篇把人们的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统一了起来，表现出了以德为治、以仁为政的政治理念。而《周易·象传》正是反映了《大学》的基本思想。诸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经纶”，“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作事谋始”，“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懿文德”，“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君子不可荣以禄”，等等共五十四条，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展示了《大学》的基本观念。可以看出，《大学》“修、齐、治、平”的基本理念与《象传》修身、崇德、善政、重民的基本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笔者以为，《周易·象传》必出于曾子之手，或者说《象传》之成必与曾子有关。
三、曾子作《象传》的目的
如所周知，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其专心之精、用力之勤可想而知。从文本《周易》之《易传》所引孔子的治《易》文句看，孔子不仅有对《易》的整体把握和体认，而且有对《周易》卦爻之辞的阐解和注释。从孔子对《易》的整体把握和体认看，如上所引，孔子言：“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即卦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緼邪。”
可以看出，关于《易》之功用、《易》之意义以及把握《易》之要领等易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孔子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易学研究向义理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孔子对《周易》卦爻辞的阐解和注释看，孔子对《周易》的诸多卦爻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乾》卦，《文言乾》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如《中孚》卦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再如《同人》卦九五爻：“同人，先号嚎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此等等不一而列。
纵观《易传》，孔子对《周易》卦爻辞之阐解和注释共十九卦二十五条爻辞，真可谓用其心而尽其力。同时，他还引《易》立论，以《易》论理。诸如《论语·子路》章引述《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首开了易学史上引《易》论理之先风。然而，尽管如此，孔子仍然对其治《易》之事感到终生遗憾。《论语·述而》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
而作为孔子后学且唯能独得孔子之道的曾子，他可能也是最能理解孔子心境的人。因而，他作《象传》继承孔子的治《易》精神，发扬孔子的治《易》学风，完成孔子的未尽事业理所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象传》本身来看，曾子通过作《象传》，把孔子的易学思想按照孔子的思维里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周易古经》在孔子之前还是比较杂乱的，依据《左传》《国语》所提供的《古经》筮例来看，西周至春秋间，《周易》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式和完备的标准文本，而且其断筒脱漏也比较严重。诸如，1．《左传》《国语》中的筮卦均无爻题，而以“某卦之某卦”代之。如所谓“《坤》之《剥》”、“《丰》之《离》”云云。2．《左传》《国语》中的筮卦爻辞有脱漏，如《乾》卦只言初、二、四、五、上爻，而无三爻。3．《左传》《国语》中的有些筮例之爻辞不见于文本《周易》，如《周语·单襄公论晋周》所言之“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之爻辞不见于文本《周易》。如此等等。对此，孔子感叹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而，孔子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删除和整理《周易》，故“韦编三绝”。正因于孔子的整理才有了今传世之文本《周易》。
孔子虽然对《易》的要旨具有独道之见，并对诸多爻辞作解，启动了《周易》的义理之学，但其主要精力则是对《古经》的删除。正是基于此，曾子尊遁孔子的义理理路作《象传》，直接发挥和揭示了《周易》之义理。
其次，《周易》是由卦组成的，而六十四个别卦又是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经卦两两相合而成之，八经卦又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象。因而，要揭示《周易》之义理必须从分析《周易》的卦象出发。如若抛开卦象，则义理无从说起。所以，孔子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亦正是基于此，曾子尊遁孔子观象阐义的义理理路作《象传》，以象为出发点发挥和揭示《周易》之义理。故《象传》每卦均为先言卦象，再述义理。诸如，《乾》卦，《象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蒙》卦，《象传》言：“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前半部分为卦象，后半部分则为义理。
再次，孔子言：“易其至矣乎。”“易开物成务。”“易崇德广业。”把《易》推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对《易》作了极高之评价。由于《易》立于天地之间，行于乾坤之中，因而，《易》便可以包含宇宙，囊括万物。而人作为万物之一物，“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宇宙万物，天人一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而，人必须“效天”“法地”。也正是基于此，曾子尊遁孔子“效天”“法地”的治《易》理路作《象传》，把宇宙大道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并以此推阐出对于人类生活的基本规范及其本质的规定。所以，《象传》六十四条，上举天道，下言人生，引天就人，借天明理，从而揭示出了孔子天人相通、国家一体的易学精神及尚善崇德、建功立业的治《易》理念。
综上述之，《周易·象传》当为曾子所作莫属。尽管由于资料有限，论证也未必妥当，但从笔者的思维路向考虑，其基本史实已属明显。所以，可以肯定，《周易·象传》必为曾子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