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彖传》是《周易大传》即《易传》十篇之一，其与《周易》经文相杂，位于经文之《象》辞之前。然而，《彖传》究系何人所作？自古及今向无定说。就其内容及文辞来看，《彖传》之言多据《说卦》与《象传》而发，故《彖传》之成必当在《说卦》与《象传》之后。据笔者看来，《说卦》成之于西周至春秋间筮官之手，《象传》则可能出于春秋战国之际之曾子之笔。以此而言，晚于《说卦》与《象传》之《彖传》当在孔子、曾子之后才比较合乎情理。笔者以为，《彖传》之成，很可能与孔子之孙曾子之弟子子思有关。现就其理由陈述如下，望专家同好赐教。
一、《彖传》释《易》文辞的特点
彖者，裁也。引申为断，即裁断。所谓“彖传”即裁断《周易》六十四卦卦义之文辞。从文本《周易》看，《彖传》释《易》有如下特点：其一，《彖传》以《说卦》之义裁断《周易》六十四卦之义。《说卦》是《周易大传》之一篇，其主旨是专门论说《周易》《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经卦所象征之事物及其性质的文辞。据《说卦》之义，《周易》八卦之《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阳，《坤》为阴。而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
据此，《彖传》便以《说卦》之义裁断六十四卦之义。诸如，《蒙》卦，《彖传》言：“蒙，山下有险。”何言《蒙》山下有险？这是因为，《蒙》卦由《坎》《艮》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下坎上艮。据《说卦》称坎为水为险，艮为山为阻，故言“蒙，山下有险”。又如，《需》卦，《彖传》言：“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险。”这是因为，《需》卦由《乾》《坎》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下乾上坎。以《说卦》所称之乾健也，坎险也看，故险在前也。由于乾健居内处下，故“刚健而不险”。再如《泰》卦，《彖传》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这是因为，《泰》卦由《乾》《坤》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乾下坤上，乾内坤外。以《说卦》所称之乾为阳，坤为阴，乾健也，坤顺也看，《泰》卦当为“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如此等等。就整个《彖传》裁断六十四卦之卦义来看，均以《说卦》之义为据。唯《乾》《坤》两卦，《彖传》未明确言其卦体及其性质，而是直述其义。如《乾》卦，《彖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卦亦是如此。这是因为，《乾》《坤》两卦分别为两经卦自身相重，其性质《说卦》己有明确说明，即乾天也，坤地也；乾健也，坤顺也。所以，要理解《彖传》之义必先了解《说卦》，不了解《说卦》便不可能理解《彖传》之义。
其二，《彖传》以《象传》之义裁断《周易》六十四卦之义。《象传》是依据《周易》六十四卦所象征的事物直接推阐六十四卦之义理的文辞。《象传》有《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是针对六十四卦之卦象，运用简要的文辞阐发六十四卦各卦之义。诸如《乾》卦，《大象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如《坤》卦，《大象传》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小象传》则是针对三百八十四爻之爻象简括其义。《大象》之成早于《小象》。《彖传》以《象传》之义裁断六十四卦之义主要是指《大象》。诸如《坤》卦，《大象》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彖传·坤》则言：“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如《鼎》卦，《大象》言：“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彖传·鼎》则言：“鼎，象也，以木巽火，……”再如《晋》卦，《大象》言：“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彖传·晋》则言：“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彖传》之文与《象传》之《大象》有关。有鉴于此，可以断定，《彖传》之成当在《说卦》与《大象》之后，它是在《说卦》与《大象》的基础上对《周易》六十四卦的进一步阐释。
当然，统观《彖传》之文，其与《说卦》及《大象》的区别即不同点却在于它超出了《说卦》与《大象》而充分揭示了《周易》的“尚中”意识，这是《说卦》与《大象》所不具有的，从而使《彖传》在《周易大传》中独具风格，显示出了它对《周易》的独到领悟。事实上，《周易》虽然具有浓厚的尚中意识，然而，《周易古经》中却没有“中”之概念，其“尚中”意识则是通过《彖传》及《小象传》得以展示的。诸如“时中”、“正中”、“中正”、“刚中”、“得中”“行中”、“中行”、“居中”等等。如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刚中而志行，乃亨。”故，“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如此等等，这就使得《周易》的“尚中”观念在《彖传》和《小象传》中得到了明确的揭示和张显。以此而言，《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必出于同一作者，其共同点都是贯串了《周易古经》的“尚中”理念。由此可见，张显“尚中”观念是《彖传》与《小象传》区别于《周易大传》其他各篇的显著特点。
二、《彖传》与《中庸》的相似处
在《周易·彖传》与《礼记·中庸》问世之前，“中”字尽管已散见于先秦典籍之中，除殷墟甲骨文以外，而就文献资料来看，“中”字最早见之于《尚书》。《盘庚》有“各设中于乃心”。《召诰》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对这些“中”字，近人多有解说，有言“中正”者，有言“正道”者，等等。对此，笔者以为拟有拔高之嫌。一般而言，远古典籍中之“中”大体有二义，一为内，与外相对。一为方位，即位居中央。故，许慎《说文解字》言：“中，内也。”《汉语大字典》又言：“方位在中央。”后才逐渐赋予了“中正”、“中道”之义。诸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言：“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而其“教之中”之“中”，我们只能理解为具有“中正”之义，即遵守、符合一定的规范或要求，而并未形成明确的“中正、“中道”之概念。春秋战国之际，“中”逐步上升到哲学层面，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也就是说开始摆脱了内外方位的原始意义。诸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唐孔颖达释“天地之中”为“中和之气”。这可以说“中”已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中庸”说。《论语·雍也》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据《论语》的相关材料可证，孔子的“中庸”即为“执其两端”，“过忧不及”，这又使“中”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孔子以“中庸之道”要求自已。在待人上，他主张“子温而厉，威而不猛”。在做事上，他主张“三思而后行”。在评品人物上，他主张“师也过，商也不及”。在交友上，他主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在治国上，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在对待鬼神问题上，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孔子之中庸乃无过无不及。所以，孔子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春秋未期的《老子》也多言“中”，诸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可见，《老子》的“中”谓“守中致和”。然而，不论从孔子看，亦或是从《老子》看，都对“中”没有过多的介说。而孔、老之所以崇中、尚中，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于春秋以来的“尚中”观念，更重要的是受到《周易》的启迪。正因为如此，孔、老多言“中”。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中庸》与《彖传》及《小象传》从哲学高度给“中”作出了明确的哲学介定。从《中庸》看，《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就把“中”提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而且将其规定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从《彖传》和《小象传》看，“中”字出现一百多次，亦作为宇宙大道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加以倡导。诸如《彖传》言：“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中正有庆。”“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小象》亦言：“中以行正也。”“中有庆也。”“中行无咎。”“中无尤也。”故“中以为志也。”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彖传》及《小象传》广言其“中”，实与《中庸》具有相似处。《中庸》将“中”看作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道。而《彖传》将“中”看作是天之命也，天之道也。可见，《中庸》与《彖传》及《小象传》都是把“中”看成是宇宙大道，立身之本。《中庸》强调“中”的规范性，如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恪守道德礼义规范，做到言行举止有节有度，无所偏倚，无所偏废。而《彖传》及《小象传》亦是如此，反复强调“中行”“中正”，认为“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同样重视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以中正为德，以中行为用。当然，《中庸》与《彖传》及《小象》论“中”亦互有侧重。《中庸》主要是从哲学高度论“中”，从而为“中”寻找哲学的终极根据。故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何谓之道？道者诚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而《彖传》及《小象》则主要是从功用角度论“中”，从而揭示“中”的效用价值。诸如，“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七日得，以中道也。”“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艮其辅，以中正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等等，为人们展示出了持“中”则吉的道理。
勿庸置疑，《中庸》与《彖传》及《小象》必为同一作者所为。
三、从《中庸》看《彖传》与《小象》之作者
《彖传》及《小象传》之作者，如上所言，自古及今向无定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文言》《说卦》，读《易》韦编三绝。”认定《彖传》等为孔子所作。但今学术界多数学人不予认可。然而，司马迁在同篇所言之“子思作《中庸》”却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子思何以作《中庸》？宋朱熹言：“《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孔丛子·居卫》亦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厄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子思者，孔子之孙曾子之弟子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孟子·离娄下》言：“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笔者以为，子思是孔子、曾子后之大儒。宋二程、朱熹对此都有明确肯定：“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子思不仅作《中庸》以传儒道，据今人郭沂先生考证：《礼记》中之《缁衣》《表记》《坊记》诸篇“都笔录于子思，出自子思书”。
这说明子思当为孔子、曾子后的一代有影响的儒学大家。故《韩非子·显学》特将“子思之儒”作为孔子后儒家的一个重要学派予以提名。正因为如此，子思极有可能作《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这不仅因为《中庸》与《周易》之《彖传》及《小象传》在内容、思想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处和一致处，更重要的是子思具有作《彖传》与《小象传》之可能性。
首先，子思作为孔子之孙，他有可能完成孔子的未尽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之说。《论语·述而》亦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之感叹。而且，孔子也曾引《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文句用以论理，首开了思想史上引《易》论理之先风。可见，治《易》不仅是孔子晚年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也是孔子终生未尽之撼事，这不可能不对其孙子思产生影响。事实上，孔子在世时与子思朝夕相处，耳提面命。《孔丛子·记问》有言：“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可以看出，孔子与子思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据郭沂先生考证，孔子死时子思已年十六岁，他应该是深明孔子之意的。所以，子思完全有可能继承孔子的未尽之事而作《彖传》和《小象传》。
其次，孔子之后，儒门正宗为曾子。曾子名参，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之《论语》就是在曾子的主持下由其门人编辑而成书的。故《论语》中凡言及曾参者无一不呼其曰“子”。《大戴礼记》之《曾子十篇》即为曾子之遗作。据笔者考证，《周易》之《大象》即为曾子所作。那么，作为曾子弟子之子思，也极有可能在曾子《大象传》的基础上延续曾子之事而再作《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以明《周易》之义。
再次，从《礼记》中的《缁衣》《表记》《坊记》等篇看，其有多处引《易》立论，且均为《周易古经》之经文。诸如，《坊记》引《既济》卦九五爻辞言：“《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实受其福。”又引《无妄》卦六二爻辞言：“《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表记》引《大畜》卦辞言：“《易》曰：不家食，吉。”又引《蛊》卦上九爻辞言：“《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缁衣》引《恒》卦九三爻辞言：“《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引《恒》卦六五爻辞言“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如此等等。可见，子思对《周易》经文并不陌生。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必当为子思所作，或者至少与子思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