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惘然记
北宋有一幅《校书图》，画一个学者一手持纸卷，一手拿着个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还是文具——在搔头发，仿佛踌躇不决。下首有个撞儿托盘送茶来，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图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员背后的两折大屏风，上有朝服下缘的海涛图案。看上去他环境优裕，他校的书也许我们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点出人意料地，他赤着脚，地下两只鞋一正一反，显然是两脚互相搓抹着褪下来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湾两个老人脱了鞋坐在矮石墙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细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因为了解是原怨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有，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
这小说集里《五四遗事》这篇是用英文写的，1956年发表，中译文次年刊出。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1950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30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此外还有两篇1940年间的旧作。《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有朋友在香港的图书馆里旧杂志上看到，影印了两篇，寄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刊载。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另一篇小说《多少恨》，是以前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不便携带文字，有些就没带出来。但是这些年来，这几篇东西的存在并不是没人知道，如美国学者耿德华（EdwardOunn）就早已在图书馆里看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多少恨》的前身是我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原剧本没有了，附录另一只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MaxShulman）著舞台剧“TheTenderTrap（温柔的陷阱）”改编的，影片1956年摄制，林黛、陈厚、张扬主演。
《多少恨》里有些对白太软弱，我改写了两段，另一篇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只好添写了个尾声。不得不噜苏点交代清楚，不然读者看到双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自己的作品。
开到荼
【爱玲说】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很多年了，上海，这个自己曾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再也回不去了。
1955年，一个秋天，秋天如这女子冰冷的心一样。张爱玲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乘上了“克里克夫兰总统”号离开香港，去了美国的某个城市。那时候，送别她的只有宋淇夫妇。
到底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了。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与上次离港心情完全是两重天，那时候年轻，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然而，这次却是人在天涯，无奈作别。这次，张爱玲奔走异国他乡，是去新大陆，陌生的环境。
还是胡兰成那句：“我见幽人独往来，孤鸿缥缈影。”
张爱玲拖着不太多的行李，真是有，也只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了。
去国苍凉，何日是归期？这时的张爱玲前途未卜。
凄清的秋风，吹起张爱玲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她强忍着泪水，与宋淇夫妇挥手，彼此道别：“再见！珍重！”
此情此景，真正应了“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望着渐行渐远的维多利亚海湾，越来越远的故国，张爱玲的心头不禁一片黯然。
这穿堂在暗黄的灯照里很像一节火车，从异乡到异乡。火车上的女人是萍水相逢的，但是个可亲的女人。
想想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到了日本的一个城市，张爱玲不知道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给宋淇夫妇写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好相反，现在写到这里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宋淇夫妇读罢此信，真是感念人在天涯，满目疮痍……
张爱玲写道：“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
呵呵，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女子是太孤独了。真的太孤独了……
张爱玲一再叮咛宋淇夫妇：“一有空就写信来……但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
人们都说张爱玲多冷漠。可是，谁又知道“自古多情是无情”。谁知道这“载不动，许多愁”呢？
宋淇先生说：“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是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
张爱玲的孤苦无依，天涯人在何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张爱玲的内心，彼时是苍凉的。不得不说，张爱玲是坚强的，不然，她不会活着了。生活让她历尽磨难，可是生命仍在继续。说不上来哀愁，诉不尽的悲切。
张爱玲乘的船，是在美国旧金山入境的。文件是由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审核的。张爱玲的身高是五尺六寸半，结果这日本青年，大概是仰望的姿态，故意夸大，写成了六尺六寸半。张爱玲笑称这是“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后来，爱玲也解释道：“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猜透的，我瘦，看着特别高。”
一直到后来，张爱玲也是记得这件事儿的，也许是因为它比较有趣，有趣的事儿在张爱玲这里全是智慧。
张爱玲在踏上美利坚的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状况，其中的种种因缘际会，是谁又能说清道明呢？入境之后，张爱玲乘着轮船驶向旧金山的50号码头。没有逗留多久，她便很快去了纽约，因为好友炎樱在那里。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温暖了，多么渴望快点见到炎樱啊。
纽约终于到了。在那个年代，纽约无疑是繁华的，是美国的门户，也是一个橱窗。摩天大楼、繁荣港口、宽阔街道……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分分秒秒地昭示着鲜明的美利坚文化。然而，对于这么一个漂泊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风雨故来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再见炎樱，无疑是欢喜异常的。她们还如当初，拉着手一起去逛街，吃东西，就像是昔日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好朋友就是这样的，即使很久不见，还是如故。
在纽约，张爱玲一直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早在1954年的时候，在香港，张爱玲就把自己的《秧歌》寄给了胡适，另外附有一封简短的信，大致是说这本书有点像他在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在胡适的全盛时期，年轻的张爱玲也是仰慕至极啊。那时候，张爱玲还小，素昧平生，想求得胡适的一些见解。不久之后，便是胡适的亲笔回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10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信中，胡适还对一些章节简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三年之后，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去，写信让胡适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将《秧歌》还给了张爱玲。一个文坛大佬能对自己这样，张爱玲真是有着说不出来的感怀与激动。
来到纽约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张爱玲和炎樱一起去看胡适了。到底是中国人，胡适所在的那一条街道是一排白色水泥的方块房子，门洞里有楼梯，全是港式公寓。
初冬，午后的阳光里，让人不禁有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恍如隔世又在眼前。等到上了楼，室内的陈设也是全中式的。
这时的胡适穿着灰色的长袍子，飘飘然地站在雕花的窗边。
古老的中国文化在纽约重现了，不知道张爱玲当时作何感想？
胡适夫妇热情招待。夫人江冬秀端出沏好的茶来招待她们。青瓷的小茶杯，柔滑细腻，张爱玲轻轻端起，把玩于掌心，轻声细语念出：“寒夜客来茶当酒！”胡夫人态度有些生涩，或许，在胡适面前，就只是他的学生了。炎樱倒是生性活泼，非常热情地用国语跟胡适夫妇聊天，可能是因为离开中国太久，总觉得像是纯美人在生硬地说着国语。胡适夫妇是很喜欢炎樱的，说说笑笑丝毫没有陌生感。
张爱玲不善言辞，只是静静坐着。一如自己平时的态度，内心却已经翻云覆雨……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胡适啊！难免眼泪要掉下来了，胡适曾经是让张爱玲“敬如神明”的人物，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历史化的人物。而此刻，只不过是一个慈祥的老头，稍带一点点落寞。张爱玲，努力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是真的，这就是真的。
时间，真是慌了神：那一年，她还是坐在父亲的书桌旁看完《胡适文存》的。《海上花》也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自己破例花钱去买的。详细读了《醒世姻缘》则是在港大战争时期读的。当时，张爱玲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的图书馆，在一堆古老的书籍里发现了《醒世姻缘》。真可谓大惊大喜！
当时烽火连天，张爱玲只是津津有味地读着胡适先生的《醒世姻缘》。
多么遥远的记忆，像一条长河一样，丝丝蔓蔓。而自己现在就在这老先生的旁边。
炎樱到底是活泼、幸福的女人。感恩节那天，炎樱带着张爱玲去了一个美国人家里吃烤鸭，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张爱玲究竟是愁肠百绪。深蓝色的街道，格外干净，灯火橱窗，寒气逼人，街上的霓虹灯晶莹可爱。张爱玲喝了点小酒，有点微醉。和表姐在上海的霞飞路逛街的情景，历历在目。
人在天涯呐！
夜来风寒，张爱玲回去就上吐下泻。在异乡生病了，更是心有戚戚焉。
这时候，正好胡适打来电话，说是去一家中国馆子吃饺子，张爱玲激动得热泪盈眶。人间到底还是有一点儿暖意的。
从此，张爱玲就再也没见过胡适先生。但是听说胡适先生返回中国台湾，担任了“研究院”院长。之后没多久，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胡适先生在一次演讲之后无疾而终。他就是这样去了。
张爱玲每次翻起《秧歌》总还是会想起他的。
1956年2月，张爱玲来到美国已经四个月了，但是生活还是那样，没有更大的改变。《秧歌》在美国销路一般，作为一个职业文人，显然是困窘的。总不能这样吧。张爱玲只有另谋出路。
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在充满沧桑的路上。可是，早已经无法回头。如若，当初嫁个好人，也许……也许……算了吧，唱得再多，人，已经散落在天涯。
又见炊烟
【爱玲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者，但我比任何人都喜欢回首自己来时的路，我不断地回首，驻足，然而时光扔下我轰轰烈烈的向前奔去。
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不管年龄，无论地点。
张爱玲原以为自己的心自从那次就死了。花谢了，再也长不起来了。离开胡兰成，怕是自己的心，再也不会萌动了。然而，人类是需要温暖的。爱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还是元好问说得好：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张爱玲真的需要一点点暖意。在炉火旁边，哪怕是听听短暂的歌谣。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爱玲提出来的居住申请，并请了自己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作保，又找了司克利卜纳出版社的主编哈利·布莱格和著名的小说作家马昆德做保人。不久，申请便通过了。
谁都说不上来，这次会再次逢春？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是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马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的。
搞创作的人太需要安静的环境来创作，每个时代的文人都需要这样的环境。可是，并不是都有这样的好命与这样的资质。
3月中旬，张爱玲就离开纽约，离开炎樱，毕竟有自己的路要走。先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辗转去了新罕布什尔州。之后，就到了彼得堡市区，然后，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了市中心数里外的麦克道威尔。
真的是“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千山万水，难道就是缘分？难道就是天意？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彼得堡这里的冬天，天晴得比较早。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张爱玲坐在车里，衣衫单薄，只觉得一种骨子里的冷。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外面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楚。
生于浩渺的宇宙之间，真是苍茫而浑浊。忽然，前面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几十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
喜！张爱玲看到了希望。
远远望去，那房子真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小城堡。灯光比较柔和，乐音袅袅，恍如世外。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世外？”张爱玲想着便笑了。
车越来越近了，可以见到门前两排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地上残雪未消，踏上去有些声音。张爱玲的心，渐渐地向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靠近。
家？这里就是我寻觅半生的家吗？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就是了。
缘分是什么？在这之前，张爱玲想过，但始终解不透。一个人站在外面，张爱玲听见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欢笑声，似乎即将迎来一个新开始。
张爱玲心里默念：“你好，麦克道威尔！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