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诸葛亮又指出：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而统治者却平庸无能，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这为刘备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决策：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篇《隆中对》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主要原因就是它充分表现了诸葛亮高瞻远瞩的聪明才智，综观全篇，中心在于一个“保”字上，以守为攻，复兴汉室，达到方法与目的巧妙结合。诸葛亮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他在当时整个形势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十分透彻、准确地看到曹操据北，孙权依东而西部所处之地的刘表、刘璋难成大业的局面。他还预料到，由于曹操兵多将广，且又“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数代经营吴地，根深势大，刘备尚无力与其争锋。因而，必须承认曹操与孙权各自占有的地盘这样的事实。其次，他明了刘备虽有良将，却无寸土，要想图谋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巩固的根据地。曹操、孙权的地盘无力去争，眼光只能落在荆益之地，恰好刘表、刘璋都难堪大任，荆、益之地正是刘备求发展的未来保障。诸葛亮几乎直言相告，刘备只有先占荆、益，才可能有出路。再次，诸葛亮已明确认识到，刘备夺得荆、益地后的策略，必须是联合孙吴共拒曹魏，方可暂成鼎足之势。最后，刘备必须将目标建立在复兴汉室上，这样，才可争取民心，而且，荆、益有利的地理位置，既有汉高祖据以夺天下的先例可循，又进可攻，退可守，至少可以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形成三分国中强大的一国。
从后来的事件发展看，诸葛亮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荆、益地区巩固了，对外结好孙权，便能够打败曹魏强硬的攻势。一旦与孙吴关系出现裂痕，便会被曹魏利用，而造成两败俱伤。关羽、张飞、刘备的相继死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同孙吴的关系。
诸葛亮十年隆中，未出家门一步，何以会对时局作出如此准确、客观的分析？这就在于他读书时不是死抠书本，而是以懂大略、务实用为目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从他们那里随时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动向。但是，客观事实摆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却并非每个人都能作出像诸葛亮那样透彻的分析，这与他的过人智慧是分不开的。《隆中对》是诸葛亮长期学习与实践而形成的智慧的凝结。
《隆中对》不仅解开刘备心中的疑虑、迷惑，为他指明了出路，同时，《隆中对》也是诸葛亮个人的理想与志向的表述，从那一刻起，他便同刘备确立了共同的政治理想。因此，他才会慨然允诺出山去辅佐刘备。诸葛亮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把理想人格叠印成现实，施展宏才大略的机遇。
联孙抗曹
诸葛亮出山不久，当联吴政策还是纸上谈兵之时，曹操已亲率号称八十万大军的强大兵力南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继承父业的刘琮投降。曹操得意忘形，竟欲顺流而下，一举拿下孙吴，实现一统天下的霸业。当其时，无论是对刘备还是对孙权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双方联合，则力量增强，或可与曹操一争高低；如果双方分裂，势必被各个击破。客观形势急需一个能说服孙权联合拒敌的一个智士。诸葛亮提出了联吴的构想，联吴使命由他亲自出马自然是最理想不过；曹操的南下，成了刘、孙联合的催化剂。诸葛亮似乎看准了这个难逢的大好时机，果断地向刘备请命：“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刘备立即应允。
当时，孙权正驻柴桑（在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成败”，尚缺抗曹的决心和信心。诸葛亮向他指出：“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诸葛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是恳求孙权发兵抗曹，也不是直接游说与刘备联合的好处。他先述鼎足之势，再谈吴越之地的优势，并将曹操的威胁摆在面前。随后，便采用激将之法，为孙权的前途作出预测，好像他不是刘备的军师，而是孙权的谋士一样。孙权岂能听不出诸葛亮的话外之音？诸葛亮劝他北面事曹是假，率吴、越之众拒曹是真，但他还是故意问诸葛亮：“苟以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见时机成熟，慷慨陈辞，进一步激孙权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为之动容，勃然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孙权决心虽定，但对如何抗曹还有些茫茫然，对刘备的力量更有些怀疑。诸葛亮已使孙权下定决心，该是给孙权增加信心的时候了。因此，他冷静而切合实际地分析道：“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之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未，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这势强，鼎足之势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以为然，立即发兵三万，随诸葛亮会合刘备联合抗曹。
诸葛亮的大智大勇，终于说动了固守江东数十年的孙权政权。当此危难之际，能迅速实现联合吴国政策，实属不易。诸葛亮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隆中对》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鼎足而立的必然局面，同时，对如何形成这样局面，从曹、孙、刘三方形势合乎实际的比较上作了透彻、深刻的分析。对孙刘联合，曹操必败的结局作出了明智的预测。由此所见，他的智慧就在于他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和全面的分析，又能抓住孙权不愿向曹操称臣，不愿白白舍弃经营了数十年的江东之地的心理，终于完成了联吴的使命。
忠君爱国的股肱之臣
荆州之失与夷陵之败，使刘备复兴汉室的计划成为泡影，他退守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后，忧愤成疾，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去逝。刘备病重之际，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对刘备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十分感动，他涕泣立誓“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忠心辅国。不久，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皆其决断。从此开始了辅佐后主刘禅，修政平叛，图取中原的奋斗时期。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将先代的贤相名将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此后，有的人更称他为“当世伊、吕也”，将他比作伊尹、吕尚。无论是诸葛亮的自比还是他人的赞誉，都是将他视为贤明有为的“股肱之臣”。不过，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每个帝王手下都不乏精忠报国之士，但许多人只能空留遗恨。这说明，贤臣必有明主才能发挥其能力。诸葛亮隐居隆中十年，终于遇到了他认为可复兴汉室的明主，在辅佐刘备的过程中，表现出他独有的人格气质和后人赞叹不已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忠君爱国。诸葛亮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正统观念比较浓厚，他把复兴汉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忠心耿耿追随刘备图谋统一事业。当刘备托孤时，他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仅如此，他还以此人格要求他人，作为他举荐、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一时糊涂作的事他予以宽恕，不忠不孝，不思报国之事他绝不原谅，他弹劾廖立即是明证。
其次，竭尽“股肱之力”。诸葛亮的人格要求他必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辅助刘备、兴复汉室。这就要竭尽“股肱之力”，在各个方面充分展露才华，在忠君报国的观念支配下，为刘氏政权鞠躬尽瘁。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做到了，如前所述，他留守成都期间，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刘备有良好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尤其令刘备安心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不必有后顾之忧。刘备死后，诸葛亮负起辅助后主刘禅的重任。陈寿说道：“及备殂毁，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对刘禅表示：“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诸葛亮的磊落人格，决定了他辅佐刘禅如辅佐刘备，而且由于刘禅幼弱，还要更加勤奋努力，兢兢业业。
第三，“鞠躬尽萃，死而后已”。诸葛亮矢志不渝地辅佐刘氏父子的复兴事业，在实践中形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主体。诸葛亮一刻也未敢忘记刘备未完成的大业和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说：“臣受命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诸葛亮一直将北伐中原、实现统一作为他“鞠躬尽瘁”的归宿。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他毕竟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病逝于北伐军中。对他的精神而言，人格的实现比建功立业更重要，他的人格与智慧的力量，或许比他复兴汉室的事迹流传得更为久远。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传诵诸葛亮的名字，根源之一就是他的人格与智慧，以至于将他神化了来崇拜。
诸葛亮在世时，他的人格与智慧已感动过许多人，廖立虽被诸葛亮弹劾而废为民，但当他听到诸葛亮死讯后，泣叹道：“吾终为左衽矣！”可见对诸葛亮人格与智慧佩服至深。另一个被诸葛亮惩罚过的人李严，闻诸葛亮死讯后，竟“发病死”。后人评说道：“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甚至连他的敌手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案其行营垒处所”，也慨叹说诸葛亮乃“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的失误
诸葛亮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能掐会算，料事如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可能有什么重大闪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诸葛亮也有失误，有的还是重大的失误。
诸葛亮北伐中原最后失败了，演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历史悲剧。以诸葛亮之智，刘备之仁义，关羽、张飞、赵云之勇猛，却为什么不能北伐成功、兴复汉室？
这里面既有天时在起作用，也有人谋方面的问题。
孙子曾经说过，预计战争胜负有五事七计。其中五事是：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的条件西蜀并不具备，所以北伐难以成功。
首先，就道来说，西蜀在前期，君主刘备有道，堪称明主，但是后期刘禅则是昏庸之君；曹魏起初曹操才智超群，是一代英雄，又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名正言顺，所以西蜀难以取胜。他的后继者虽代汉自立，但是还不算是无道昏君，政治、经济措施都比较得力，大兴屯田，广揽贤才，也没有可乘之机。
其次，就天时来说，曹魏有统一的中原大地，早已具备安定的后方，兵多将广，后备力量充足，又率先迎来汉献帝，把握住了先机，充分占有了天时。而西蜀成气候太晚，草创而成，已失先机之力，想后发制人，困难太大。
第三，就地利而言，中原人力、物力极为充足，不仅广阔而多回旋余地，而且关中地区又易守难攻；西蜀北伐，战线太长，千里运粮，补给困难，国力、民力很快耗尽。一旦断粮，不战自退。
第四，就将才来说，诸葛亮本人当然才智超群，西蜀早期又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华夏名将，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与曹魏相比，还是劣势；到了后期，由于长期征战，西蜀因为地狭人少，人才匮乏，最后竟然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艰难局面。反观曹魏，地广人众，人才济济，才智之士不断涌现，能征惯战的将才承前启后，源源不绝，西蜀哪里是对手？
第五，就法度来说，西蜀早期清明，因为有明主刘备，更有贤相诸葛亮，所以朝廷上下政治修明，国势尚可。后期虽然有诸葛亮、姜维辅佐，但是因为后主昏庸，国势渐衰。而曹魏虽然有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力之争，但是政治、法度始终比较稳定，国家治理还是可以的，因此国力始终保持强盛之势，这样西蜀便难有可乘之机。
因为存在上述几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蜀在外交上的失误，如因为关羽的自大、傲慢导致与东吴失和，大意失荆州；夷陵之战，西蜀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互相残杀，力量消耗，缺乏重要的战略配合；还有用人上的失误，如错用马谡而失街亭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诸葛亮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诸葛亮本身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上的失误。误用马谡，就是他没有看透人，用错人的结果。马谡是马良之弟，应该说，在军事理论上，他还是有一套的，如果做参谋，不能说不是个人才。例如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的时候，他便给诸葛亮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因为他的意见正确，确实符合实际，所以诸葛亮采用了，实际上也确实依靠这样的计策，征服了南方。诸葛亮在世之时，南方确实始终没有再反。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马谡也确实有明显的缺点，这就是言过其实，尤其在军事上缺乏实践经验。对此，当年刘备曾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但是，诸葛亮没有听从刘备的意见，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点、关键的战役上，不顾众人的反对，错用了这位只会纸上谈兵的空头军事理论家。“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建众拔谡，统军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街亭惨败，使蜀汉受到重大损失，失去了难得的机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不说，这主要是因为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的失误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