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标志着现代迷信的正式破产，一方面导致了人道主义思潮的普遍兴起。作为当代思想史上相互对称的两个重大事件，其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总的说来，前者在造成了深刻的社会性精神和价值危机的同时又提出了重建的要求，后者则致力于危机的克服和重建的可能。这里，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变革如同政治、经济一样，具有事关民族存亡的严重性。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因之不可避免。“朦胧诗”之所以从升出地平线之日起就成为新时期诗歌，乃至新时期文学的敏感区和反复不已的震荡源，其命运之途之所以那么崎岖坎坷而又充满戏剧性，正因为它所置身的，是这样一个危机与生机、衰亡与新兴，诸多因素既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既相互挤兑又相互激宕的命定时刻。
主要集合在《今天》旗帜下的“朦胧诗”最初是作为一场伟大诗歌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登上诗坛的。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一经见诸报刊，就理所当然地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反响和赞誉。因为它们的风格与运动的指向和节奏完全合拍——在这场运动中，“讲真话”成为诗的共同主题，而恢复诗的抒情传统则成为诗人们致力达成的首要目标。这种表面的一致掩盖了骨子里的分歧；但随着青年诗人们更多的作品面世，分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引发了1979年底开始的有关论争。
这场“当事人”缺席的“代理官司”即便今天看来也并不多余，虽然在诗学层次上仅仅、也只能涉及到一些“ABC”的问题。它的意义在诗歌之外，或者说超出了诗歌。对那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来说，“不懂”只是一种借口，其潜在心理是恢复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旧秩序(当然要稍稍文明一些)。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本能地从“朦胧诗”所揭示的一代青年惨遭毁灭的废墟感中嗅出了“异己”的味道。他们因此而大张挞伐乃属正常。可叹的是，即便是那些热心为“朦胧诗”的生存权利辩护的人们，多数也没有意识到，至少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新的诗歌现象的革命性所在。在他们看来，多一朵“花”总比少一朵好。把这种善心稍稍理论化一点，就得出了后来的“朦胧诗”=现代主义，传统诗=现实主义，二者同样合理的似是而非的结论。
而在论争之外，“朦胧诗”仍然循其自滥觞期开始形成的内在逻辑，半公开、半地下地蓬勃开展着。“心的变换”比一切“主义”的标签更加有力。当北岛说“我们做好了数十年的准备，就这样封闭地写下去”时，他不仅表明了与黑暗势力誓不两立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了对于诗的某种独特信念；而封闭状态的结束不但没有动摇或改变，相反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这种信念。人的觉醒和诗的觉醒，人的解放和诗的解放，正好构成了这种信念不可分割的两面。如果说在“朦胧诗”的滥觞期，这一切是以生命的全面压抑，以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无情分裂为代价的话，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要求的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高扬及其本质的现实占有和实现。这正是《今天》成立之初所宣言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今天，只有今天”的真实涵义。
因此，对“自我”的意识成为“朦胧诗人”的自我意识决非偶然。这种自我意识积淀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有着丰厚的现实内涵：正如现代迷信的推行是以人民的普遍自我放弃为条件，极“左”路线对诗坛的垂直支配是以对“自我”的批判为先导，诗在60-70年代的空前衰落也是以诗人们“自我”意识的完全丧失为前提的；而“新的自我”即基于这样的反思，在昔日的“一片瓦砾上”诞生：“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为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顾城语)。
如此被描述的“新的自我”，其意义不但远远超出了“伤痕文学”单纯揭露和控诉的旨趣，也远远超出了历来所谓“诗中有我还是无我”的浅薄命题。后者涉及的，只是“自我”的功能性；前者呈现的，却是“自我”的主体性。功能性的“自我”把诗人降低为工具，主体性的“自我”则拒绝成为工具。两种不同的“自我”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从后者中顺理成章地引申出了这样的诗歌观念：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北岛语，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
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渴望造型，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江河)
所谓“自己的世界”是一种张力很大的提法。它把传统观念中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通过诗人的创造行为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诗人既从感性的缤纷的假象，又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的空洞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实世界和精神的光天化日之下。作为“自己的世界”，它是获具了个体形式的世界；而作为“自己的世界”，它是显示了世界内容的个体。这一提法进一层的本然含义是独立不依和不证自明，就是说，它把诗人的创造行为和创造结果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精神现实加以肯定。这种肯定并不以否定现实的真实性为前提(相互抗衡)，然而却以此为前提指向更高的真实(遥相呼应)。真诚与独特，正义与人性，在这里与其说是形容词，不如说是名词。它们不是外在于这一世界的道德要求，而就是它的自然本性。
这种在今天看来已属常识的诗歌本体观，在当时却是一种“全新的”价值维系。它从内部支持、鼓舞着“朦胧诗”在涌流期的全部实践。作为对滥觞期“向内转”的更高层次上的肯定，对“自己的世界”的发现与开掘标志着“人”与诗的再觉醒。这就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在此一时期共同的社会主题面前，“朦胧诗”会表现出对人本身的特别关注？为什么这种关注以对人的存在的复杂性(包括其潜意识领域)的揭示为指归，而同一指归的追求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他们各自的艺术个性？这里，无论是北岛那严峻到阴沉、充满怀疑精神的“我”，舒婷那执着到痴迷、追求美善的“我”，还是顾城那轻灵透明、捉摸不定的幻想的“我”，江河、杨炼那横越古今、烛照生死的历史的“我”，抑或多多由于突然意识到生活成了“鳄鱼市场”，而对毁坏的生命道德执行清理的“我”，芒克开敞的那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超道德的“我”，都具有超出其作品之外的象征意味。如果说，在所有这些“我”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大写的“人”，而这一点更多地来自时代精神的浸漫和光耀的话，那么，真正赋予其以艺术魅力，使人们为之震撼、惊喜或者疑惧、困惑的，却是那个小写的“人”，那个充分行使个体话语权力，行使自由探索和创造意志的活生生的个人。正是它使北岛在经历了《结局或开始》那样的沉痛反思后，毅然决然地扭转身躯，在一片春天的欢呼中“走向冬天”，以“吾与汝偕亡”的超然勇气，重新打入他早“已习惯了”的黑暗；使江河在对人民真实命运的追索中，一方面从那“垒满了石头”的历史深处，听到“就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和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的生命呐喊，一方面又从留在英雄身上那“像空空的眼窝”的弹坑里，从那似乎仍在“一涌一涌地”流着鲜血的伤口里，看到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使舒婷忽儿感到自己是“一片绿叶”，“在黑暗的泥土里”，“安详地等待／那绿茸茸的梦／从我身上取得第一生机”，忽儿在流水线造成的单调重复中，看到“自己的存在”的丧失，体验到“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的悲哀；使芒克在对“旧梦”的追溯中，“面对一个人字”，“就如同面对着一片废墟”，“如同儿女看到了／那被残害的母亲”；使多多明知徒劳，也仍一再发出“再给我们一点羞耻吧!／再给我们一点无用的羞耻吧”的吁求；使骆耕野在车过秦岭，出入隧道的忽明忽暗中，听到“生命／落在生命的黑键和白键上／轰鸣起人的旋律”；使王家新在一块石头中“认出了／一个民族、一个人／格格作响的骨头”……
在我看来，确立这种基于个体主体性的诗歌本体观，乃是“朦胧诗”相对于当代诗歌发展的全部革命性之所在。它理所当然地包括形式和技巧革命的方面。反过来，也只有在“人”与诗的觉醒所造成的精神的各个层面被广泛开发，巨大的创造力被从内部唤醒的前提下，所谓“形式与技巧革命”才能得到真正合理的解释。庞德那句“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的名言，在这里可以稍稍扩大一下，并按一种朴素的逻辑颠倒过来，变成“一个真诚的诗人必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考验”，因为这种考验发生在生命-语言的临界点上。极端一点说，这里形式就是内容，而技巧不复是技巧。诸如广泛的私立象征、流动的意象、通感、隐喻、变形、矛盾语、形而上视角、抽象与具象的复合等等，既不是简单的传统手法的复活，也不能被片面归结为对西文现代派诗歌的借鉴；在和诗本身同样古老又同样年轻的意义上，它们乃是“心的变换”寻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揭示所必须诉诸的方式；而蒙太奇式的瞬间组接、音画互补、跳跃交叉的立体结构等等，则成了业已“变换”之“心”的直接表征。
涌流期是“朦胧诗”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就其本身而言，它表明一代青年诗人作为一支现实的诗歌力量已然生成；就当代诗歌而言，它表明一个不可逆的变构过程由此开始。由于“朦胧诗”的介入和参与，恢复意识形态大一统旧秩序的企图已被注定为不可能；但它真正划时代的意义却在于它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既然诗人的“自我”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探索和发现就成了他的内在使命和律令；而既然“自己的世界”是诗歌本体意义上的真实世界，那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只需要通过“形象化”而获具形式的先验真实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对当时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诗歌观念的根本变革中，蕴涵着诗的个性、风格、流派形成的动力学依据。它一旦落地生根，诗的全方位开放和多元化就是势不可免的了。
三
到了1983年前后，“朦胧诗”就进入了其发散期。
所谓“发散期”，可以在这样三个层面上理解：其一，在经历了涌流期的集体命运之后，“朦胧诗”的内部开始分化；其二，“朦胧诗”所体现的新的价值观和方法已显示出相当的凝聚力，其创作通过大批的追随和摹仿者，或成为明里暗里的参照而具有“范式”意义；其三，由于获得广泛认可，它正从旧秩序的异端慢慢转变为新的“传统”，从而酝酿着新的变革。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注脚，旧秩序的卫道士们喋喋不休的诉告尽管仍盈盈于耳，甚至借助行政的力量在某一时期具有“大批判”的规模和声势，却日显空洞无力；它再不可能得到认真对待，成了一种不无讽刺意味的自娱或自虐。
“朦胧诗”分化的必然性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外部的压力只是使之更像是一个集体——而是来自内部的裂变，换句话说，是它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即便《今天》(以及后来的《“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没有被迫停刊，作为集体的“朦胧诗”也将不复存在。
“朦胧诗”滥觞于自发的生命和青春反抗。它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自发性和青春特性。随着时日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一种被杨炼称之为“成熟的智慧”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在写于1982年的一篇题为《传统与我们》的文章中，杨炼把所谓“成熟的智慧”阐释为“怀疑和批判的精神，重新发现传统内在因素的意识和综合的能力”。在他看来，这是“真正加入传统”的必备条件。把问题提得更明确些，即“一个诗人是否重要，取决于他的作品相对于历史和世界双向上的独立价值——能否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
传统——与传统的关系——加入传统(“传统”在这里主要是一个共时性的空间概念，它构成了诗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坐标，用杨炼的话说，“它融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细胞中和心灵的每一次颤动中，无形，然而有力”。更重要的是“成为今天的传统”，即成为“反抗和活力的双重源头”)在这一根本性的考虑中显然占据着豁目的中心位置。相对于继起的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热衷于“反传统”的激烈态度，“朦胧诗人”于此要表现得克制和审慎得多。这和他们对旧秩序的毫不妥协似乎有点矛盾，其实正互相补充。因为在始自童年的思想文化禁锢的背景下，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传统”可言的：
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里
谁又能看清地平线
日日夜夜，风铃
如纹身的男人那样
阴沉，听不到祖先的语言
搬动石头的愿望是
山，在历史课本中起伏
——北岛：《关于传统》
其结果就是诗开头写到的，一边是“野山羊站在峭壁上”，一边是“拱桥自建成之日／就已经衰老”的两不相干的局面。这种令人尴尬的错位感连同与世界文化的长期阻绝，突出表明了“朦胧诗”最初缺乏文化后援的严重先天缺陷，其残酷程度足以使考利在其名着《流放者的归来》中对一代美国青年所经历的“除根过程”的详细描述和大肆挞伐，成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想想看，如果他们在那一时期被禁止阅读——事实上也读不到——一切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相左的书，充其量只能读到几本“供批判用”的“黄皮书”或“白皮书”，他会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反传统或者不反传统有什么意义？
涌流期内外两方面文化藩篱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局面。它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杨炼在《传统与我们》中提出的问题即是有关信息的综合传达。这不仅是“朦胧诗”开始摆脱最初的自发性，走向自觉和成熟的信息，同时也是其内部业已分化的信息——确实，在经历了涌流期较为充分的“个人化”发展阶段之后，在文化的内外开放已提供了足够的参照和选择可能，尤其是传统的内在因素已得到充分重视的新情势下，再用集体的纽带把原本就存在着不同差异的个体维系在一起，就显得多余了。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但相忘于江湖不是一种更自由的境界吗？而对意识到主体性的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加入传统——那更高的、真正的主体——更激动人心的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