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最讲义气，性情豪爽，为了朋友甘愿两肋插刀，把友情看得比命都重要，东北汉子心眼都挺好，交朋友遇到知己能把心掏出来。就说喝酒吧，往往把客人往死里灌，似乎不喝得爬桌子腿，就不够朋友。只要喝透了，没有不能办的事。并且，生意人坐在一起，在酒桌前就不能说不会喝或胃痛。因为好酒的东北人觉得不喝透就是不够朋友；酒喝不透，就是不够朋友。和不够朋友的人办事，没有意思！
重义气，使东北人在商界获得了值得信赖的好名声，很多人在与东北的商家打交道时，都表现得比较实在，容易相处。
因此与东北人做生意，只要用些感情投资，没有办不成的事。哥儿们义气用事，这是东北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在生意场上，买方和卖方的目的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如能进行情感交流，就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使买方觉得卖方诚实可信，卖方也觉得买方有信义，可以信赖，这样双方自然会增加合作的机会。因此，东北商人做生意时讲义气，重义气，这一特色促使许多东北商人成为大腕级的富豪。重义气，虽然使大家不必因竞争而伤了和气，但是却与现代商业竞争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是迟早要被时代淘汰的。
（二）容易怒脾气大
东北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五爱市场
东北人被外地人称为“东北虎”。人们以虎比喻东北人，无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东北人“人高马大”，吃东西狼吞虎咽；二是东北人尚武好斗，民风强悍。因此，用“东北虎”来比喻东北人骁勇，强悍的性格是比较恰当的。这是东北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文化积淀。
在东北城乡，一丁点小事儿，三句话说不出，立刻动手，仅仅拳脚相加还是“文明”的，某些无聊的看客还会觉得没劲。东北人善打架，许多地方的人也善打架，这有什么不同？但是，只要你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东北人打架是一个“猛”字，一个“虎”字，外地人似乎缺了这两点。比如说，打起架来，东北人一定要就近找到武器。如果地上有砖头，决不会捡土坷垃；地上有铁棒，决不会捡木棒；地上有斧子，决不会捡镰刀，什么解决问题找什么。而在攻击的部位上，也是找准要害：如果能打脸，决不打屁股；如果能打心口，决不打腿；如果能抡拳头，决不抡巴掌。细想起来，这倒也符合东北人的豪放性格。
东北人这种地域性格在商业活动中也不时表现出来。在做生意过程中，东北商人喜欢吹胡子，瞪眼睛，撸胳膊，挽袖子，天不怕，地不怕，十个不服，八个不惧。解放前，在上海滩上，如果人家听说对方是东北人，大都是要让其三分的，因为东北人太“虎”气，惹不起，只好去躲。就是到了现在，与东北人做生意的商家，大都觉得东北人脾气不好，三句话合不来就动口骂人，甚至动手动脚动刀子，有时一句话说不好，就会闹个鼻口流血。
因此，与东北人做生意，首先要对东北人的这股脾气有所认识。这是赚东北人钱的基础。同时，与东北人做生意，必须要诚实不欺，否则就要吃亏。
有这样一个例子。东北某地有一位专做餐饮的大款，在长春开了一家四川风味的餐馆。各项准备齐全后，请了两名四川厨师，每人月工资500元。按照东北人大方的习惯，他先给四川厨师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开张前一天，两名厨师全跑了。这可使这位老兄傻了眼，裁了大跟头。一气之下，他饭店也不开了，带了两个铁哥儿们，坐上飞机直奔成都，找到了那两个厨师的家。这可倒好，那两个厨师风尘仆仆得刚进家门，就被东北的这位朋友不由分说，一阵猛揍，把两人全都打趴下了，并使之一个劲地求饶。东北朋友竟敢深入虎穴，跑到人家门口去算账，也可谓豪气凛凛，使人为之一叹。这或许就可以概括出东北人的性格，也由此配得上“东北虎”的称号。
因此，基于东北人的这一特性，在与他们做生意时，决不能欺骗或者耍奸，否则，就会触范“虎威”，重者受皮肉苦，轻者以后决没有合作交往的机会了。
六、富甲天下的山西商人
高墙大院彰显晋商的富甲天下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一）商路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其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晋商万里茶路的起点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仍可以到处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晋商的辉煌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的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 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 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了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会说蒙语的行商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进行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有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 000两，放款80 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 000两，放款近70 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而转向为清政府服务。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