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言之教”毕竟只是“教”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一种。宋人李之彦的《砚谱》中说，有一后生学书法于师，数年，白以为艺成，便欲告辞，其师亦不挽留，只交给他一箱东西，让他携至山下。下山后，那后生打开一看。原来内装有几十块磨得有了大窟窿的旧砚，显然是老师所用过的，这后生深感内疚，立即返山重新拜师，“皓首方毕其艺”。想来这为师者也是一种“教”，即“无言之教”，虽“无言”然而使人深省和顿悟，这种“教”较之“言之教”其理性更深刻，其艺术性更高，因而其效果也就更佳。汉文帝倡导戒奢俭约，他自己总穿粗布；曹操要部下严明军纪，他先自治其罪，“割发权代首”；诸葛亮要属下精忠报国，自己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教育效果远在“言之教”之上，个中的真谛，正如一位英国哲人所说的那样：“行动本身就是最精彩，最令人信服的语言。”
如果把“教育”比做一个走路的人，那么“言之教”与“无言之教”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要真正做到“春风化雨”、“迪示来者”，只有两者的紧密配合，相伴而行。倘若咱们的教育者只乐于前者而不屑于后者，那其教育效果就实在令人遗憾。不信，请看看你身边一些“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教育者”。
（1988.5）
“孤芳”何妨“自赏”
巷子里住着一位诗人H君。诗人嘛总是说诗吟诗写诗。然而这一切与巷子里大多数人又总不那样协调，因为这里大多数人似乎不需要诗，有谁一大早就念“青山郭外斜”，“长河落日圆”什么的？更多的人只知道白天需要面包、咖啡和巧克力，还有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晚间则是逛大街、看电视、上舞厅或卡拉OK，唯有高雅不胜乐的H君才遨游于韵律优美的浪漫王国里，邻人皆谓之书呆子，孤芳自赏。
H君之“芳”确实有点“孤”。然而我以为这“孤芳”中毕竟还有“芳”；“自赏”中毕竟还是在“赏”；有“芳”，有“赏”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古往今来，多少名家伟人、醇儒巨匠都是这么“孤”着过来的。当年“伏清白死以直”的三闾大夫屈原，忧国忧民直言极谏之品性可谓“芳”矣，然而就不为世道所公认，于是只好“自赏”高吟一首《离骚》，发数声“天问”，抱石沉汩罗江以遂其志；陶渊明愤世嫉俗辞官归田里饮酒以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赏”其“孤芳”悠哉悠哉；东汉学者扬雄埋头著《法言》、《太玄》，其友刘歆笑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听罢，只淡淡一笑了之，可谓“孤芳自赏”之极致。西德科学家弗罗伊德为写一部有关狼的权威著作，深入一个大森林“与狼为伍”十五年，可荣膺现代“孤芳自赏”最佳奖。今人中的醇儒巨匠钱钟书，一生潜心治学，淡泊得出了格也出了名。正是“孤芳自赏”使他们耐得寂寞学有所成，潜心治学“芳”扬海内。
“孤芳自赏”是治学者的一种成熟，也是一种专注和沉着，是做事业的一种坚韧的耐力和懿德，它与佛罗伦萨诗人但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之品性大有共同之处。有了它，事业之“花”才能够“芳”，其学问之峰才能“独秀”，知识的琼浆才能醇厚。
其实世界上绝不会有绝对的“孤芳自赏”，只要是“芳”，总不会永远“自赏”，就像国宝是注定不会被某个人所占有的一样。宋人叶绍翁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君不见屈大夫的《离骚》，陶渊明的《饮酒》，扬雄《太玄》、《法言》，弗罗伊德的“狼专著”，钱钟书的《管锥篇》、《谈艺录》早已成为世人“共赏”的“芳品”乎？只要有人，便会有“芳”；只要是“芳”，就终究要为世人所共“赏”——这大概是“芳”与“赏”的辩证法。
（1992.4）
牢骚
身边有的人总处在一个牢骚的世界，一壶浊酒下肚，就会端出肠肚怨天尤人，没完没了。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
那天急着要找人办事，倒霉又碰着阿美。阿美是我高中的同学，出众的牢骚派人士。一扯上就无休无止怨骂个半天。其内容绝大部分是牢骚别人，牢骚自己，牢骚社会。譬如自己干了八年副科还没有“转正”，而某某人又怎样青云直上呀，还有至今仍住不上好房呀，还有虽然埋头苦干与世无争，可单位的头儿和同事总是要白眼看自己，总是要找岔子给小鞋穿呀，骂得声音发颤。在生活方面也怨不绝口，丈夫不好，总是又打又骂（当然她也打丈夫），家中又是风，又是雨，又是地震。结果同林鸟各自飞，至今孑然一身，顾影自怜。总之世道上十有八九不如意，还有什么奔头。
听了阿美的牢骚，我心里凉得忘了饥饿，有点儿哀其不幸。然而哀其不幸之余，又怨其不争。干嘛总老这么多牢骚。自己不好好检查自己做得像不像人，却总一个劲儿怨天尤人。牢骚能当饭吃么。
说实在的，人在世上该骂该怨该生气的事儿多着呢。记得在乡下的学校呆过几年，工余饭后，与同伴联袂闲行于青山秀水之间。书生意气，不平则鸣，指点江山，纵论天下，骂不正之风，贪官污吏；骂假酒假药，缺斤短两；骂水霸电霸，吃拿卡要；然后怨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大才难用。每每正气凛凛，热血奔腾。不过骂了就累，累了回家又打牌的打牌、杀鸡加夜餐的杀鸡加夜餐。春去秋来，岁月流逝，依然是做不成人，混不出名堂，惟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是牢骚，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可怕。
人难免有牢骚，也不可能没有牢骚。夫物有不平则鸣，理所当然。有点牢骚，可激发思考，活跃思想，有利于改造人生改造社会；可怎样的牢骚法，应有一本谱。牢骚开始牢骚结尾百无一用，最无出息。牢骚开始，奋发结尾才是真的强者。我的一位朋友，人家怨天尤人，骂娘泄愤，他一言不发，可人家骂得快累了，他却说关键是自己怎么做。光骂娘不做无异镜花水月。人生在世，谁没有三大箩五大筐不顺心的事？关键是要从我做起，庄敬自强，奋发图强，把人做好了，事业上去了，一切都会顺心的。
我想，太凡牢骚派人士应学一学我这位朋友，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人生，从我做起，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牢骚当前，最好是“不以物伤性”，“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此事是不可抗拒的话，那你就干脆忘掉它，专心干你的事业。须知，干事业是没有功夫生气的。过于牢骚，一个劲无休止地牢骚，一是血压升高，肝火骤烧，有悖于养生之道；二是会颓靡沉沦，于个人发展不利；三是会导致过激行动，有害社稷。过分牢骚，凡我智者君子之所不取也。这是大真话。
（1996.9）
潇洒些
对门当县长的王爹在换届中落了选，整日价长吁短叹失魂落魄似的，那次楼梯口相遇，问之上街去吗？却答之曰：“吃过饭了。”
不由得为其难过更觉其可怜。盖因他活得太不潇洒了。一日不做官，茶饭皆无心。春秋时的柳下惠，三次罢官皆赖着不肯离去；北宋的柳永，虽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佳句，然却一生醉心于功名，这王爹谁说没有点“二柳”味？不做官不得好活，这等当官意识何其强烈乃尔。
与王爹持相反，还有另一类人。远古的巢父、许由，德行高洁，隐居深山，尧以天下让之，逃而不受。《左传》中有介之推不言禄之载，言春秋时晋文公赏赐跟他一起流亡的人，介不讲自己有功劳应该享受俸禄，因此高官厚禄没有他的份，他没有怨言，隐居于山上，晋文公到处找他不着，就将绵上之田封为介之推的祭田。后传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了他，请他做官，他死活不干，文公烧山逼他出山，他因不愿而被烧死。巢父、许由，介之推们不求功名利禄这一点值得称道；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而归居田园的陶渊明，鄙夷权贵周游天下斗酒吟诗的飘逸太白，知足常乐、官轿面前不动心的王冕，他们活得有多潇洒！古往今来备受人景仰和羡慕。
大丈夫当志存高远，但这并非意味着都要居高堂当大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官，只是其中的一行，当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同样是雄飞高举的状元，又何必都去挤做官那条羊肠小道？即令是一个以官为业的人，一朝丢了官，也大可不必萎靡颓废、一蹶不振，另起炉灶必有柳暗花明。人家外国尚有当不了总统则做电视明星，选不上首相便当乐队指挥，咱们这里为何不可以有当不了县长便去经商、务农、任教或操别的什么业呢？
人，还是活得潇洒些的好。
（1990.8）
轻松一点
一位戴眼镜的书呆子挤公共汽车。人多拥挤，急刹车时，书呆子不慎扑在一位姑娘怀里，立遭姑姑呵斥：“德性！”书呆子对曰：“小姐，不是德性，是惯性！”姑娘转怒为笑，车厢里的人都给逗乐了。
美国著名影片《音乐世界》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年轻的姑娘玛丽亚到一个有7个小孩的上校家当家庭教师。刚上任的第一天，便遭到那群孩子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恶作剧性的嘲弄。她没有哭泣，没有闹，更没有向上校告状或拂袖不干什么的，而是在丰盛的晚餐上轻轻一笑地说：“这里一切都太好了。感谢孩子们每人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希望你们今后都能像今天这样对待我。”不说不打紧，一说，一下把孩子们感动得全哭了。
唐代《国史补》中载有一则“呷醋节帅”的故事。一个叫任迪简的判官，一次赴会迟到，按规矩该罚酒。倒酒的卫士一时马虎，错把醋壶当酒壶，给他斟了满满一杯醋。任判官一喝，不好，是醋！只见他眉头略皱，不动声色一饮而尽。回到家中则大量吐血。原来军使李景治军极严，若讲出“是醋不是酒”来，侍卫必有杀身之祸。因此，任判官就泰然处之地饮了这杯醋。
瞧，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突如其来，然而在乘车的书呆子、玛丽亚、任迪简们都处理得多么轻松！这种“轻松”，化险为夷，逢凶化吉，轩然大波一下子归于平静。不难设想，倘若这书呆子、玛丽亚、任迪简分别换了张飞、李逵、阮小七之类的人，那光景可想而知！
轻松是一种感情克制。被人怒骂，被人捉弄，喝酒却喝上了醋，谁不火从中烧？然而，“轻松”处之，“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正是君子的一种超群的修养和完美。轻松，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智。从“德性”说到“惯性”，饱蕴着“书呆子”知识的力量，洋溢着一片理性和幽默。帮助他人克服、夷除其缺点，厉色疾声地批评往往不如讽刺和幽默有力量，对缺点轻松巧妙地“点击”，远胜于正面的教育。这就是轻松的魅力。
轻松，又是一种生活的微笑。它像充满着人情味的绒球，温暖和感化着那一颗颗冷酷的心。心灵与心灵之间靠近了，沟通了，人还需要切齿瞪眼、剑拔弩张吗？
生活有时是沉重、冷酷的。沉重和冷酷带给人们的往往是痛苦、烦恼、遗憾和眼泪。然而，每当你学一学那大巴上的书呆子，年轻的玛丽亚，“呷醋节帅”的任迪简，你的苦恼、遗憾和眼泪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朋友，当生活中的沉重、冷酷扑面而来时，请你记住：轻松一点。
（1992.6）
做官与从文
大凡做“官”（父母官）者很少有业余从“文”（文学或学术）的，其道理人人皆晓。为官者乃日理万机之人，理卷牍、爬文山、泡会海，忙碌于大大小小无完无了的任务……“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式的忙，决不允许为官者“躲进书斋成一统”。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做了“官”就决不能从“文”了。这就要看你这“官”怎么“做”，这文怎么“从”。古代不少为官者是写作圣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们为然。在现代，是有醇儒巨匠郭沫若，身居高官要职但他却从未辍笔，著述颇丰。吴晗、邓拓两位都是六十年代北京市党政领导，忙是甭说的了，然他们是“官”，做得非常出色，“文”也源源不绝，花团锦簇。吴晗著有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大量历史论著。邓拓的杂文随笔写得呱呱叫，在《北京日报》上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各界人士爱不释手。有这么一位做省委书记的，工作日理万机，可杂文、随笔、札记照样出版，做官与作文两不误。
夫为“官”者，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够受了，居然还能耍笔杆“爬格子”，著书立说，够“神”了。
说“神”而又不“神”。一位耍笔杆十载，出版了三部小说集子的市长这样对人说：要工作又要学习，写作，忙得打老虎。然而时间就像海中的水，挤一滴出一滴，我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并且把星期天，节假日全给搭上了。这大抵就是“做官”与“从文”两不误的一点“奥秘”吧。有一位部级的领导将自己的散文起名为《涧泉集》，大意为自己之作品乃涧中之泉水一样，点点滴滴积累而成。
做“官”的也是人，更不是苦行僧。做“官”者也有七情六欲，理政之余，还应该有自己的乐趣。以文为乐，以文冶情，以文益智，显然是值得称道之事。以其为“官”之经历和素材，为“文”增添豪气壮色神韵；文以有成，华章秀美，冶益心身，情趣充实，反过来促进做“官”的事业，“做官”与“从文”两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不过，这话说起来总是如此轻松，而矢志笃行就并非易事了，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将别人喝咖啡、下歌舞厅的时间都搭上了啊！
（1993.5）
“玩物丧志”别议
“玩物丧志”，人都这么说。周幽王闲来玩烽火，终于玩得国破身亡；春秋时有个卫懿公，生来有个嗜好，那便是玩鹤，成天同鹤们在一起乘车子到处游玩，悠哉游哉。殊不料北狄兵起，自己也糊里糊涂被杀了头；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终日迷于搂群妾斗蟋蟀忘乎军国大事，导致蒙军入境，小朝廷崩溃。“玩物丧志”不愧为告诫儿孙后代的一句箴言笃论。
然而，“玩物”就必然会丧志么？怕也未必。记得孔夫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的“乐”，便是指音乐，实际上也就是“玩物”。在这里，孔夫子将“乐”视之为君子完善其修养的最高手段之一。可见“玩物”也有助于君子之“成”。事实上，许多名家伟人无不爱“玩”。列宁爱郊游、费米爱登山、铁托爱骑马、巴甫洛夫爱狗、大仲马爱烹调、鲁迅爱赏花、陈毅爱下围棋……他们这都是在“玩物”。有时还玩得入了迷呢！然而，这“玩物”毕竟只是紧张的工作之余的“换换脑”、“散散心”而已，决非成癖、痴醉。“玩”，是人性所在，人之常情，是一个人性格完美，心灵健康的表现，正像英国学者雷诺兹所说：“娱乐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真正性格。”
名家伟人尚且爱玩，凡人俗辈那就更不用说了。有部影片叫《迷人的乐队》，说的是乡下农民富起来后，便学会玩，玩琴玩箫玩锣鼓玩二胡，乐不胜收。只要你进入大城市中的游乐园，便可以发现那里一切都是供游人玩的：电子游戏呀、“过山车”呀、“摩天轮”、“星球大战”呀……准让你玩得心花怒放。广州市郊有个干部，素来酷爱玩花草，16岁就开始摆弄盆景，每天“玩”上三个多钟头，现在他住宅内外已有上千盆盆景。还有一位农民，爱玩的是古董，富起来后便潜心购置仿古家具，还有古书画幅。据他们说，玩一玩这些，乐在其中，可使精神愉快，工作起来精力更充沛。还有院子里那群乒乓球友，假日里总是提着球拍上门挑战，直打到汗流浃背、万家灯火才哼着小调打道回府。
时代日新月异，随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风之消逝，随着现代风之吹拂，人们逐渐懂得“玩”，学会“玩”了，“玩”毕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单元”，有了它，生活才是五彩缤纷，甜美馨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