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过：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张爱玲就是想要改造贴身的小环境，她写作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穿衣也得要衣不炫目绝不穿。关于她的几件奇闻逸事就是：为出版《传奇》，她到印刷所去校对稿样，结果整个印刷所工人都停下工作，惊奇地看她的服装。还有一次，她到苏青家做客，经过一条小巷弄，整条里弄为她的服装轰动。这种领风气之先的女子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从风尚角度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都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当年的秋瑾亦如此，她嘴里说着“貂裘换酒”，行动也紧跟着，女人从她开始，脱掉裙子穿上裤子，一脱一穿表面看很平常，却有着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之所以深得张爱玲青睐，在于样式，也在于颜色，母亲教她学过油画，使她对颜色相当敏锐。清朝刺绣讲究明艳色系，而且冷暖对比强烈，常用不同色系的蓝对比不同色系的红，因而显得艳丽华贵——这样的颜色肯定让张爱玲着迷，她是个色迷，见色则迷。读《金瓶梅》她会死死记着这一段：“媳妇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子做裙子。”读过《金瓶梅》的人都会记得蕙莲自缢身亡，记得她一根柴禾将猪头猪蹄炖得稀烂。但是恐怕谁也没有张爱玲那份细心，她从这闲闲的一笔中发现了西门庆在服装配色上的鉴赏力——正是这个鉴赏力让西门庆这个丑男人变得可爱起来。
张爱玲母亲爱做衣，张爱玲后来回忆母亲的细节之一，就是母亲站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她在一旁仰脸看，羡慕万分，简直等不及自己长大，迫不及待地说出那句被后世众多粉丝们死死牢记的名言——她太想成就一番传奇了，太想出名要趁早了，那颗迷狂激荡的心灵平常衣裳是包裹不住的，她只能选择翩若惊鸿、让人惊艳的拟古式齐膝夹袄或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
素花低领布衬衫
张爱玲其实适合比较素净一类的衣饰，比如一款色泽淡雅的素花旗袍，或者是一件素花布衣裙，这类着装更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才女张爱玲。
1960年代初期，与赖雅结婚后的张爱玲来到台湾，台大中文系一些搞写作的大学生盛情接待，其中有后来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家王祯和、白先勇。张爱玲很喜欢王祯和小说中的乡土风情，和他结伴一起来到他的家乡花莲，寻老街古屋，看草木牛羊，晚上就住在王祯和家里。从保留的老照片上看，张爱玲那次花莲之行穿的是一件素花低领布衬衫，皮肤白嫩，显得年轻漂亮。后来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张爱玲在花莲显得非常年轻而漂亮，以至于花莲很多老乡都认定她是王祯和的女朋友——其实张爱玲当时应该有40岁上下，和王祯和差不多是两代人。但她一向偏瘦，人并不显老，穿一件素花低领布衬衫和年轻的台大才子行走在原始的青山间，怎么看都协调，怎么看都好看。
张爱玲一向尖锐与疼痛，这肯定与她的经历有关，她有时候急吼吼地小人精的做派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有她迫不及待地大放狂言，多少也有点轻狂。我喜欢她的恬静与温和，喜欢她的清素与淡雅——《对照记》里有两帧张爱玲与炎樱的照片，张爱玲一身短袖花衬衫，走在炎樱身后笑容恬淡。那是一件细花短袖布衫，似乎在下摆处还像现在的时尚青年那样随意松松地挽个结。看似随意普通的着装，其实处处显示张爱玲的匠心——在服饰上她从来不曾马虎潦草过。她自己曾这样说过：“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对服装出格的危险她其实心知肚明，可还是要往出格的路上奔。凡出格的女人，一定是独特的女人，她在方方正正的格子里待不住，或者是世俗规矩安妥不了她的心。
《对照记》里另收入两帧张爱玲少女时的照片，和姑姑站在一起，张爱玲微微带着羞怯，清瘦高挑的身材，额发遮了眉眼，那一身素净的长袍修长飘逸，说不出的美感与雅致，既不搔首弄姿，也不故弄玄虚，比后来她热衷的那些拟古式或前清绣花式宽袍大袖要来得清爽妩媚，这样子才是清纯秀气的女孩子，宛若山涧一泓清泉或原野一缕春风。
桃红色软缎旗袍
1945年，在老上海华懋饭店，《新中国报社》主办女作家聚谈，很多人事后回忆那天到场的张爱玲，身穿一件“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睛里的眸子，一如她人一般沉静”。
旗袍是老上海一道炫目的风景，它原本是旗人男子用来骑马的服装。民国以后，上海女人把它拿来改良，便一红惊天。张爱玲说：“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模仿男子而为。”而张爱玲偏爱桃红色，在成功事业美满爱情双双来临之际，她选择了桃红软缎旗袍，桃红的颜色是爱情的颜色——在那面带桃花的灿烂时刻，她心头一定香气弥漫。
旗袍其实有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最适宜包裹细瘦浑圆体形下，一颗饱受欲念与情调双重煎熬的心，最经典的颜色是带有一点点悲剧感的，譬如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这几年，一部《花样年华》，又引发了一股春花烂漫般的旗袍热，影视剧往往就偏爱张爱玲背后这一段老上海风情，比如《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海上花》、《长恨歌》、《色戒》——在这些女明星身上，一样的旗袍，飘逸出来的风情是不一样的，张曼玉的上海是长巷深处少女一声无谓的叹息。巩俐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一片靡丽的华灯与鬓影。梅艳芳的上海是一朵黑色的菊花，不知是焦枯了还是正在徐徐绽放。叶玉卿的上海是一团白色的草纸，一截白色的肚皮。周迅的上海是眼中晶莹的哀伤，照不亮心头的黑暗。赵薇的上海是莽撞与轻信，华丽与清寒，单纯与放荡——她们身着宝蓝或桃红色旗袍，摇摆着腰肢与媚眼，穿过梦幻的老上海，款款依依淡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老上海旗袍风情只有到了张爱玲笔下才发了酵，变成了酒，迷醉了一代又一代爱美的人。导演其实并不了解张爱玲，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华丽的外表潜藏的肉欲，痛苦不堪又无法摆脱。许鞍华的《半生缘》是写实，李安的《色戒》是写意，最得张爱玲精髓的反而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花样年华》据说是在张爱玲住过多年的常德公寓拍的，乱世之中片刻的欢愉，还有美轮美奂的旗袍和便当盒、雨后的街角一起被蓄意夸张。
晚年张爱玲定居美国后，在很多场合仍是一身旗袍打扮，不过已不及当年那般惊世骇俗。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了衣领的赭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淡寂寞的一生。
有网眼的白绒线衫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她坐在最后排，穿着一件旗袍，外面罩了件有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没有人能想象得出张爱玲若是穿上中山装，那会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做人还是有底线的，好像在几年前一个什么“东亚文学工作者会议”请她出面做事，她就坚辞不就，还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这一次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她来了，虽说坐在最后一排，毕竟还是参加了。她在旗袍外套了一件有网眼的白绒线衫，在一片蓝布灰布的中山装之间，她仍是另类的，突出的。张爱玲似乎对绒线情有独钟，这些细节应该源自于她亲身经历过的生活。老上海时代上海滩流行绒线衫，是一种西方传入的时髦。1937年夏天，上海裕民毛绒线厂举办过“绒线编织有奖竞赛，参赛品样式不拘，但得使用超过半磅的绒线。编织绒线是上海女子的时尚，张爱玲应该不会结绒线衫，但在夏末秋凉之时，她喜欢在旗袍外面套件绒线衫，她把这一习惯带到会场上来，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新中国的文化活动，似乎也是最后一次。
在张爱玲小说里，时常可以看到结绒线、穿绒线衫的女子，“庞太太自己的眼睛也非常亮，黑眼眶，大眼睛，两盏灯似的照亮了黑瘦的小脸，她瘦的厉害，驼着背结绒线衫，她身上也穿了一件紧缩的棕色绒线衫。”这样的描写在张爱玲小说里比比皆是，在那个时代，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
绒线工艺自西洋传入不过百来年，却已与旗袍、绣花鞋、爱司头融合在一起，构成上海近代海派贤妻良母的新形象。旧时赞同上海女人能干，总有一句：“她一手绒线生活漂亮得不得了——”上海女人称结绒线为“绒线生活”，是很海派的近代女红。直到1970年代，结绒线，一直属于中上层上海女人的沙龙式女红。女作家程乃珊说，在上海无时尚可言的岁月里，绒线衫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聪明的上海女人看一场西哈努克夫人出访的纪录片或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出一个礼拜，淮海路上就会出现酷似《第八个是铜像》女主角那样的黑白粗花呢大衣，还有莫尼克公主滑雪衫上翻出的毛皮领——都是用绒线结出来的。天生善打扮的上海女人，就是这样用两根竹针一团绒线，为大上海死守着那仅有的一片可怜的都市风尚，这是一个城市最后的点缀品。
旗袍外套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这样的张爱玲形象一直烙印在上海文化人记忆深处，也是她留给大陆文坛最后的惊鸿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