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耐不住寂寞了。边看牌边打趣地说道：“你们看，我的夫人讨好起公安部长和上海市长来了，把我这个四川人和两个湖南人(李富春和陶铸)抛在一边。我的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话音一落，又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卓琳爽快地说：“行！行！都满足你们的要求”。
说罢，她转身去了厨房。
不多时，卓琳帮助厨师端来五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外加两小碗红烧肉。
卓琳看到邓小平伴着辣椒吃着面条，精神和气色都十分地好，脸上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迎接生活的挑战
10月的北京，该是金风送爽的时节。然而，1969年的10月，却有一股寒气迷漫在北京中南海的上空。
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把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赶出了北京。卓琳跟着邓小平前往江西监管劳动，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随行。
10月26日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三人的汽车开出中南海，向机场悄然驶去。
没有任何人送行，没有一个子女在他们身边。
难道就这般凄凉地离开中南海吗？昨夜几乎彻夜未眠的卓琳，此刻，频频向车外回首，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能看到一个赶来送行的儿女。可奇迹并没有出现。顿时，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她陷入深深的忧思之中？老大邓林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仍在被迫没完没了地交待父亲的“罪行”。
邓楠、邓榕、邓质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这时他们都下放到边远的安徽、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法写一封。
卓琳心中最挂念的是老二邓朴方。邓朴方原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由于受父亲“问题”的株连，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幸坠楼，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幸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
年仅24岁的邓朴方侥幸保留了性命，但从此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卓琳一想起尚病卧在医院的儿子无人照料，自己又要远去它乡，不由得心如刀割。
头天晚上整理衣物，打捆装箱，通宵没有休息，再加上心事重重，满腹忧伤，卓琳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倚靠在座位上，向窗外望去，想松弛一下纷乱的心绪。然而，窗外的情景，更加剌痛了她的心。
映入卓琳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整个北京，仿佛成为标语的海洋。
卓琳只好将疲惫的眼睛闭上。
邓小平此刻似乎没有陷在儿女情长之中。他稳如泰山地闭目沉思，看上去仍然沉着、镇静、坚毅。
机场到了。随着一声声引擎的轰鸣，飞机起飞了。
邓小平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双目炯炯，一言不发。“风萧萧兮秋水寒，此去京城兮何日还！”
此时此刻，他心中翻动着苦涩的波涛。
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他们乘坐的飞机安全着陆。机舱门打开，卓琳搀扶着夏伯根，跟随在邓小平身后，走下舷梯。
舷梯下面，几位身着军装的江西省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场。他们将邓小平一家请上了汽车。
小车沿着一条公路，驶进南昌市，停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门口。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被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
三天后，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邓小平、卓琳夫妇面前。他，就是省里派来的负责邓小平、卓琳夫妇今后的劳动、学习、生活安排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他现在来接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邓小平望了望眼前这个陌生的军人，面无任何表情。
黄文华先把邓小平请上汽车。然后，转过身告诉卓琳，东西可以放在卡车上。
卓琳指着手提的一只皮箱回答道：“我们东西很少，飞机把全家的财产都带来了。”说完，也扶着夏伯根上了汽车。
汽车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和夏伯根，以及他们刚刚结识的黄文华，驶出军区招待所，进入八一大道，飞速地奔驰着。
车内一片肃静。卓琳不由得欠起身，撩开窗纱向外望去，只见马路两旁的树枝在秋风吹拂下摇曳不停，落叶撒满一地，马路上行人稀少，四野里一片灰暗、苍凉的景象。
触景生情，卓琳的心情顿时又变得沉重起来。
车要往何处开，人要往何处去，不得而知。
几天来，一家人机械地上、下飞机，上、下汽车，任凭别人的摆布、安排。
现在，她最担心的是坐在身旁的丈夫邓小平。
53他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迁出中南海，下放到远离首都的江西监管劳动，对他是个更大的打击。他能承受得住吗？今后他的命运将会怎样？
一连串的问号在卓琳的脑海里翻腾着。
她，不由得转过脸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邓小平的目光依然是那么镇定、坚毅，从容不迫。
卓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30多年了，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度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同生死，共患难，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为了建设新中国，卓琳辛勤工作在邓小平的身边，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如今，他们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邓小平65岁，卓琳53岁，却失去自由，被迫远走它乡，去过孤独、寂莫的监管劳动生活。
经过战争磨难的卓琳，准备与邓小平再渡患难，迎接生活的挑战。
“将军楼”里的新主妇
与南昌市紧邻的新建县，有一个叫望城岗的地方。这里的地势比南昌城略高，能望见南昌城的轮廓，故由此得名。
在望城岗的旁边，座落着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丁世则少将，原在省里支左，后来调走了，他的住房在当地被称为“将军楼”。
“将军楼”是一个两层建筑，楼上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楼前4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周围环境幽雅，绿树成荫，是个不错的地方。
载着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的汽车，在“将军楼”前停下。他们的新家，就将在这里安顿。
见到“将军楼”的景象，卓琳心中略为舒展。
要不是带有被监禁的意思，真可以教人喜欢上这个地方。
邓小平夫妇能够住上环境优雅的“将军楼”，其中还有一段插曲——1969年10月18日上午8点整，江西省委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铃，铃，铃，”电话声急促地响起来。
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江苏口音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程世清政委吗？”
“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惠远说，“我叫程惠远，是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程政委下乡去了。”
“你担任什么职务？”周恩来又问。
“总理，我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
“程惠远同志，你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呀？”
“我不是地方干部，是军队干部。”
“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山东济南部队调来的呀？”
“我不是从济南部队来的，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
周恩来似乎如释重负，连声说：“很好，很好！”
周恩来的细致问话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当时，林彪的“一号命令”，使一批老革命家被疏散到江西，而担任江西省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不一般。如果不事先打招呼，对这些老革命家可能不利。周恩来问明情况后，心中才轻松了许多。
周恩来告诉程惠远，有一些老干部从北京疏散出来，到江西的有陈云、王震。随后，又问程惠远：“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已经告诉你们了，你知道不知道？”
“没有，不知道。”程惠远回答说。
“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
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接着，周恩来语气郑重地说道：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人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放下听筒，程惠远感到了周恩来的话的分量。
他连夜向程世清报告。经过商议，提出方案，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
次日晚8点半，程惠远将安置方案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表态：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正是有了周恩来具体明确的指示，邓小平、卓琳还有夏伯根才被安排在“将军楼”居住。
他们到达“将军楼”时，已是夜幕降临。按照事先的安排，邓小平、卓琳夫妇和夏伯根三人住楼上右边的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是居室，外面是会客室，夏伯根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
在这种时候，尽管三个人全都是老人，也只能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床叠被，忙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卓琳，作为家庭主妇，领头收拾东西，布置房间，忙得气喘嘘嘘。虽然入秋的夜晚寒气袭人，她的额头上却冒出了汗珠。
约摸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才基本整理就绪，熄灯休息。
从这天起，卓琳伴随邓小平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监管劳动生涯，成了“将军楼”里的新主妇。
患难见真情
天亮了。经过一夜的休息，卓琳、邓小平一家迎来了监管生活的第一个黎明。
院内空气湿润，“将军楼”前的4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跳来跳去，一声声鸣唱着。
鸟儿的声音把卓琳闹醒，她穿衣下床，来到窗前。一眼望去，大门口外一名解放军战士在站岗，还不时地朝他们住的楼上了望。卓琳见状，索性转身走到门背后，拿起笤帚打扫起房间来。
收拾完房间，她又来到楼下的厨房内，想做些吃的东西。
在厨房，除看到案台上放着几个昨晚不知监管秘书从哪里弄来的干馒头外，卓琳什么也找不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卓琳敲开了监管秘书黄文华的门。
她请求购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按照监管规定，邓小平一家三人未经允许，不能随便出入。
他们的生活采购应由专人负责。但由于时间仓促，人员还没有定好。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尽快开始“家庭生活”，经过批准，邓家可以派一人随同黄文华去采购一些物品。
卓琳当即答应同黄文华一起去采购。吃过早饭，他们上了汽车，来到长凌镇和望城岗公社。
为了减少麻烦，他们一次买了数十斤面粉、五十斤晚稻米、四斤油，买了几百斤干柴和一些青菜、萝卜、大蒜。然后装上汽车，满载而归。
有了这么多的储备食物，卓琳心里踏实了许多。她不用为吃饭的问题伤脑筋了。
这段时间，卓琳历经磨难，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现出病态来。
为此，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向黄文华提出：“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请你弄些这方面的药贮备起来。”
为了减轻卓琳的负担，65岁的邓小平挑起了家庭重担。他是三位老人中体力量强的一个，每天清扫拖地、劈柴砸煤，干家务劳动中最累的活。
除此之外，他还承担起照顾卓琳的任务。
转眼之间，寒冬来临了。南方的冬季无防寒设备，冷起来室内常结冰。卓琳的身体愈加不好，时常犯病，血压的高压常在200左右，只好卧床不起。每当这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水送饭，服侍汤药，细心照料，耐心看护。
卓琳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时，卓琳的病稍有好转，便不要丈夫服侍，抢着做累活脏活。
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儿，齐心合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种菜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温暖的阳光从东方升起，渐渐照亮了用冬青和篱笆围住的“将军楼”小院。
卓琳、邓小平推开房门，从楼里走了出来。
一般清新、芬芳的泥土味儿，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他们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双双来到院子的菜地里，辛勤劳作。
这里，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被卓琳和邓小平开垦出来，成了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卓琳和邓小平开垦这片荒地，说来还有一段缘由。
远走他乡，到江西来接受监管劳动，对邓小平、卓琳二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说来，打击够大的了。不料想，在经济上，他们又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到江西不久，上面停发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全部工资，改为发生活费。邓小平120元，卓琳60元，夏伯根25元，合计205元，比原来的工资降了一多半。
卓琳接到工资单，心情极为沉重。
一方面，她担心邓小平的问题升级。另一方面她又为家庭的生活安排着急：远在北京的半身瘫痪的邓朴方，需要经济上的照顾；远在安徽、山西、陕西的贫困农村插队的邓楠、邓榕、邓质方，需要父母的帮助；大学毕业，尚未分配的邓林，也需要父母的抚养。
卓琳为此事忧虑不安，她找到负责监管的黄文华。
黄文华专程跑了一趟南昌，向有关人员打听了这件事，发现并没有象卓琳想象得那么严重。
于是，回来后，他特意向卓琳讲了并不是因为政治问题升级而扣发工资，卓琳这才轻松了许多。
从这以后，邓小平一家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作为家庭主妇，卓琳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比以前更要节俭地度日。
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见了，改为“前门”牌；爱喝的酒也改为普通米酒。
全家人的伙食每天以素菜为主，一个星期只吃一次猪肉。
为了改善家里人的伙食，卓琳常常苦思冥想。
这天，她手拿毛线活儿，来到靠窗的椅子上，边织毛衣，边思索着？窗外，严冬过后，一片春的气息。院里的几棵月桂树吐出绿芽，地上青草依依，充满了新的生机。
看到这充满生命的春绿，卓琳心中忽然一亮。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现在正是春种的好时节。何不开垦荒地，种点瓜菜改善一下生活呢？
想到这里，她起身来到邓小平身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夫妻二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不久，他们便在院里开垦了四块荒地。
一个春雨过后的早晨，卓琳从工友家里找来了各种蔬菜瓜果的种子，同邓小平和夏伯根一起，在春雨浸润的菜地里，种上了小白菜、西红柿、胡豆、大蒜、丝瓜、南瓜、辣椒、茄子、苦瓜等蔬菜。
此后，卓琳和邓小平每天浇水、施肥、除草，精心培育着这片菜地里的蔬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卓琳、邓小平的精心耕耘下，两三个月后，菜园里郁郁葱葱，果实累累。
这天，卓琳正蹲在地上拔草。忽然，她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喊道：“老邓！快过来，丝瓜开花了！”
邓小平提着一桶水，正要浇地。听见卓琳的喊声，忙放下桶，快步走过去问：“在那儿？”
卓琳轻轻扒开叶子，一个顶着金黄色花朵的小丝瓜露了出来。
“有丝瓜吃罗！”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兴地说道。然后，提起水桶，依次浇灌着每一垅菜地。
卓琳舒心地笑了。
提起开荒种地的活儿，卓琳和邓小平并不生疏。这还是当年在太行山，为反抗日本鬼子的“扫荡”，一二九师进行大生产运动时学会的。当时，卓琳和一些干部家属，积极响应生产自救的号召，在村边、树林旁开出一块块的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整理成一畦畦碧绿如茵的菜园。
菜园里，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萝卜、小葱、韭菜、茄子、辣椒、丝瓜、黄瓜、菠菜？无所不有。卓琳、邓小平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种菜。从此，他们对种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过着孤独、寂寞生活的卓琳和邓小平，把种菜看成一种生活享受。
一份非同寻常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