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本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地方，也许感染者面对的第一个人就是医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的理解、关爱和支持会给予感染者极大的安慰和帮助，让他们鼓起勇气，甚至把他们重新带向光明的生活，反之，则可能把他们推向毁灭的深渊。但据北京地坛医院的课题组调查，北京市的患者们反映，对他们羞辱和歧视最严重的地方却是医院！当然不仅北京如此，其他地方甚至国外发达国家也屡屡出现这种情况。
1992年美国对住院医生进行调查，结果是23％的住院医生说，如果让他选择，他不会治疗艾滋病病人。同年，我国对全国12个城市的市级以上医院的护士进行调查，结果被调查者60％不愿意护理艾滋病病人。据调查，目前我国仍有10％左右的医务人员坚决“不愿为艾滋病患者服务”，有8％的医务人员斥责他们是“自作自受”。香港20％的医护人员明确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服务。昆明市对8家医院进行调查，发现80％的医护人员不愿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2.5％的医护人员表示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某市愿意给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全护理”的护理人员只有30％，愿意提供“一般护理”的也不到一半。舟山市乡镇医务人员对艾滋病患者抱“厌恶态度”和认为“自作自受”的占了三分之二。许多地方90％以上的医务人员担心自己在工作中感染艾滋病，特别女医生更为恐惧。
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北京《健康时报》记者模拟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两天内辗转北京6家医院，想做一个小小的扁桃体炎输液治疗，结果全部遭到拒绝；
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拒绝为住院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换药；
某医院口腔科，当病人主动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时，医师居然立即停止了已经进行过半的口腔内操作；香港一患者在内地某医院就诊时，主动告诉护士他是感染者，于是全院如临大敌，拒绝为他继续服务，以致这位感染者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病情了；
一些感染者怀孕后无法得到正常的流产或分娩手术，天寒地冻竟被晾在手术台上；
不少科室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诊治，普通科推传染科，下级医院推上级医院，该住院时不让住院，以致一些有合并症、并发症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有的感染者患了外科疾病，只需要简单的外科手术，但因医院拒绝或推诿，病情不断恶化……
据媒体报道，一位病人因高烧不退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被认为是艾滋后，医务人员不给予任何治疗，连他用的氧气瓶医护人员都不敢碰。病人发高烧，医生说：“我们没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丈夫只得买了瓶酒，用酒给妻子擦身体。医生不给开药，丈夫只得找熟人开了点药……
在黑龙江绥化市，病人都已经抬到了手术台上，突然被怀疑得了艾滋病，医生吓跑了，后来发现是误诊，才又做手术。
医务人员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艾滋病患者的恐慌和绝望。
成都郊县一位美丽的少妇曼丽在一次输血中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善良的她不愿让别人也遭到和自己一样的不幸，便把情况坦率地告诉了身边的人，然后积极进行抗病毒治疗。
2006年曼丽怀孕了，当医院把最终的检查结果通知她时，已经怀孕6个月。她不愿意孩子从小便受到艾滋病的折磨，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到医院做“引产”手术。
但是想不到当她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医生们脸上的表情都变得很古怪，所有的医院都以“没有手术条件”为名生硬而简单地拒绝了她，包括当地的中医院、人民医院等等。和丈夫俩奔走了一星期仍然没有结果。
幸而后来曼丽求医被拒的事被当地卫生局局长知道了，经过卫生局局长和防疫站站长的紧急协调，终于让曼丽住进了妇幼保健院。院里把她的手术排在了前面，并且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把手术做好。
就这件事，媒体曾采访过一些医院，了解他们的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院方负责人都表示不愿意收治艾滋病人，更不愿意为他们做手术。某三甲医院负责人说，如果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我们收治艾滋病患者，我们会收治，但一般情况下多数医院都不情愿。他还解释道，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风险：首先，艾滋病是血液传播疾病，稍微处置不当就会引发感染；其次，很多医院担心收治艾滋病人会让其他病人不敢来医院治疗，影响生意。除此之外，特殊疾病还容易引起医患纠纷，医院不愿惹火烧身，所以便持能拒绝就拒绝的态度。
正因为害怕受到歧视，一些感染者住院生孩子时，根本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无疑极不利于对艾滋病的控制。
除了公众存在的“心理性歧视”和“道德性歧视”外，更重要的是还有“政策性歧视”，而制定和落实政策的是各级领导，他们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他们的歧视影响更大。
中央党校曾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2001年至200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369位地厅（局）级领导干部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主张在工作提升、培训或就业方面限制感染者，甚至主张把他们“隔离”起来，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学校有权拒绝父母和亲属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到校上课”。2003年被调查者中，如果家人感染了，只有12.7％的人选择“给予温暖并积极帮助治疗”；2002年被调查者中，如果下属感染了，只有11.2％的人选择“替他保密，允许继续工作”。调查显示，约80％的领导干部对我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规划》和《行动计划》一无所知。一位学员在研讨会上说：“原来我也不知道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但就觉得它邪恶，是一种非常阴暗的东西，一种肮脏的东西，好人得不了，只有坏人得。同时也很害怕和担心。”
2006年中央党校又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内容是，只有不到四成的中国官员知道目前还没有研究出艾滋病疫苗，有近四分之一的政府官员认为艾滋病的防治与自己的工作“无关系”或“不知道有无关系”。调查对象是15所省市党校的学员，分别是厅局级、县处级、科级的后备干部。
采访扎记
面对死亡的恐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疾病的折磨、强烈的耻辱感和负罪感、社会歧视以及极端无助的感觉，让部分感染者完全绝望，其结果不但让艾滋病毒自愿检测在一些地区难以推广，使更多的感染者无法被发现，宣传和干预工作都无法落实，而且有的患者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有的患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仇恨，酿成了许多惨剧。
专家们分析，造成艾滋病毒传播的原因大概有三种：一种是由于无知和不自觉；一种是由于社会的歧视产生了报复心理；还有一种是“无过错”的感染者为了泄愤。为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更好地保护健康人群，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加大艾滋病毒检测的数量和覆盖面，但社会歧视却严重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推行。只有对感染者加强关爱和保护，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寒冰，从而有效地遏制艾滋病毒的传播，保护健康人群。
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告诉我，半数以上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第一反应便是自杀，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自杀者悲惨的故事。1991年到2003年地坛医院共收治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48例，其中产生自杀行为的便有23例（包括4例自杀未遂）。具体分析起来，这些自杀者中，有12例是因为无钱医治走上绝路的，这些人多半是卖血的农民。有一对夫妻两人都得了病，妻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丈夫治病，自己服毒自杀……有4例是因为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再加上又无钱医治便服毒或自缢。还有7例则是因为社会的歧视和自己强烈的耻辱感自杀的。例如有一位父母双亡的小伙子，是个同性恋者，住院期间姐姐来陪护他，但姐夫知道后大吵大闹，不准姐姐再到医院，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和弟弟断绝关系就离婚，弟弟便多次自杀，最后绝食而死。
个别感染者出现了报复社会的行为，仔细考其原因，首先应该归咎于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不但没有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反而用种种办法把他们逼上了绝路。河南平舆县李志星杀了8个人后投井自杀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李志星因为卖血全家都感染了艾滋病，妻子死了，两个孩子也患了病，全村人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对他们歧视和敌视。妻子生病期间，人们说她害的是丑病、脏病，连娘家人都不敢来看她。他们周围的4家邻居搬走了3家，房屋周围的菜没有人敢吃，门口的水井没有人敢去挑水，连走路都要远远避开他家的大门。农村里邻居们常常会互相借用东西，但是谁也不会借给他，有一次他摸了一下邻居的柳条筐，邻居竟马上把那个筐烧了。
最惨的是李志星的孩子。村里的娃娃见了他们，有的跑开，有的围着打，还大喊大叫“艾滋病快滚开”。甚至奶奶和爷爷也不准他们去玩耍，有时要给他们准备一点饭菜时，也是先在自己家做好，再从自家的饭盆倒进儿子家的饭盆，而且送饭送菜时也不进儿子的门。孩子该上学了，但老师却不接收。找到县里的律师，律师又帮他找了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说：“收了他们，别的孩子就要转学！”李志星的孩子只得哭着回家了。
李志星气得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县里的艾滋病检测中心，中心把孩子送到市政府，市政府又送到县民政局，民政局又送到乡政府，乡政府又把他们送回家……折腾了两天两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李志星搂着两个孩子直哭了一天一夜……
村里的人还不断向村委会、乡政府反映，要求把李志星一家“隔离”起来。走投无路的李志星气得常常站在村子中央大骂，骂“血头”、骂黑血站，有时深夜还站在亡妻坟前大哭大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但一直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救的手，也从来没有人向他送去一点点关爱。
就这样，血案发生了，2003年4月的一个清晨，李志星开始杀人，先杀了邻居的妻子和儿子，然后接连杀了下去，先后杀了9个人，其中8人死亡。最后李志星投井自杀。
从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中，我们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2006年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已经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反歧视，但要真正落实还有许多工作。
在这里，我愿意记下几位感染者的心声：
“公平待人，要多理解我们，多关怀我们，让我们能得到家里的理解和支持，正确面对人生。有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病人一定会早日走出病魔的掌心。”
“我们不相信歧视能换来健康，我们不相信病毒会战胜人类。我们砸碎的只是疾病的枷锁，我们携手的将是永远的安康。”
“珍惜自己，保护他人，同时也希望社会能够为已经患病的人们营造宽容的空间。在一个充满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歧视的环境中，如果让感染者参与到这种工作中，他们会有一种使命感，用他们的声音去讲话，社会很可能听到一种更清晰的声音……我们的希望在明天，社会把我们拒于门外，但我们自己要努力走向社会，向社会陈述我们，让社会接受我们。我们要给社会一个人性化的面孔，使艾滋病人成为对抗艾滋病最前线的战士。”
“我非常感谢这不幸的经历，因为它教会了我怎样去承受痛苦，善待生活；怎样在绝境中寻找希望，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怎样学会做对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的病，得病本身就是一件悲惨的事。艾滋病患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很多，我敢说，这种情况再恶化下去，会酿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