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到过一则名为《艾滋病》的笑话：
儿子领着抱病的父亲来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说：“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
父亲听后对儿子说：“我们去喝酒。”儿子虽然不爱喝酒，但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还是跟父亲去了酒馆。酒馆就在家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父亲跟朋友一一打过招呼后，大声宣布：“亲爱的朋友们，我就快死啦，我得了艾滋病。”
儿子听后很惊讶，悄声对父亲说：“爸爸，是癌，不是艾滋病！”父亲低声耳语道：“孩子，你说的没错，你还小，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我不想你有个后爸。”
这个笑话折射出了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媒体曾报道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咬人、用针头扎人的情况，河南某老板甚至搞了个“河南艾滋病讨债团”，找了5个感染者打出标语牌帮他要债；新疆曾有病人冲击县政府，还有人把血抽在针管里往桌子上一摆，要求救助……这些报道中，艾滋病人似乎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采访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时，我总要问他们有啥需要呼吁和解决的，而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最可怕的是社会歧视”，一得了病就会被解雇，家人也会远离，完全失去生活来源，孤独无助，心理压力甚过艾滋病。因此，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歧视我们，我们并不想危害别人，危害社会，不要让歧视把我们逼到绝路上去。
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2003年以后我国的防艾资金每年从1500万增加到了3.9亿、8亿、9亿，国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四免”指：对农民和城镇无医疗保障的艾滋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自愿检测者免费咨询和初筛检测；为感染的孕妇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实行免费就学。关怀救助是：各级政府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避免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歧视；传染病院或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都可提供免费咨询和抗病毒治疗药物。
胡锦涛和温家宝曾先后到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慰问医务人员和志愿者，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还邀请部分艾滋病致孤儿童和患儿到中南海参观座谈，温总理把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楠楠揽在怀里并为她题词：“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喀麦隆总统夫人到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参观访问时，热烈地拥抱了一位女患者……
近年来，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宣传标语，许多人已经懂得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疾病的受害者，他们同其他疾病的患者一样，是病人，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怀与支持，甚至认为，“歧视艾滋病人就等于歧视自己，因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就整体而言，社会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实际上，从艾滋病毒被发现起，歧视就伴随着它。很多时候，人们常把艾滋病与吸毒、嫖妓、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是不道德的行为、社会渣滓自己造成的恶果。而由于艾滋病至今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病死率又极高，因此人们在恐惧之余又产生了逃避与远离，表现形式就是歧视。
歧视造成了一些感染者不敢去进行检测，也造成一些感染者和病人不敢暴露病情，甚至连配偶也不愿告诉，他们默默地隐藏在健康人群中，继续传播着艾滋病毒，这已是当前遏制艾滋病流行，减轻其危害的最大障碍之一。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的不同，歧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印度等很多国家都发生过针对感染者和病人的谋杀事件。在非洲很多国家，妇女一发现被感染后就会立即被送回娘家甚至被杀死。一位感染者在世界艾滋病日纪念会上公开了自己的疫情后，竟被邻居活活地用石头砸死。我国第一个直面公众的感染者刘子亮公开暴露后，村里人不买他家生产的农副产品，不吸他递的香烟，更不和他在一起吃饭。感染者和病人不但受到邻居、熟人、亲友的敌视和惩罚，甚至也被自己的家人抛弃，有的被没收财产、逐出家门，直至受到死亡威胁。据我国有关组织调查，亲属对患者感到厌烦的高达50％以上！在采访中，曾有许多人对我说，自从发现被感染后，弟兄（或姊妹）们便再也不准他们回家，即使有事商量，也只能站在大门外，如今他们只能到处流浪，有的人甚至睡在街沿边……
云南省澜沧县一位感染者在街头晕倒，当地疾控中心把他送回了家，哥哥和妹妹都不理他，疾控中心给父母亲做了许多工作才答应可以让他吃住，但工作人员们仍然不敢说出他是感染者，因为怕家人又会驱赶他……另一个感染者就更加不幸了，父母亲坚决不准他进家门，疾控中心三次去做工作，三次被拒于门外，老人说：“我们根本没这个孩子！”
新疆某地的艾滋病人被家人关进地窖，直到死去。
在思茅李继东的重生厂，就有许多被家庭抛弃的人，艾滋病患者之所以喜欢重生厂，很大原因就是这里没有歧视。如今已经有许多人（包括感染者）建议，国家能不能多办一些像重生厂这样的工厂或农场呢？
博茨瓦纳的私营企业常常以感染为借口解雇职工，我国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企业和单位在招工时公开拒绝感染者，而职工只要一发现是感染者后，立刻会被解雇。
不只本人受到歧视，还要殃及家人。在尼日利亚一个人被感染了，整个家庭便被人们称为“艾滋家庭”，连无辜的孩子也受到排斥、嘲笑甚至打骂。有的地方，“艾滋家庭”还会连累全村，其他村庄不会和他们联姻，不会购买他们的农产品，用人单位拒绝接受来自“艾滋村”的人，连医疗机构都拒绝为“艾滋村”的村民服务。在赞比亚，父母感染艾滋病后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公开的嘲笑侮辱，甚至成为暴力的牺牲品。我国也曾有一些学校拒绝感染者的孩子入学，学生和家长们拒绝和这些孩子一起上课。至于感染者的孩子很难结婚也是普遍现象。
2006年11月底，第十九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广西南宁一位记者进行“暗访”，去到某小学向教务主任表示，妹妹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希望能转学到这个学校接受教育，教务主任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收这样的孩子上学，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得请示校长。”于是她去找校长。记者看见，她和校长在远处小声谈论，几分钟后她回来了，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孩子现在所在的学校有义务教她，我们可以不收。”当记者说这样的孩子法律规定有受教育权利的时候，她说：“法律规定可以收，也规定可以不收。而且，她来了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身体健康也有潜在的危机，所以，我们不能收。”
在河南某村，艾滋病人死亡后，亲友和村民谁也不敢进他们家，眼看尸体就要腐烂，但却找不到抬棺材的人。后来家属在村委会前长跪不起，村党支部无奈之下，只得号召全村党员出来抬棺材、挖坟坑，
社区本是最基层的单位，可以在防治艾滋病蔓延中起独特作用，但我国绝大多数社区对艾滋病患者只有歧视。在采访西南某市时，我曾亲耳听见防艾科科长和两位感染者商量，能不能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社区，以便社区帮助他们并为他们申请“低保”（民政部门规定，申请低保首先要通过社区），但两位患者马上异口同声地反对，他们惊呼道：“不，不，千万不能告诉社区！”“街道主任巴不得我们马上就死！”甚至说：“真让社区知道，我们只有去跳楼了！”
不少艾滋病患者生活本来极端困难，但为了避免社区的歧视，不得不放弃了本来可以享受的“低保”。
一位感染者反映：“居委会的人一见我就像见了鬼。有一次我到居委会想申请救济，还没进门，里边的人说我一定要戴口罩才能进去。好了，等我戴着口罩进去，办公人员已经吓得全跑光了。我去年发病，失去经济来源，还要花钱治病，过得比一般低保户还惨，但是到现在一分钱的生活补助都没有申请到。我们也是人啊，还要继续生活，但好多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歧视、无知和恐惧让一些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在某市柳丝袅袅的小河边，有许多小茶馆，防艾科女科长陪着我一面喝茶一面采访两位“同伴教育”者。交谈一会儿后科长接电话有事走了，同伴教育者和我交谈后也离去，他们刚走，茶馆老板来了，问我：“那两位害的什么病？”我摇摇头回答：“不知道。”“是不是艾滋病？”“你怎么会怀疑他们得了艾滋病呢？”“刚才那女的就是大楼上处理艾滋病的人。”她指的是女科长，“我要把他们喝过的杯子扔了！”“就是得了艾滋病也不用扔呀，消消毒就行了。”后来女科长转来了，老板又问了相同的问题……
在四川某小城里，一位名叫敬凤英的妇女，53岁，2001年一次洗头时不小心把头皮抓了一道口子，自己用烟叶、广柑皮涂了后伤口更痛了，脖子肿了起来。去一家私人诊所看病，一位姓温的医生说她病得很厉害，建议她去市医院检查。去市医院后，经过检查、吃了药，很快好了。
想不到几个月后，她突然发现，街坊邻居好像都在躲着她，不愿和她来往，还在背后指指点点。一次，一个熟人突兀地问她：“听说你的淋巴有问题？”敬凤英纳闷了，赶紧去问那位温医生：“你们怀疑我害了什么病？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温医生不啃气，似乎默认了。
从此，“敬凤英得了艾滋病”的谣言变本加厉地在人们中间传播。丈夫受不了别人的歧视去外地打工，儿子也离开了家……走在街上，再也没有人理她；到超市买东西，没人愿意和她一起排队；甚至还有人看见她就吐口水、扔石头。敬凤英感到“生不如死”了。
这样的日子又熬了两年多，敬凤英终于下了决心，2004年初，她揣着一瓶敌敌畏来到成都，走进一家大医院作检查。她想，要是自己真的得了艾滋病，就把敌敌畏马上喝下去……但经过医院全方位检查，敬凤英的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根本没有感染什么艾滋病！
拿到检测报告后，敬凤英大哭了一场，把敌敌畏瓶子扔进了垃圾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回去后马上去到那家私人诊所找温医生，把检测结果告诉他。
敬凤英以为自己会“被解放”了，谁知“舌头是杀人的刀子”，谣言并没有消除，人们迎接她的仍然是异样的目光，她拿出检测报告，但很多人竟怀疑报告是假的……
2006年初，敬凤英再次来到成都，要求省疾控中心再次对她进行检测，省疾控中心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但敬凤英一再坚持，省疾控中心再次检测后，再次证明她根本不是艾滋病人！
直到这时，仍然有一部分人对她抱敌视和怀疑的态度，但经过“大风大浪”锻炼的敬凤英却想通了，她决心愉快地生活下去。
这个故事岂不是新版本的《聊斋志异》？
甚至一些以“慈悲为怀”的宗教团体，都对感染者和病人采取了极不人道的态度，称他们为“恶魔”。在柬埔寨，和尚拒绝为死于艾滋病的人举行传统葬礼；在加纳和尼日利亚，对死于艾滋病的人，葬礼、服丧期甚至墓穴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