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了吴村镇，也就算有了家。大姨总该结婚了。大姨夫毛胡子是江西人，那就当倒插门女婿呗，反正革命军人也不讲这一套。
但是，问题又来了，政审时上级没有批。领导只是在报告上画了个圈，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我大姨急了，马上找到我未来的大姨夫：“这个大鸭蛋是他娘的什么意思？”
毛炳昆冷笑一声：“还用问，就是不同意呗。”
“不同意就直说，画他娘的大鸭蛋给谁看？”
毛炳昆更窝火：“你问我，我问谁？”
那么，到底因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我母亲身上。
还记得我在第14章中提到的我母亲在煤矿医院当护士的事吧。对，就是这件事。
这时，我母亲刚刚上完高小。因为是在枣庄上的，便就近参加了煤矿医院的护士招聘，因我母亲本身条件不错，再加上我大姨夫的关系，便被录用了。我母亲有一定的文化，那时女孩上完高小的如凤毛麟角，又心灵手巧，不便就成了一名合格的护士，而且还得了个美誉外号叫“一针见血”，即打静脉点滴时，针头可一下就扎进病人的血管。
医院里女多男少，也就是护士多，医生少。医生里长得最英俊且没有结婚的只有日本人酒井孝直，据说他很有背景，是日本一位高官的远亲（实际比这还厉害），曾留学美国。反正是连日本籍的院长也敬他三分。
最要命的是这位年青的大夫一眼就看上了我母亲。一天到晚的穷追。工作中，有什么事，他都是点我母亲为助手（那时的医院有这规定）下了班，则好请我母亲下馆子。老实说，那时的小枣庄没有歌厅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但是三星楼的服务很周到，有专为情侣准备的小包房。
酒井孝直最拿手的是拿着一支随便是什么花的花朵，向我母亲求爱：
“美丽的爱玲小姐，请接受我的爱……”
到了我母亲，起的名就不是什么花或什么草了，而是她自己起了个“爱玲”的名字：
“对不起，酒井医生，这……这是不可能的……”
酒井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有话直说：“你是说我是日本人，所以……可你别忘了，现在讲究‘日华满亲善’，日华通婚的很多，北平、上海，都有。”
我母亲还是连连摇头：“那……那也不行，要是要是……家里的乡亲们会……”
酒井昂起脖子大笑起来：“骂你是汉奸？对吗？那我可以马上带你回日本。我只需跟上边打声招呼就是……”
听他这口气，他的确有道道。
等我长大了以后，尤其是看到老新四军出身的父亲与母亲感情不好时，我曾跟母亲谈起过酒井孝直对她的爱。母亲说，日本投降后，同日军中的一些技术人员，如炮兵、驾驶员、译电员等都主动或背动地参加了八路军一样，酒井孝直也积极要求参加了八路。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纯粹是为了对我母亲的爱。本来两人应有个好的结局的。但是不久，因他不同凡响的背景，延安突然发来急电……
假如酒井孝直不回国的话，粗粗鲁鲁，没有文化，晚上睡觉不洗脚的我父亲就没戏了。我母亲的人生经历就得重写。
我妈妈每每说起酒井孝直，从没有反感和厌恶。她说，酒井总爱穿一身灰色派力斯毛料西服，打着领带。他总是准时赶到医院，然后站在门口，督促那些常常迟到的中国医生和护士。
“哈牙古（快），哈牙古（快）……”
平日里，中国医生和护士做错了什么事，他很少训斥，总是耐心地示范教导。一到月底发薪，还常常请大家的客。最重要的是，他非常谦虚的向每一个中国人学习中文，以至于到最后，他连当地土话都熟悉了。有时见到中国小孩，他会喊上一句“贼羔子……”然后给小孩几块糖块。
……
……
这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大脚姥姥更加出名了。几乎人人都知道大脚家的闺女真行，一个嫁给了二鬼子，一个要嫁给大鬼子。
这事当然也影响了我大姨，两人的结婚报告到了鲁南区党委卡住了。那时的政审虽没有像文革时那样查八辈，但也够严的，划上一个圈，你就等着吧。
有一回我母亲休班回了吴村镇，正碰上我大姨领着妇救会的人在督促广大群众进行“革命誓约”活动。她马上毫不客气地说：
“哟，三妮子回来了，正好，你也来发誓。”
我母亲知道她有气，就想躲着她：
“俺发什么誓？俺已经离开家了……”
这次“革命誓约”活动，是鲁南区委、鲁南行署发起的，誓约共10条：一，不做汉奸的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维持会；四，不替日伪做事；五，不买敌人货物；六，不给敌人、汉奸粮食；七，不用汉奸票子；八，爱护抗日军队；九，保护军事资财秘密；十，遵守民主政府法令。
我大姨当然不让，就吼道：“你进城了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能搞特殊。”
“俺姐，你别找茬……嘛。”我母亲一副要哭的样子。在她们姐妹三个中，大姨最泼辣，二姨最棉软，我母亲适中（所以我爸爸有时也怕她）。
“这是找茬吗？谁不知道你干的好事？二妮子就够烦得了，你又跟着掺和，而且比她还上劲……”
“俺没跟他啦，是他撵俺……”
“你说他撵你？谁见来……”
这时，我姥姥出来说话了：“小桂花，死妮子，误了你的好事了，是吧？那也不能拿你三妹妹出气。你二妹妹的事，你是知道的，李书记是有安排的，至于你三妹妹的事，你放心，家里保准不同意，大事咱不糊涂，那是个真鬼子。”
“实在不行俺辞职不干了，俺回家。”我母亲愤愤地说。
大姨就说：“回来就回来，咱队伍正好缺医生……”
“俺不是医生，是护士……”
“反正都一样，都穿白大褂……”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姐妹俩又回到了小时候。
不过，这一想法最终没有实现。原因则牵扯到了铁道游击队，牵扯到了王强……
……
……
这个时候的铁道游击队已远不是当年跟在张涉远的保安团后边喝二油的那支队伍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强大。他们四处出击，打得小日本寝食难安。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变得十分广泛，西边最远可至微山湖。而且夏天多半在微山湖度过。因为夏天的微山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几百人藏在里边如同一根针落进了大海。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微山湖的蚊子大如飞机，每过一个夏天，总要有几个人得疟疾的。
这回轮到副大队长王强了。王强打仗虽然很勇敢，但架不住疟疾的折磨。而当时，治疗疟疾没什么特效药，当地郎中提供的中药方子，只不过解一时之痛，却除不了根。要想根除这种病只有大剂量的服用洋药“奎宁”，而当时的枣庄有这种洋药的只有矿医院。
再就是，当时的八路军还有严密的规定：连以上干部有了伤、病，要不惜代价进行救治；级别越高，该原则越执行。因为干部实在是太宝贵了，战士拼光了还可以再招，但干部的培养可就难了。
故铁道游击队领导决定，让王强入住这家医院以根治顽疾。毫无疑问，这事还得我们家办。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个“王表叔”。
王强是由我姥姥送来医院的，那天，她牵着家里的那头毛驴，将病得东倒西歪的王强送进了医院。
听说我们老家的“表叔”要来治病，酒井孝直十分高兴，专门腾出了一间向阳的病房，并亲自提来了两壶开水：“我们日本人也称表叔，很亲的，血缘，血缘……哈哈……”
“爱玲刚参加了工作，你要多照应着点……”我姥姥后来说，这个日本医生根本不像日本人。
酒井马上鞠了个躬：“我会多多关照的……老太太，你也应叫她多多关照我……嘿嘿。”
我姥姥自然明白酒井话的意思，只好说：“是呀，是呀，只要她能关照的，一定会关照……”
酒井更高兴了，仿佛看到了希望：“您的放心，表叔的病，我大大的治，会好的……”
王强在原枣庄的日本国际银行干过，会几句日语，马上用日语说了几句客气话。酒井见王强会日语，更是十分惊喜，说，亲戚大大的，一家人，你的不用客气。自此，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抗战胜利后，酒井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就是王强表叔当的介绍人。王强从此也与我们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他被整得无处可藏，就是我姥姥偷偷地将他接到了吴村镇，躲过了一劫。
这样的话，我母亲就不能辞职了，不但不能辞，还得好好干。
……
……
以后，铁道游击队以此为据点。搞过很多紧需的药品。自然也经常以亲戚的名义，将得了病的队员送来救治（伤员是万万不行的，枪伤一看就能看出来）。
重要的是，我方还通过酒井的关系公开的订阅了不少当时的敌伪报纸，如《北京新民报》、《晨报》、《新北京报》、天津的《庸报》。
同时，还将一名有文化的队员打入了敌“新民学会枣庄分会”（酒井是该学会医疗组的志愿者），司职“扫盲教员”。当时的“新民学会枣庄分会”搞得很红火，下分总务、组织、宣传三科，并有青年团、少年队、少女队、妇女会等组织，并制定了如下新纲领：（1）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2）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定和平；（3）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4）睦邻结盟，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了宣传粉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从思想上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该组织还利用电影、讲演、免费看病等小恩小惠增加市民对新民会的认识了解。而我们的同志打入这一重要组织，对于随时了解敌情，掌握民意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