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既然我母亲是李表叔、王表叔安排的眼线，应该不影响我大姨的婚事才对。但事实却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那时的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全是单线联系，个人是这样，组织对个人，组织对组织也是这样。比如讲吧，铁道游击队的，就是铁道游击队的；运河支队的就是运河支队的。他们极少发生横的关系。
再者，由于山东的党组织和军队曾发生过残酷的“湖西肃反”运动，很多人仍被笼罩在恐怖之中，凡事都尽量往左，以示自己革命。所以，在我大姨的婚事问题上，区委领导谁都不肯表态。结果就拖了下来。
但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时间长了，这血气方刚的男女是熬不过的，大约是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大姨配属部队一块行动，碰巧和我大姨夫宿营在了一块大石头下，两人自行“结婚”了。
也就是这一晚上，两人居然有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的大表哥毛大发。
我曾对我大姨和大姨父的行为表示过怀疑，我姥姥解释说，那时战斗环境极差，晚上很少睡个安稳觉，也很少睡在屋子里，从5月至10月这几个月几乎全是睡野外。冬天实在太冷了，才勉强找房子睡。所以大姨和大姨夫在石头后边也就……
……
……
活该我大姨夫命不济，就在我大姨刚刚为他生下了我大表哥，他已经当了父亲时，他居然在一次战斗中，因负伤而被俘了。因为他是团一级八路军干部，所以一被俘，便直接关进了枣庄的鬼子宪兵队。
大姨夫一被俘，大姨着急，急火攻心犯肝，奶水居然停了。没办法，只好叫来了我姥姥。我姥姥说，你不叫我我也得来呀，谁让孩子是我外甥呢（就是指外孙，在枣庄一带，老百姓统称外甥）。这时，我姥姥当年带小东进时的经验，又被派上了用场。用花生米面、小米面熬粥……再就是带着孩子到处的找刚生了孩子的产妇，给人家说几句好话，或送上几个鸡蛋，求人家给几口奶吃。每每这时，姥姥总是潸然泪下，她大概是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就在这节骨眼上，上级也批准了我大姨和大姨夫结婚的报告，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两人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二、是听说我大姨夫被俘后坚贞不屈，誓死不从，经受住了革命考验。
这不批准还没事，一批准我大姨急了，批了有什么用，人都被敌人抓起来了，我结得个狗鸡巴婚？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救人要紧。她决定亲自进城侦察。
李仲文就劝她说：“桂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会组织营救的。”
“俺能不急吗？俺先趟趟路子还不行吗？”
李仲文想想也是，只好点头同意，对于自己的这个学生，他是太了解了。
临走时，我大姨又想带上李书记的王八盒子。李仲文则不同意她带枪：
“不带枪好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了，你就说是农村妇女，进城看妹妹，你要带上枪，可就……”
“带枪有带枪的好处，如果碰上敌人，还可以拼。”这实在是我大姨的性格。
李仲文知道拗不过她，只好把手枪给了她。我大姨揣上枪就直奔枣庄。凭着一双大脚，凭着多年在山里奔波的底子，她很快来到了北大门。
这时，北大门共三个人站岗，一个鬼子，两个矿警队。北大门通往北边抱犊崮山里，鬼子历来防范很严。大姨许是太急了，她的大脚板引起了两个矿警队的注意。那个时候，男人说蛮话，女人挺大脚，就会被怀疑是八路。因为八路多是南方人，南方女人放足的多。
“站住，检查。”
“俺是进城来看妹妹的，俺妹妹是……”
“不管干什么的，检查。”一个矿警队已经走了过来。
“大哥，俺……”
不等我大姨再说下去，那个矿警队已开始检查了，这小子先察看了我大姨挎得几个地瓜干煎饼，看看没什么，开始用手摸腰部。这一摸肯定是要露馅的。俺大姨那脾气是沉不住气的，她一不做二不休，顺手掏了手枪，直接抵在那位矿警的脑袋瓜子上给了一枪。这日本的王八盒子的冲力真大，因距离太近，把那家伙掀了四肢朝天，连个屁没放就挺了。
另一个矿警和鬼子一见开了枪，反应还算快，急忙拉枪栓。鬼子的动作稍快，已经上了瞠，但还没等端平枪，我二姨的枪响了，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了那鬼子的肚子，小鬼子当时一抱肚子就倒下了。事后证实是负了重伤。
那位矿警队是饭桶。居然连枪栓也拉不动了，一着急，把枪当烧火棍抡了过来，我大姨抬起大脚，将那破枪踢飞了，顺手一枪，真准，正打在那家伙的脖子上。按照子弹的惯性，这颗在近距离发出的子弹是应击穿脖子，但是它却拐了弯，上拐至下巴处，把这个伪军的下巴给冲掉了。为么它又拐了弯呢？
那我顺便说说八路军的子弹吧。当时八路军的子弹很大一部分是靠山里的兵工厂制造，这种子弹质量很差，冲力太小，射入人体后往往就没劲了。我们的战士们称之为“盲惯”。这种盲惯的子弹有时造成的伤害更大，因为它在人体里乱拐弯。比起正常的子弹一穿一个眼还糟糕。眼下这个汉奸即是，子弹在上拐途中，扯断了他的气管，他张了张没下巴的嘴，就玩完了。
我大姨见三个敌人全部放倒，心里那个高兴，拔腿就往里边跑，想着趁乱钻入街上。但是，没想到大门旁的“电光楼”上还架了挺歪把子。她一跑，角度出来了，上边的机枪开了火，我大姨身上中了九颗子弹，当场牺牲。
说到北大门旁边的“电光楼”，老枣庄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就是一座炮楼，因为安上了探照灯，一照很远，老百姓就叫它“电光楼”。那时，枣庄矿上用自己产的煤发电，电是不缺的（同样是这座电光楼，46年9月的时候，因我二姨夫的一次举动，被新四军给……）。
我大姨是我姥姥的四个儿女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鬼子残忍地将我大姨的头割下来，连同她使用过的手枪一起，吊在了北大门上，上写九个大字“女共党，土八路，大活该”。
最先看到这幅惨景的是二姨夫范德昭，他是例行在矿里转悠时看到的。因为人死了以后，脸是变型的，加上血污和头发掩盖，我二姨夫没敢肯定是我大姨，便回家给我二姨说了，我二姨放下盼盼就急忙跟了来，来到一看，顿时就快站不住了，好在有我二姨夫劝着、扶着，才勉强回到家里。
接着，在矿医院值班的我母亲也知道了。
姐妹俩在我二姨家里哭成了个泪人。哭是没用的。我母亲急忙通过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通知山里。两转三转，等到李书记知道时，已经过了三天了。
李表叔急忙骑了头驴进城，跟我二姨，我母亲商量的结果是：先保密，一定不要让我姥姥、姥爷知道。
……
……
我大姨牺牲的时候，我大姨夫毛胡子在鬼子的宪兵队里正经受着严刑拷打。这一点倒和我们的电影里演得一样，可以说十八般刑具、样样俱全。
最基本的是用皮鞭抽。鬼子往往将对方的双手吊起来打。皮鞭是特制的，里边裹了一根井下用来拉矿车的钢缆丝。外边是纯棉布包着。抽的时候沾上水，那样分量就更沉了。一鞭下去，皮开肉绽。一般的人，挨不了十几鞭。
再就是灌辣椒水，枣庄地区盛产辣椒，这种原料遍地都是，又很便宜。鬼子搞来弄碎放到水里一掺和，就捏住鼻子往肚子里灌，灌满后，把人反过来朝上，鼓鼓的肚子放上一根大扁担，一头上去一个人，猛地往下一压，那辣椒水就从人的嘴里、鼻子里、肛门里往外喷，红红的，分不清是辣椒面还是人血。后来，有个汉奸又提议，把辣椒面先炒一炒，过过火的辣椒面会更辣。鬼子就如此做了，果然喷出的血水更红。
我大姨夫不愧是老红军，他皮鞭挨住了，辣椒水也撑住了，这帮小鬼子忘了南方人是不怕辣的。
鬼子接着上的是老虎凳，老虎凳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脚底可以塞进五块砖。那是胡扯，只要把腿绑紧了，塞进两块砖人就够呛。绑得松，那就不好说了。我大姨夫是被塞进了一块砖但垫了他大半天。被放下来时，人几乎就站不住了。
后来才知道，小日本是留了后手的。因为八路军的团级干部属高级俘虏，抓住了要绝对保证不能整死。这是宪兵队特高科的严格规定。为的是掏情报。一般的是在下面审，实在审不了的，再集中到济南的新华院。这时的鬼子已连连失利，败像已定。宪兵队更加看重情报工作。
鬼子一看硬的不行，又开始用软的，开始一日三餐大鱼大肉。晚上还请我大姨夫看电影、听大戏。电影多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故事片，有什么《蜜月快车》、《富贵春梦》，反映的是“满洲国人民的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比如讲，描写日本的男青年爱上了满洲的女青年，要不就是满洲的女青年爱上了日本的帅小伙。后来都结为秦晋之好……有的则是纪录片，有揭露苏联在乌克兰强迫老百姓兴办集体农庄，以至于大量强购粮食导致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有反映斯大林搞清洗，一次枪毙56位红军军级干部的；有反映老北京风土人情的，也有宣扬中日亲善，五族共和的；也有反映日本的劳工处通过劳务所介绍中国人去满洲和日本本土去打工的。
但是，对这些软化宣传，我大姨夫是一概一言不发。一句话软硬不吃。
最后，鬼子才使出了最厉害的一手，叫了两个慰安妇一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