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发展太快了！
短短几天，第6纵队（欠一个旅）已经拿下光山、经扶、麻城、黄安，正直抵长江北岸；第3纵队挺进皖西，如人无入之境，连克叶集、立煌、六安诸镇；第2纵队继占潢川之后，又迅速推进到固始、商城一线；第1纵队控制了罗山以南、光山和经扶以西广大地区；中原独立旅更是迫近平汉，兵临信阳……、
正如刘伯承所说：“我们要趁敌重兵追击尚未渡淮，大别山腹地空虚之际，迅速展开，广占地盘，来一个麻雀满天飞。”
麻雀飞满天，窝还在青桐树下。
几天来，物资统筹、伤员安置、车辆骡马使用、南下干部分遣、要枪支、要子弹……都把手伸向军政处。杨国宇真的忙成了个“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多的野战军中；唯独刘邓在袖珍精干的指挥部里设了个军政处。当初杨国宇曾问成立这个处做什么，李达说：“刘邓首长历来主张机关要简化层次，但却又决定成立军政处，我体会有点像日本的不管部，协助首长管那些除了作战之外必须管又无人管的日常勤务。首长的意思让你去干不管部长。你挑几个人先把班子搭起来吧。”只三言两语，事情就这么定了。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杨国字就从那个室内好似“台球桌”的狭小空间一下子跃到广阔的“足球场”。
于是，野战军指挥部里就有了两个“大人”：一位是“邓大人”，一位是“杨大人”。直到1990年邓小平接见原第二野战军老同志时，一看到杨国宇，老远就笑着伸出手来：“你好呀，杨大人！”
让杨国宇管“不管部”再合适不过了。他本来就什么事都爱管。“不管部”管的事情牵上挂下，吃喝拉撒睡；杂七杂八，形同乱麻，钝刀子不行。杨国宇的个性敢说、敢做、敢断，正好是把快刀，什么事到了他那里，保准“一刀”解决问题。当然，刀子太快有时受表扬，有时就免不了挨撸。…杨国宇的另一个特点正好是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无论怎么批，晚上倒头准能打呼噜，转醒来照样精神饱满得像打足了气的球。这一点，打从他跨进八路军129师的大门就练出来了。他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刚开始，别人一提张国焘，就把眼睛对着他，好像他是机会主义“残余”。四川人又少，别人不称名不道姓，只管他叫“锤子”。他心里不舒服，要求回老部队。刘伯承说我也是刚来，人生地不熟，久而久之就会习惯的。他一想，是呀，刘伯承不也是四川人吗？就这么简单地想通了。
杨国宇这会儿全神贯注，以致于走到身边的脚步声都没听见，直到邓小平叫了声“杨大人”，他才连忙站起来。
“不错，不错。夏伯阳在动脑筋了。”刘伯承拍了他肩膀一下，又和邓小平并肩走去了。
杨国宇望着刘邓的背影，心里犯嘀咕：首长在干什么？散步？每到一个新地方，刘邓都要转一转，一来散步，二来熟悉地形，以防敌人突袭，这已成老习惯了。可今天散步“散”得不对头，都出来好几趟了。邓政委站住了，回头看了看远处拴的几匹骡子，又继续往前走。是不是又要打我的算盘，准备再轻装？
青桐树另一边有一块空地，张际春正在教一群战士擂稻谷。他做示范，战士们轮流学，结果洋相百出，不是连壳带谷擂成粉末，就是一槌下去砸个满天飞。张际春不急，再做示范。初秋的阳光仍很灼人，他的衣服汗湿得前心贴后背，更显得瘦嶙嶙的。
部队初到南方，吃就是个大问题。总部即将断粮，派出去筹粮的张洞庭、张建涛带着一伙人很卖力气，跑了许多地方，挑回来的却是一筐筐稻谷。北方人吃不惯大米倒也罢了，可这一粒粒带壳的谷子怎么煮饭？张际春把总部为数不多的南方籍干部战士集合起来，问了个遍，也没有一个会擂谷的。在南方，这是婆娘们干的活。
“吃大米的人不知道大米怎样脱壳，这也太不成话了。是不是呀？”
张际春批评人总是这么柔声细语，批评之后必定再加上一句“是不是呀”。批评还要“商量”着批评，其实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没人会，张际春就亲自教。他挽起袖管，操起擂米槌，一捶一捶把黄灿灿的稻，谷捕成白亮亮的大米，动作熟练得蛮橡行家里手。
刘邓大军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由一人兼任；这在各野战军中独一无二。做政治工作，他能一下子抓住关键。军队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的创举，而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制度则是张际春的倡议与实践。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首肯，推广全军实行，而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健全党委制》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做思想工作，张际春有句名言：讲大道理容易，说服人难。他的耐心细致出了名。日常生活，他扎在人堆里，外人分不出哪个是首长，整个一个“老炊事员”。行军时，他知道大家口渴，便常带着宣传队打前站，劈柴烧火煮上一大锅开水或稀粥，等部队一到，清凉凉的马上就能喝。宿营时，他从不占老百姓的内房，总是在堂屋里打地铺，和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挤在一起。
天突然阴下来，一阵大风刮得青桐树叶纷纷落下。
杨国宇连忙收拾起图纸，看见刘伯承、邓小平又朝他走过来。邓小平的眼睛还在不时地打量那几匹骡子。
杨国宇憋不住，迎上前说：“邓政委，你莫再打那几匹牲口的主意了。再减，你和司令员都莫得骑喽。”
刘伯承笑了：“杨国宇不简单，居然能猜出邓政委的心思。”
正说着，李达带着柴成文急匆匆赶来。
李达报告：“司令员、政委，敌情有些变化。”
柴成文的情报处处长干得相当出色。长期的机要工作使他养成不留片纸只字的习惯，所有的情报全装在他那并不硕大的脑袋里，只要一张嘴便口若悬河：“根据侦察、截获和各部队提供的情报，敌罗广文兵团的10师已侵占宣化店，58师正由上石桥向商城进犯中，46师主力已经到达立煌、六安附近，张淦兵团已渡过陵沙河，向经扶方向推进……看来，敌人似已侦察到我野战军总部位置，正把三路重兵对准我们。”
刘伯承：“敌人这样做就对头了。他气势汹汹把兵力对准我们，这就给我们放出去的麻雀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可以无忧无虑纵横发展，飞遍大别山。”
“司令员分析得好。只要广占大别山区，我们实行宽大机动就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邓小平点燃香烟，摇着火柴棍略思，又说：“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打一仗。”
刘伯承：“对头。这是我们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仗，初战的成败将影响全局的发展。因此，关键问题是要选好打击对象。杨国宇，你刚才不是在看地图吗？借来用用。”
杨国宇赶紧从兜里掏出油印地图。
刘伯承接过来，歪着头看：“好家伙！杨国宇的地图像天书，上面尽是些天文符号。”
邓小平凑上去看，吸到嘴里的烟来不及吐出，呛得边咳边笑：“我们的杨大人不愧机要工作出身。倘若把这张地图送到南京，蒋介石看了也不知所云。”
笑了一阵，刘伯承指着地图说：“你们看，东线是桂系主力部队，他们在这里经营多年，不易对付；西线的中央系部队行动迟缓，我们暂时够不到；唯独这个滇军58师远道而来，人地两生，倒积极跑在前头。我看，咱们还是老办法，避强就弱，避实就虚，就打他58师！”
邓小平：“四川有句土话，叫吃柿子拣软的，吃辣椒挑尖的哪个好吃吃哪个。我同意司令员的想法，先打58师！”
刘伯承：“参谋长，通知1纵、2纵和6纵16旅，立即向商城河风桥一带集结，围歼58师。”
邓小平：“告诉总部的同志们，准备转移。我们牵上敌人兜风去。”
言罢，邓小平的眼睛又盯住那几匹骡子：“杨大人，我晓得你舍不得，舍不得也要轻装！”
杨国宇还想解释，刘伯承制止说：“莫和政委磨嘴皮。大家能走，我和政委也能走。从红军到现在，我们的胜利就是走出来的。告诉同志们，胜利就在我们脚下，大家一定要挽紧鞋带，莫把鞋子跑掉喽！”
河南光山王大湾1947年9月27日
天气沉闷，大别山深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低垂而厚重的浓云翻滚着，挤压着，渐渐堆积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铅往下沉，似乎已经压到了本来就很低矮的祠堂屋脊上。
空气被压缩了，显得愈发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属的成份，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挤坐在这间不大的祠堂里，人与人靠得很近，却谁和谁也不讲话，会抽烟的闷头抽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了往昔的热闹气氛。平时，他们各自独挡一面，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偶尔聚在一起，不是这个摸一下那个的头，道声：“还活着？”就是那个拍一下这个的肩，惊讶：“你没死？”然后开一阵荤的、素的玩笑。而今天却大相径庭。
陈再道憋得难受，敞开领口还觉得透不过气。他走到窗前站下，又急忙整理军装，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来了。”
很快，刘伯承和邓小平走进屋，脸上的神情与背后的阴云呈同一色调。
20多位旅以上干部齐刷刷站起，守着门边的几个人迎上，敬过礼，习惯地伸出双手；
邓小平还礼的手在空中一摆：“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他径直走到桌前，请刘伯承坐下，然后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会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里都清楚。”
祠堂里鸦雀无声，本来就沉重的气氛陡增了几分严峻。
进人大别山将近一个月了，随着大部队的迅速展开，难以想象的困难接踵而至。
“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这句流行在部队中的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进大别山的第一个不适应。
来自“四战之地”的战士们大多数是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燕赵儿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当年的第19旅山炮营副营长雷晋川现已离休在郑州，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
“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字——饿。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三碗饭吃下去，两个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着百爪搔心，眼睛发蓝，从嗓子眼儿往外伸小手。几天下来，一个营的北方大汉都变成了‘南蛮子’，小脸儿蜡黄蜡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
“开始有吃的也不会吃，一袋子稻谷倒进大锅，怎么煮也煮不烂。行军打仗不能耽搁，管它熟不熟烂不烂，连壳带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腾你，让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军，那队伍可就热闹了，到处‘噼噼扑扑’，屁股门儿像关不住的水龙头，走几步蹿一泡。好汉架不住三泡稀，那队伍没法儿带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几里路。别说人架不住这个，从北方带来驮炮的大骡子吃了这种带壳稻谷也绞肠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吃的，更多的时候是饿肚子。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见队伍就跑，我们背着钢洋买不到粮食。穷苦人家自己都揭不开锅。我们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围墙高就打哪家。有一次，在地宝家翻到粮垛，还没等我们动手，地主家的闺女拎起马桶，哗地一声把粪便泼在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有一个连队打土豪，翻出一桶桐油，以为这下开荤了，结果全连中毒，集体上吐下泻。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3纵队第8旅副旅长史景班说：
“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出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二滑，三步—跤，连跌跤的姿式都‘正规化’了，全都是龇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10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上。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人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个村，五家一个疃，除了集镇，难得有北方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从树棵里看小见，个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了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纤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址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18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18天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跟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3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们。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作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子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得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50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1纵队第1旅第2团3营9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香烟，说：
“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火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
“团政委李彬告诉我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
“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