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礼汉官，是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政策。后金力图拉拢、收买、重用来自明朝统治集团的大小官员，争取他们对这个政权的合作与支持。早在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制定并推行了这一政策。攻抚顺城，说降了明朝守将游击李永芳，把他升为总兵官，将孙女嫁给他。李永芳受到特殊重用。此役后，又有宋朝范仲淹的后裔、明朝秀才范文程前来参加后金政权。范文程有智谋，有远见，满腹经纶，又是名门出身，努尔哈赤看到他来了，立即接纳，高兴地说：“他是名臣的子孙，要很好地对待他。”于是，诸王贝勒竞相优礼相待。
但是，进人辽沈地区以后，随着不断取得的胜利，汉官来归的越来越多，努尔哈赤过分自信个人的才智和后金兵不可战胜，反而不把汉官放在眼里。他把从战争中俘虏或归降过来的大批明朝将吏分给诸贝勒大臣管辖，使他们备受歧视和凌辱。例如，因为不懂满语，满族贵族就嘲笑他们，甚至辱骂、殴打。在满族贵族的管辖下，他们的财物常常被强行取用；所有马匹，汉官不得骑，满族官员任意骑用；所有牲畜，汉官不得使用，满官用低价强行买去；汉官一旦病故，其妻子给满官家为奴。他们中有些人一年到头，粮食不够吃，每每出卖自己的仆人、典当衣服以糊口。
努尔哈赤如此对待汉官，深知已激起汉官的强烈不满；加上汉族广大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对汉官越发怀疑，不信任。有个明显的事例：天命八年（1623年），听说复州汉人叛逃，努尔哈赤打算马上派兵镇压。李永芳出于慎重起见，是出：“复州人叛，消息不一定真实，或许有人故意造此谣言，应予查清，然后决定可否发兵。”不久，准确的消息证实复州汉人确曾叛逃。努尔哈赤便转怒李永芳，气冲冲地痛加指责：“当初你在抚顺，我以为你是个明哲之人，故将千金之女给你做妻子。多亏上天眷护，我兴兵以来，攻无不克，一直攻到广宁、蒙古等地。你李永芳为何不信？因为你不相信上天对我的保佑，所以汉人常认为我不能长久呆在辽沈，而辽阳人屡次叛变。你可知道刘邦、宋太祖、朱元璋不都是起自寒微而得到天的护佑当了皇帝吗？你是否轻视我？我为了照顾各方而的影响，不治你罪，但我心中十分愤恨！”事后，一度革了李永芳的职，过些时间又给他复了官，但不似以前那样信任了。
身为额驸的李永芳因为几句话受到处分，有才干的范文程也不是想象地那样受重用。很多汉官被怀疑，甚至遭冷遇，造成人人自危。明朝方面不断派遣“奸细”作策反工作，一些汉官就跟他们暗中往来，有的叛逃归明。努尔哈赤捉住他们就处死。太宗也承认，当时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刚刚建立起来的满汉贵族地主的联合极端脆弱，使后金政权缺乏稳固的基础。
太宗继位后，坚持优礼汉官的政策，比他父亲做得更有成效。首先，对现有的汉官都给以信任，量才使用，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对范文程的重用，就是个生动体现。
皇太极继位后的第七天黄昏，依照晨昏祭祀之制，去努尔哈赤的梓宫上香祭告父亲的亡灵，而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都没有前往，使他心里十分不快，回到清宁宫后，他感到疲累，感到心情沉重，拒绝了福晋和侍女们的侍奉，独自走进中宫神堂，疲惫地倚在南炕的被衾上，在灯火的照耀下，默默地思索着艰危的现在和不测的未来。
宁远兵败的后果是可怕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背弃了盟约，与察哈尔林丹汗和解，依附于明朝，形成了北部可怕的威胁；朝鲜国王改变了两不侵犯的态度，听从明朝的调遣，已屯兵鸭绿江边，形成了东部背后的痈患；当年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筹划的“三方布局”方略，在熊廷弼暴尸于市、传首九边一年后又在袁崇焕的手中付诸实施了：山东的登莱舟师已与皮岛的毛文龙联手，出兵侵扰鞍山驿；天津明朝将领陶朗先率领的水师，已渡海侵扰复州、金州；可恨可杀的袁崇焕因宁远之战而一举成名，现已被明朝朝廷擢任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权位日隆，乘宁远战斗之机掠取了锦州、大凌河、杏山、连山诸城堡，其“主守而后战”的方略大约要转入进攻了。这四境逼处，危机四伏的局面该如何应付？大臣贝勒、将领们都在睁大眼睛看着啊……
内政的失误和混乱是可虑的。四年来“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法令的实施，使辽东汉民成了大臣贝勒田庄里的奴隶，“大量迁移汉民”、“清查汉民粮食”和“强征汉民差役”政策的推行，引发了田地荒芜、生产破坏、粮食锐减、男丁逃亡，暴乱蜂起。数年征战夺得的辽沈地区，不仅没有使国力增强、物资丰裕，反而成了脚下的火山，时刻会爆喷而发，轰毁现时获得的一切；凶狠的镇压虽然取得了一时的安定，但损伤的却是父汗“恩养汉民”的许诺和声望。每当看到金州汉民迁往蒲河，河西汉民迁往河东，城镇汉民迁往村屯，那离乡背井，扶老携幼的惨状，那哭声遍野，路旁饿殍的哀情，都在呈现着民心的背离和丧失。该变更这些自招灾难的法令政策了！可这些法令政策都是父汗制定颁布的，能变更吗？敢变更吗？“变更”将玷污父汗一世的英名，别说大臣、贝勒、将领们不会答应，自己也下不了这个狠心啊……
汗位的虚名是可哀的。父汗四年前颁布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原是为了避免权力更迭中的骨肉相残，以保持国运的长治久安。父汗离去了，新的汗王在八大贝勒暗斗而不曾“相残”的紧张气氛中产生了，可权力仍握在贝勒们的手中，大贝勒代善握有两红旗兵马，二贝勒阿敏握有镶蓝旗兵马，三贝勒莽古尔泰握有正蓝旗兵马，连两黄旗兵马实权。也分别握在族叔、固山额真阿敦和额驸、固山额真达尔汉的手里。自己此时名为汗王，手中的权力依然是只限于两白旗，这种“十羊九放”的“共治国政”，实际上是分庭抗礼，断不会有国运的长治久安。它是一根绳索，捆绑着开创未来的手脚，它是一张幕布，遮掩着现时的混乱和来日的“骨肉相残”，是必须要变更的。可这也是父汗亲自营造的国体，能变更吗？敢变更吗？“变更”意味着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三位兄长的失权失势，也意味着朝廷和汗室各种关系的调整，他们能愿意吗？“变更”意味着一场骨肉相残的爆发，一场自招毁灭的相残啊……
在皇太极焦虑而不知所从的沉思中，二十五岁的启心郎索尼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宫神堂，急声禀报：
“汗王，李喇嘛从宁远来到沈阳……”
皇太极感到意外，一时愣住了：这位李喇嘛在宁远战斗前曾奔走于宁远、沈阳之间。秘密传递议和的消息，宁远战斗后已不知去向。
索尼接着禀报：
“同李喇嘛来的还有一个汉官，名叫傅有爵，他们一行共三十四人，说是奉袁崇焕之命而来的……”
皇太极霍地坐起，面色严峻，立即感到一阵心堵胸闷，袁崇焕竟然打上门来了……
索尼急忙禀奏：
“臣猜度他们是为刺探我方的虚实而来，特安置于驿馆歇息，已派人严加防范”。
皇太极微微点头。
索尼捧出一封书信呈上：
“李喇嘛说：袁崇焕闻大汗仙逝，特派他们前来致祭，呈献祭香五十箱，黄表五十箱、素绢五十匹；袁崇焕知汗王继承大位，特派他们前来祝贺，呈献汾酒五十坛、白梨五十筐、甜桔五十筐。这是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恭呈汗王阅览。”
皇太极接过书信打开，借着灯光阅览，神情由茫然而变得更加严峻，他掷书信于炕几上，吩咐索尼：
“速请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进宫议事！”
索尼神情迟疑而欲言又止，皇太极发觉，投来询问的目光，索尼急忙跪倒禀奏：
“汗王今夜去大汗梓宫祭祀，臣去诸贝勒府邸告知，大贝勒声称身体不适，需要安歇；二贝勒、三贝勒家人传出话说，二贝勒、三贝勒都喝得酩酊大醉……”
皇太极脸色变得铁青：这不就是贝勒们的分庭抗礼吗？他厉声打断了索尼的禀奏，发出了谕旨：
“诏范文程进宫。”
索尼急忙应诺站起，走出了中宫神堂。皇太极似乎一下子泄了气，仰倚在被衾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第一次尝到了汗位虚弱的孤独和悲哀：
是啊，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都在前几年相继病芒，朝廷里不再有可供咨询的元老；八大贝勒中的三位兄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是指望不上了，因继承汗位暗斗而形成兄弟间的鸿沟，一时是难以填平的，此时他们怀忿于胸，断不会伸手相助的；八大贝勒中的多尔衮只有十五岁，多铎只有十三岁，阿济格混沌鲁荠，只知打打杀杀，济尔哈朗为其胞兄二贝勒阿敏所制，就是他们诚心相助，也拿不出消除眼前困窘交织局面的有效对策来。现时，只有借助范文程的才智了，可范文程不是唯上是从的谋臣，有着自己行事的准则，他追随父汗身边八年，对汗室和内政事务从来不置一词，父汗当年颁布“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法令时，曾三次征询范文程的看法，范文程均以“不谙田亩之规”、“不闻汗室之事”而拒绝，以其无所私亲赢得了大臣贝勒的信任，父汗也赞誉其为“清白幕僚”。今夜，范文程能改变八年间自制的行事准则，为当前困窘的内政和脆弱的汗位执著设谋吗？看来只能以求教者的谦恭诚恳换取范文程的信赖了
皇太极焦虑不安地坐起，吩咐侍女置茶备果，等待着范文程的到来。
范文程时年二十九岁，八年的幕僚生活，不仅使他对努尔哈赤产生了君臣相依的情感，也使他把自己的才智抱负融入了努尔哈赤的事业之中。努尔哈赤的病亡，对他来说，不仅有着失却倚恃之痛，而且有着才智抱负失落之危，在努尔哈赤病亡后的二十天内，他默默地、全神贯注地把目光投向贝勒们关于继承汗位的激烈斗争，由谁继承汗位，不仅关系着努尔哈赤事业的发展，关系着后金国的未来，也关系着自己一生的抱负和今后的命运。
他看得清楚：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颁布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排除了先汗指定继承人和贝勒中长者继位的弊端，确立了“能受谏而有德者”嗣位的原则，为贤者能者继位开辟了道路。但这种制度本身，也派生着汗位更迭时的动荡和内争，也孕育着强者而非贤者以力量、权谋夺取汗位的可能，作为一外幕僚，与其把生命的赌注押在赏识拥戴的人物身上，莫如在这种特殊的斗争中冷眼观察这个人物的品德才智。历史上所有的谋臣所期待的，都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听计纳谏的圣明之君。
他看得清楚：努尔哈赤的子侄虽多，但能角逐汗位者唯有四大贝勒。二贝勒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其父的谋叛被杀，从根本上限制了角逐汗位的可能，且其人行止乖戾，人望不高，就是自己强行谋位，拥戴者也不会多；三贝勒莽古尔泰，暴烈寡谋，缺少才智，且有着弑母富察氏的劣迹，虽有正蓝旗将领死心追随，也无力问津汗位；汗位的角逐，将在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之间展开。代善年长，且握有两红旗兵力，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处死长子诸英后，即由代善代理国政，自然含有让其继位的打算，但代善生性宽柔，临阵决策缺乏机断，处理朝政拖泥带水，已削弱了战场上“军功多”的优势，特别是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代善与努尔哈赤大福晋阿巴亥暧昧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动摇了代善继位的基础；在这桩事件发生后的六年中，比代善年轻九岁的皇太极却崭露头角，在萨尔浒战役、开原战役、铁岭战役、辽阳战役中，都展现了军事上卓越的才智，准确地实施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以“战功独多”赢得了众心，赢得了努尔哈赤“智勇俱全”的赞誉，其声望已跃居于大贝勒代善之上。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颁布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也许就是为皇太极的继承汗位铺设台级吧！
他看得清楚：在这场贝勒们角逐汗位的斗争中，皇太极显示的政治才能确实是不同凡响，他以退为进，以予为取，遵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首先提出新的汗王的产生，当由八大贝勒和参予议政的阿巴泰、德格类、杜度、岳讬、萨哈磷、豪格等大臣协商共举，立即赢得了年轻一代大臣将领的拥护；接着，他又以努尔哈赤生前已将所领两黄旗的人口、财产、牛录分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有的事实，提出由阿济格和多尔衮分别接任两黄旗旗主，立即把八大贝勒中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拉到自己身边。这种高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精明手段，使八大贝勒和议政大臣中的大多数成了拥戴他的人，岳讬、萨哈廉劝说父亲代善退出了角逐，代善成了拥立皇太极继承汗位的领头人。皇太极在“固辞不受”后登上了汗位。
他心里仍存有疑虑：皇太极具有努尔哈赤的壮志雄心，具有努尔哈赤的沉静刚毅，具有努尔哈赤的狡黠机变，具有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难道也具有努尔哈赤晚年那种漠视辽东汉民利益和女真至上的不明不智吗？汉民占天下人口的十分之九成，贵一贱九，另一样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会招致失败的……
范文程怀着沉重不安的心绪，在启心郎索尼的陪同下，走进清宁宫，走进中宫神堂，皇太极仍以昔日的谦恭迎接范文程的到来。他下炕接受了范文程的大礼参拜，双手扶起范文程，请于炕几一端与自己相对而坐，并亲自斟茶让果：
“近一个月来，诸事烦忙，焦头烂额，未晤先生，也未到府上向范老先生请安，甚觉歉疚。范老先生近日可好？”
范文程急忙拱手回答：
“谢汗王眷念，臣无任感激。家父虽年事已高，体魄尚为粗安，九月一日午时时分，家父曾于宅内执礼默祷，祝贺汗王登临大位。”
皇太极拱手作谢：
“谢范老先生了，索尼，速从李喇嘛进呈的礼物中，选取汾酒一坛、自梨一筐、甜桔一筐送往范府，请范老先生品尝。”
范文程突然心头发热，联想到四年前皇太极为成全自己父子相聚而操劳和四年间皇太极对自己和父亲的多方照顾，汉族儒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昂慷慨之情涌上心头，一时说不出话来。
索尼奉旨离开了，皇太极拿着袁崇焕的书信，放在范文程面前，坦直地说：
“袁崇焕打上门来了，请先生为我一决。”
范文程展开书信阅览：
“……惊闻老将军仙逝，不胜哀叹，特遣使吊祭，以表哀思；欣悉四贝勒继承汗位，不胜欢愉，特遣使祝贺。愿两国息兵言好，以解民忧……”
范文程看完书信，凝神沉思。皇太极低声提醒说：
“袁崇焕派来的使者，就是名叫镏南木措的李喇嘛，先生知道。去年三月，大汗迁都沈阳，袁崇焕即派此人来沈，向大汗传递‘议和’信息，大汗正在全力经营辽沈，也借李喇嘛之口与袁崇焕在‘议和’上周旋，结果使袁崇焕坐大宁远，招致了宁远兵败，今天，袁崇焕故伎重演，我当何以处之？”
范文程感激皇太极以真心相待，便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