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为汉族聚居区。进入辽沈地区后，后金如何对待汉族人民，也就是说，采取一项什么样的政策，这关系到满汉民族一体和后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努尔哈赤晚年的败政，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汉族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各地的反抗斗争，几乎都是广大汉族人民搞起来的。太宗清醒地看到，社会的不安主要是满汉的尖锐对立已构成国中肇乱之源。因此，他一继位，首先就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总方针。一般说来，一个新统治者继位，宣布一下把“安民”当作是治国的大事，似乎可视为平常的官样文章，而从太宗的行动中看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项新的重要国策。
太宗针对人心不稳、汉人大批逃亡的现实，把“安民”的着重点放在安抚汉人上。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他表示对待“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他采取具体步骤，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调和满、汉之问的矛盾。
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解放奴隶，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努尔哈赤统治辽东时期，将大批个体的汉族农民变为农奴，以供满族贵族任意驱使，他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住、同食、同耕。这对于打破民族隔阂，不无好处。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满族是一个统治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因而与之“三同”的汉族人民必然受其欺凌与压迫。例如，他们任意索取汉人的财物，用汉人的牛车，强令汉人为他们运粮草等。另一方面，把汉人编入农奴制的拖克索（庄），规定汉人每十三个男丁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百日，其中八十日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日作为官赋。努尔哈赤按满官品级，每备御各赐一庄，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每被侵扰，多致逃亡”。太宗果断地改变前代编汉人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只给八个庄丁、两头牛，以备使用，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清正的汉官管辖。这一政策，给相当一部分为奴的汉人恢复了自由身份，成为个体农民。同时，把满汉人分开，自立一庄，用汉人管理，也就减少或杜绝满族贵族的直接束缚。这对民族矛盾是个缓和，对生产力是一次解放。
努尔哈赤时期，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战争中俘获的明兵和掠取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太宗逐步改变这一政策，不再把“降户”和俘获的人口降为奴隶，而大量编为民户，使他们成为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民。例如，后金兵于天聪三年占领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令归顺汉民仍照本业，不加掠取为奴。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从中挑出蒙古、汉人一千四百人编为民户，其余皆为奴。事实表明，在天聪年间，仍有相当部分被俘的人口变为奴隶，但从天聪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崇德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归降，还是俘虏，除了补充八旗缺额的部分，基本上都编为民户。天聪八年（1634年）征瓦尔喀，他指示说：“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补壮丁不足之旗。”天聪九年（1635年）征黑龙江，俘获人民全部迁来盛京，安置为民户。崇德时，清军三次进关，总共俘获人口达八十多万，基本上都编为民户了。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锦州战役中，收降和阵获大批明朝官兵及其家属，太宗命挑选一部分壮勇男丁补充名额不足的旗，其余男女儿童二千余人，发往盖州（辽宁盖县）为民，从事农业生产。太宗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产生的积极效果是，它给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增添了大量劳动力，而且由于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无疑会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给国家足食足兵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重新修定和颁布《离主条例》，从法律上给予奴隶、家仆以人身保障，还给他们摆脱奴隶身份提供了机会。所谓“离主”，就是奴隶或奴仆对他的主人有权进行控告，经审讯，情况属实，主人按律治罪，告发者奴隶或奴仆准许离开，得到自由身份，可以自谋生路。天聪五年重新议定的《离主条例》共六款，包括不准满族贵族、各级官员擅自杀害自己的奴隶、家仆，不准奸淫属下的妇女等。这些规定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使奴隶、家仆的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放宽“逃人法”。由于不堪忍受民族歧视和奴役，很多被掠来的，或归降的汉民、汉官不断逃亡。原来就在当地生活的，也想尽办法逃离辽东。这不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已成为社会骚动不安的因素。努尔哈赤为防止汉人逃亡，制定严厉的“逃人法”，凡逃跑的，一经逮住，统统处死。法律严苛，却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反增加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太宗改变这种作法，把政策一再放宽，宣布从前有私逃的，或与明朝暗中往来的，事属已往，虽被检举，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只对在逃而被捕获的处死。虽想逃，但未付诸行动的，即使有人揭发，也不论罪。“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后来，太宗进一步放宽“逃人法”，允许逃走，不治罪，但不许返回。这等于授权给广大汉民、汉官自己选择居住地。如果不愿在辽东居住，可以投向明朝统治下。但不许再从明朝统治下返回辽东。
“安民”重在“养民”，这是太宗所懂得的为君之道。努尔哈赤在世时，也曾强调对汉民、对新归降的人要加以“恩养”，但那时的形势和他所推行的政策，不仅养不住人，而且使境内的人成批的逃亡了。太宗继位后，形势有好转，主要是他实行的“养民”政策有新的精神。他对归降的汉人（也包括其他民族）不杀、不辱，一律给予妥善安置，包括分配给土地、房屋、配以妻室。把降人编为民户即个体的自由民，不再降为奴隶。太宗说：“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他不厌其烦地向诸贝勒大臣说明“养民”的重要性，他说：“打个比方，养民好比砍树需用斧头，宰割则需用刀刃，虽起作用于一时，必须在平日加以恩养。岂有养人而得不到益处呢？我专意关心爱养他们这些新旧来归的人，每每加以赏赐，目的是招徕更多的人投向我国。今后如果你们不爱养人民，那么我也不必做什么事，只好闭门独处罢了。”
努尔哈赤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太宗改为只对拒战者不得不杀，被俘者安置为民。在后金同明交战中，经常俘获大量的汉族百姓，太宗都把他们安置到各屯堡为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在战争中俘虏的明兵，除少量赏赐各旗有功将官，大部分是由官方统一分到各级将吏那里抚养，有的配以妻室，使之有家可归。太宗为使这一政策得以彻底实行，特定出法律，惩办伤害归降的汉人的各种犯罪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有的贝勒大臣不遵法令，他厉声警告：朕正在招徕人民，而你们竟敢横行，扰害民人，形同鬼蜮。这种人不诛杀，还能用什么办法惩办？他进一步重申：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因此至今诉苦不息。如今新附人民一切勿得侵扰。若仍象以前那样肆意骚扰，实为作乱的罪魁祸首，连同其妻一律处死，决不姑息！
清太宗实行对满、蒙、汉一视同仁的政策，新、旧降人一视同仁的政策，反映出他勇敢，有气魄，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保护了汉族人民的基本利益，巩固了后金政权，“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