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经济文化极其繁荣。就金银器而言，制作技术之高超，花纹之精美，品种之繁多，前所未有，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就金银器的风格而言，可说雍容华贵，文化气息浓郁，体现了盛世之风采。为此，论者谈及唐代金银器时都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唐代金银器盛行，除了有雄厚的国力作基础外，还与当时采金银之盛有关。据新旧《唐书》记载，唐代采金场地有11处，采银场地56处。产金地主要在剑南道、岭南和江南的饶州、信州、潭州、永州等地。而产银之地则有饶州、宣州、安南、陕州、伊阳、润州等地。总的来说，唐代金银主要产于南方地区。自居易诗云：“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乞乞无冬春。”可见当时采金银之热潮。产金银之地需每年向朝廷贡献，交纳金银税。
唐代制造金银器的部门可分“官作”“行作”两类。“官作”即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作坊。中央少府属官中设“金银作坊院”，宫廷内则专设为皇帝和后宫制作金银器的文思院。“行作”即指私营金银作坊，雇佣民间工匠为官府和富贵们铸造或进行商业生产。
唐代金银器大宗用于进奉、赏赐，其次用于贮备国用，另也用于民间买卖。进奉主要指地方高级官僚向朝廷贡献金银器等财物，以讨恩买宠，达到升官固位之目的。赏赐系指朝廷赠送金银器与周邻国家，如契丹、突厥、回鹘、吐蕃、南诏、渤海等国，以发展外交关系，另外还大量地赏赐给宠幸大臣。如玄宗时，多次赏赐安禄山大批金银器，以笼络其忠心。此外，金银也是国家的贮备财富。《唐大诏令集》卷108记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敕：“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令付有司，金银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贮备用的主要是金银铤。而民间富裕家庭日用之金银用器、首饰，或购自市场，或可自家打制。长安有东西二市，市内有许多金银铺行。南方的扬州则是全国的金银商贸中心。
唐朝是金银器皿开始大量出现的时代，考古发现已达一千几百件，其中大宗出土的就有好几批。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270件金银器，1983年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956件金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121件等。根据这些出土的金银器，我们可以大致理出唐代金银器的发展过程。
唐初，百废待兴，经济尚待恢复，故初唐至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实行“去奢省费”政策。此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少，种类单纯，仅有碗、盘、杯、壶、铛等，装饰多分瓣，且多在九瓣以上。纹饰有海兽纹、云纹、鹿纹、鸿雁衔绶纹、双狮纹等，器底为双层。此期的金银器皿受西方影响较多，故多见具有波斯萨珊风格的金银器皿。
武则天、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唐朝经济出现兴盛局面，物质财富迅增。此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和器类增多，不仅有饮食用器，还有药具、宗教用具、杂器（如熏球）等）。装饰多分六、八等分，大多数为双层莲瓣，纹饰主要有忍冬、莲叶、石榴等花纹。这一时期已逐步摆脱外来影响，形成本土化。
肃宗至哀帝时期（公元756～907年），官僚腐化骄奢，进奉之风大盛，金银器数量大增，出现仿生器物和茶具、酒具等。容器形体增大，出现高圈足，装饰面多划分为四、五等分，各类器物口沿多用单相莲瓣，摩羯纹普遍使用，儒家经典人物故事和成双禽类花纹出现。
大致说来，唐代金银器装饰花纹在武则天前后，主要为忍冬纹、四瓣或八瓣花纹折枝花，但后来逐渐演变，至德宗以后，多用团花（主体是牡丹花）和花鸟图案为装饰，出现了花团锦簇、花繁叶茂之貌。
唐代金银器制造、装饰工艺复杂精细，主要有浇铸、锤击、焊接、錾刻、镂空、镀、抛光、切削等。
下面我们通过唐代金银器物，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现象。
一、兴衰之系
唐初，由于太宗李世民以隋亡为鉴戒，善纳谏净，孜孜以治，让百姓休养生息，故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繁盛的局面，世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可以说是唐太宗的卓越治绩，然而，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中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黄金之战”，恐怕李世民的政治才能再高也不能充分施展出来，也就不会出现大唐盛世。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在建立李唐王朝时战功卓著，其手下也云集了一批能臣良将，但因是次子，只被封为秦王，太子之位为其兄李建成所居。太子嫉贤妒能，总怕秦王与之争夺帝位，故与二弟齐王李元吉勾结，阴谋用贿赂和封官许愿的手段将李世民手下的能臣良将拉拢过来，为其所用，以削弱李世民的势力。他们曾给重要将领尉迟敬德送了一车金银，以图收买，但尉迟敬德忠心耿耿，不为金银所动，一口拒绝。太子和齐王羞恼成怒，欲借机除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将计就计，先下手为强，以重金诱降了太子手下的玄武门守将常何，并率尉迟敬德等伏兵于玄武门，击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政变后，唐高祖只得立李世民为太子，二月后传位于他，是为太宗。所以读史者看到这里，常感叹：黄金既是“试金石”，能验出忠心与否，又是政治斗争中的“砝码”，使事情或成或败。
另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武则天被立皇后亦曾与黄金贿赂有关。武则天在唐太宗时被选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时复召为昭仪。高宗欲立她为皇后，但遭到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的反对，于是高宗暗地里派人送给长孙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求不要反对。
唐朝传至唐玄宗时，由于一百多年的积累发展，加上玄宗初期励精图治，于是在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经济大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史称“开元之治”。据载，玄宗初即位时，朝野奢靡成风，为此，玄宗下诏将皇家的金银珠宝、官吏进献的锦绣珠玉等焚于朝堂，以示天下要除奢去侈，崇俭从朴，勤政务本，由此才有了以后的“开元之治。”
但是开元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长，于是朝野上下贪图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起来，臣下不断地进奉金银珍玩，以邀功求媚。而皇上也行赏赐之风，纵容将吏骄奢淫逸，终致安史之乱，唐朝衰败。如边将安禄山曾多次向唐玄宗进奉金银器，取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爱，多次得到赏赐的金银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生日时，一次就得到金花大银盘、金镀银盖碗、金平脱大盛、金平脱杓、金平脱盒、金镀银盒子、银沙罗、银碗等。又有一次，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饭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银丝筐及笊篱各一”，“皆厨厩之物”。另在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赏赐给安禄山的一长列礼品单，其中有金平脱犀头匙箸、金花狮子瓶、金大脑盘、金平脱破觚、银瓶、八斗金镀银酒瓮等。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爱和金银器终不能填满安禄山的欲壑，改变他的骄横，反而招致了安禄山的反叛。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玄宗和杨贵妃不得不逃离长安，而杨贵妃也被迫自缢于马嵬坡，玄宗对此无可奈何，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
二、进奉买恩
唐代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依仗手中权力，常常通过“割留常赋”“增敛百姓”的手段，假以“税外方圆”“用度羡余”之美名，向皇帝进献、贡奉金银珍玩等物。进奉之物一般纳入宫廷内库（琼林、大盈二库），供皇帝私用。
唐代进奉之风，源自高宗、武则天之时。《旧唐书·李敬玄传》记，怀州刺史李文要挪用上缴国库的收入来造常满樽进献，但遭到百姓及一些官员的反对，于是不得不“以家财营之”，这是唐代进奉金银器的最早记录。进奉之风真正盛行是在唐玄宗之时，据《旧唐书·王钅共传》：“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钅共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赐赉。”云“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为王有富国之术，遂非常器重他。以至玄宗允立琼林、大盈二库，以纳进奉之物。
杨国忠在开元盛世时备受宠信，一方面可能与杨贵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时常进奉以表忠心有关。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曾出土过杨国忠进奉的银铤共4铤，刻铭表明从天宝十年至十三年期间，杨国忠一人就四次进奉税山银、和市银和课窟银达200两，实际数量肯定还要超过此数。
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进奉锐减，但自代宗即位后，进奉之风复燃，每逢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地方官员都要贡献金银等财物，谓之“四节进奉”。例如西安出土的双鲤宝相莲瓣纹银盘，是代宗初年洪州刺史李勉进奉的。李勉是历肃宗、代宗、德宗诸朝的宗室宰相，史载他居相位20年，俸禄都送给了亲戚朋友，故死后一点没有私人积蓄，人称“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但就是这样的清官，也不免沾染了进奉陋习，可见进奉之风之烈。此风从代宗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德宗时，由于“属意聚敛”，此风愈刮愈烈。如江西都团练观察使齐映为求恢复宰相之高位，不惜进奉大银盘。至宪宗时期，度支、盐铁以及诸道节度使以“助军”“贺礼”“助赏”等名进奉财物者举不胜举。昭宗乾宁元年时，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每旬进奉金万两、银五千锭，还有其它财物，数量令人咋舌。
考古出土的进奉金银器种类繁多，除金银铤外，还有银盘、银碟、金樽、银瓶、银壶、银盆等。这些进奉之物往往刻有进奉者的官职姓名、进奉时间、进奉数量等。如1962年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的唐代金花银盘，底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另有“点过讫”字样。又如1956年12月西安东北部出土银铤，有一铤正面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杨国忠进”，背刻三行铭文，有“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五拾两”“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等。“进奉”是唐朝之弊政，臣下进奉愈多，就愈得皇帝恩宠。昭宗时，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由此可见因进奉而升官之事，实则鬻官买官。
三、佛光普照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本土化。在印度，佛舍利一般用罂坛盛放，而到了中国，却通常用传统的棺椁盛放，并瘗埋于墓室一样的地宫之内，上面再建塔，以利佛教徒供奉礼拜。这一变化过程自北朝开始，经隋代，至唐初才告完成。唐代用于瘗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通常外为石函，内为多重金属宝函，最里面的两重则通常是小型的金银棺椁，装饰非常精美，体现了佛教徒们对佛舍利的重视和敬爱。用金银棺椁瘗埋舍利的风气，在唐代始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以后愈来愈盛，不管是皇帝还是文武大臣，不管是都城，还是全国各地，都热衷于此，直至唐末。
目前发现的唐代最早的金棺银椁出于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瘗埋于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外有石函、鎏金铜函，内有琉璃瓶盛放舍利，全套内外共五重。金棺长7．1厘米，重108克，上嵌珍珠、石英石、绿松石，并贴饰金莲花片。银椁长10．5厘米，重349．5克，满饰缠枝忍冬纹，四角雕镶栏杆，左右各置一环。
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的金棺银椁瘗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置于石雕舍利宝帐之中。椁长21厘米，前档贴饰两身鎏金菩萨，中间为一鎏金佛足，下面排列鎏金十大弟子，姿态各异，作悲哀状。盖饰一金莲花，嵌有玉石、玛瑙、水晶、猫眼等，周缘垂以珍珠流苏。金棺长14厘米，盖嵌宝石，内铺锦衾，舍利盛放于棺中的两个玻璃瓶内。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虽建于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但瘗埋的是唐浙江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重瘗的舍利。地宫内大石函中套置两个小石函，小石函内放的分别是李德裕重瘗的两套金棺银椁及舍利。一套来自上元禅众寺旧塔基，另一套来自长干寺旧塔基，禅众寺棺椁装饰繁复细密，而长干寺的金棺却是素面的。
除了上述几处出土的金棺银椁以外，唐代最重要的佛教用具是陕西扶风法门寺瘗埋佛真身舍利的成套金银器，因是唐皇室供奉，等级最高，可以说代表了晚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法门寺是我国供奉佛祖真身舍利的四大名刹之一。由于其它三刹（泗州普王寺、岱州五台寺和终南五台寺）或沉湖或被毁，佛祖真身舍利已不得而见，故法门寺的佛舍利尤显重要。
据记载，唐代统治者多崇信佛教，曾数次从法门寺迎请真身舍利至京供奉。每次迎请，全城轰动，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百姓，莫不顶礼膜拜，争相布施。供奉活动结束，舍利被礼送回寺，封置于地宫。法门寺地宫的最后封闭是在唐晚期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地宫中出土的许多金银器与塔中瘗埋佛真身舍利有关。舍利，即佛的骨身，佛教徒为免滥同于凡夫俗子之骨，故以梵名称之。佛涅之前，曾告诉其弟子：若有人乃至供养我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即可得涅界。故此，佛教徒极重视供奉佛舍利及瘗埋舍利的佛塔。
法门寺共供奉佛指舍利四枚，分别置于多重函、棺、塔中，精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