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68年的深秋季节，他们这一批66届的初中生，经历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激荡之后，被分配到了位于黄海之滨，直属江海市的农场。
那时候，他们都是处于十八九岁，顶多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当时是“大革文化命”、大破“封资修”，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取代一切感情的年代。人们将“性”视为罪恶之源，正常的爱情也被层层包裹，羞于示人。但任何力量都拗不过自然法则，他们这群年轻人，内心的政治狂热逐渐降温，而另一种青春的热力却在他们体内悄悄地积聚和骚动。
他们这一届毕业生，在“文革”开始两年多以后，面临着毕业分配。当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还没有全面展开，被分配到农村的名额，基本上控制在10%以内。夏天雨和母亲两人在江海相依为命地生活，按照政策，属于“多子女但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是不应该被分配到农村去的。
分配工作开始以后，夏天雨很快就感觉到了——因为他的父亲夏文翰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因这“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所以他极有可能被分到农村。后来的事实也真如他所料，他被分到了位于江北黄海滨的农场。
夏天雨对自己被分到农场，并没有太多的怨气，他一来是早有思想准备；二来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也不像从未到过农村的同学那样害怕或恐惧。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们班里分到农场的两个人，除了他以外，另一个正好是他暗中倾心的女同学秦玲。
秦玲由于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也好，当学校成立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她顺理成章是其中的一员。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的领导支持的，是所谓的“保皇派”。后来“造反派”得势掌了权，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解散，她成了逍遥派。夏天雨曾经和她同桌一年多，两人很谈得来。但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由于两人分属于“红五类”和“黑六类”，就很少有来往了。
夏天雨一直对她很倾慕，她常常成为他幻想中的主角，当他知道她和自己一起被分到黄海滨农场的时候，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
他们到农场以后，机缘巧合，两人都被分到了食堂。他们两人本就熟识，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举目无亲，又是在一起干活，很快就变得无话不谈。大约在到农场一年多一点的时候，夏天雨在回江海休假的时候，鼓足勇气给她写了封信。这封信上他没有敢多说什么，只是问了问她“生活”、“学习”好不好等等，还有不少当时流行的“革命道理”。
秦玲没有回信，但是夏天雨回农场之后，能够明显感觉到她是收到信了。从此以后，只要夏天雨回家，或者是到镇上去，都会给她寄去一封信。周围的同事们渐渐地也都明白了他们两人在玩什么游戏，他们两人也不再刻意回避和隐藏，差不多是半公开地相恋了。
那不长的一段时间，是夏天雨活得最快活的日子。
俗话说“乐极生悲”，就在他们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刮来，将他们刚长出的爱情的萌芽毫不留情地摧折了——
夏天雨在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语文、历史之类的课程，他看的书也很多，比一般的同学要多得多，而且什么书都看。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爱好，让他看问题的角度比大多数人更广一些。
他看的书一多，免不了思考也多一点，平时也喜欢高谈阔论。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他并没有多么深的思想，也没有遇罗克之流那样的政治睿智。他的许多看法都是很肤浅的，其实别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只是他说出来的多一些罢了。
在和秦玲心照不宣地建立了恋爱关系之后，他的话更多，也更大胆了——这里面自然有着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现一番的意思在内。这还不算，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政治空气一下子凝重了起来，一些敏感点的人说话变得小心了。他却鬼使神差，在一天下午午睡以后，居然像宋江题反诗一样，在床头的墙上写了一首诗。
他写的诗并没多好的文采，只能归之于打油诗之列，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现实的不满。他的“诗”刚上墙，就被人暗中汇报到了“革委会”。“革委会”派人来看过，将诗抄录了下来，就要他去弄来石灰水把墨迹覆盖了。
他提心吊胆了一阵，没有等到什么动静，渐渐放下了心。可是很突然，有一天关于他的“大字报”，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一下子贴满了连队的墙壁。第二天，他就被“隔离审查”，单独关了起来。这一关就是五十来天，最后结束关押，却被交给了“群众专政小组”监督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贱民”生涯。
在他被审查的过程中，他几乎是“审查小组”让他说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一心想着早日结束审查走出隔离室。他当时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下场，而是秦玲对他会是什么态度。
他迫切想早日结束这样的日子，于是拼命挖着自己的“罪行”，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上纲上线。谁知道他越是交代得多，越是看不到解脱的日子，对他的“审查”越来越严，手段也越来越多，他的“政治问题”也日渐升级。最后他被弄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只要审查他的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交代了，他就开始胡编乱造，给自己弄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终于有一天，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临了。“审查小组”的人看他实在没有新的东西可以“交代”了，就把问题转向了“生活”方面，很突然地问起了他是如何“拉拢腐蚀女青年”的。
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指的秦玲和他的关系。他不知道秦玲对领导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是“揭发”了他，最有可能的就是将自己给她写的那些信交了出去。很快他就从“审查”他的人嘴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到了这时候，他虽然不能说是“万念俱灰”，却一下子变得无所顾忌起来。
他开始拒绝“交代”新的“问题”，脑子好像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开始推翻以前胡乱套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他不再害怕自己的结局会是如何，对于“审查小组”的威吓，他敢毫不畏惧地回答——“随便你们怎么样！”
在“审查”他的后期，重中之重是当年在学校里，在他们的“战斗队”占据的办公室里，曾经发现过一条矛头直接针对“伟大领袖”的“反动标语”。那是写在一张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还是他交到公安局去的。他交上去了以后，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渐渐地他也差不多把它忘了，只有一点还留下了些印象——那纸上写的字，笔迹和他的有几分相似。
这次“审查”到最后，经过“审查”人员的一再“提醒”，他终于想到了这件事，也明白了他们怀疑自己的是什么。他因为审查旷日持久，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当这些人提示他，要他“交代”这件事是他出于“阶级仇恨”所为，他鬼使神差地居然承认了。不过他还有点明白，以他的“家庭成分”，这到底是可以杀头的“罪行”，他在承认之后立即就翻了供。于是审查他的人就开始又一轮的“政策攻心”，弄得他头昏脑涨，再次承认下来。每次一承认，“车轮战”一停止，他就马上再次翻供——如此翻来覆去达五六次之多。
“审查组”的人员犯了个错误——他们大概见到夏天雨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翻来覆去，为了定案，暂时将这件事放了一放。他们大概是为了摧垮他的精神，在这段短暂的停顿期间，将秦玲“揭发”他的事对他摊开了。谁知道这么一来，反倒让他没了顾忌。当他们再次就“反动标语”一事和他纠缠时，他的脑子很清醒，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件事是自己所为。
“审查组”还不死心，于是让场部派出所的所长——夏天雨当时并不认识他，只是在两年以后才在场部偶然间知道了他的身份——来到了“隔离室”，铁青着脸告诉夏天雨说，他是县公安局的，考虑到夏天雨还年轻，为了“挽救”他，这才特意来的。如果他不老实交代，完全可以将他送到县里去，和一批“严打”对象一起枪毙——这在那个年代是确有这种可能的。
当时的夏天雨却表现得极其平静，许多年以后他想起自己那一刻的心态，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是真的平静，居然还能淡淡地给了对方一个微笑，心中差不多是波澜不惊。
他在五十天以后走出了“隔离室”，被调离了食堂，到生产排里去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副主席”折戟沉沙，他以前交代的罪行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攻击林副主席”的言论不再公开作为“罪行”，这才对他做出了政治结论。
作出结论之后，“监督劳动”撤消了，但他依然是个“政治贱民”，直至79年以后才彻底平反。
他在农场的这场遭遇，使得他的初恋夭折了。但是就在这段爱情夭亡之后，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另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叶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