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说法是这样的：历代帝王庙这里有神灵守护，而每天车来车往的，实在打扰神灵的清静。正是因为此惹恼了他们，所以这里才频频发生交通事故。可也有人说，这座牌楼所在的位置影响了现代化交通发展，因此才要迁走它，这和神灵报复之类的说法并无关系。
尽管后一种说法的支持者比较多，不过，这景德街牌楼附近的邪乎事仍是不少。有一位公交车司机李师傅，他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说明这景德街牌楼是怎么“成精”的。
一天傍晚，老李师傅下班回家，溜达着路过这景德街牌楼，当时周围十分安静，李师傅就听一个声音说：“这是哪年月了啊？都到大晚上了还这么吵。”“陛下，如今已经不比昔日了。我们且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看这北京城是如何旧貌换新颜的吧。”这两句话虽说诡异，但李师傅却是听得真真的。
还有一次，李师傅站在景德街牌楼这里等个熟人，那是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也许是因为那天天气寒冷，人们都早早回家了吧，街上显得特别清净，可在这牌楼附近还是有窃窃私语的声音。开始李师傅很害怕，但渐渐地李师傅听明白了，这些对话者里面有君王，也有大臣，有时他们感叹命运反复无常，有时他们议论旧朝的兴衰成败。李师傅后来倒觉得不害怕了，不过是一些过世的“人”闲来无事聊家常罢了。
关于景德街牌楼的趣事还有很多。有一位老师傅，他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说起他在景德街牌楼附近的经历：那天他下夜班回家，骑自行车经过这里，本来是十分熟悉的路，却在一瞬间找不到方向了。“当时我心里这个急啊，我就纳闷儿了，我天天上下班路过的地方，怎么突然一下就转向了呢？”这位老师傅心里越急，就越找不到方向，然后“桄榔”一声，连人带车一起撞到了牌楼上。有些人宽慰他说是因为天黑，再加上工作劳累，才会这样的，可这老师傅却说：“那不应该啊。我在这里上班都多少年了，每天工作量都是一样的，怎么那天就能这么巧，还转向了呢？”
于是，这景德街牌楼附近“鬼打墙”的事也就越传越邪乎。人们不管怎么加倍小心，撞到牌楼而导致受伤的事儿还是屡屡发生。1953年夏，这座经历了四百多年风雨的牌楼终于光荣“下岗”了，后来被安置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厅里，成为首博最大的一件展品。
隆裕皇后大婚时为何要用纸糊的牌楼？
北京城里那么多牌楼，甭管是因为城市改建光荣下岗的，还是被当做保护文物而留在原地的，其建筑材料不外是石制、木制或彩色琉璃的，可您听说过用彩纸糊成的牌楼吗？
有人也许会说，这个怎么没见过啊？人家出殡时就有！这是老辈子的规矩了。
可现在我们要说的却是在结婚时使用的彩纸糊制成的牌楼，而且还不是一般人结婚时用的，而是大清的一位皇后在大婚典礼上用过的。
这件稀奇事儿就发生在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大婚的时候。大家想想，那彩牌楼都是出殡时才用的，堂堂的大清皇帝、皇后大婚这本是件喜庆事儿啊，怎么能用这玩意儿啊？这多不吉祥啊！不过，再怎么不吉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得用彩纸糊成的牌楼，这其中就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按照清朝祖制，皇帝大婚是要穿过太和门的，从御道进入皇宫，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可在光绪十四年（1888），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发生在贞度门，这大火一直烧到太和门。若是在平常那还好说，大不了是动用库银重新修建，可那会儿不行了，因为没几天就是光绪大婚的日子了。
现修一座，那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有人想了个法子：就用彩纸糊一座太和门吧。这个主意搁到平时那就犯了杀头之罪，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办了。于是，隆裕皇后只能委委屈屈地坐在轿辇中穿过用彩纸糊成的太和门牌楼。
若非当时情况不允许，无论如何，隆裕皇后都不会同意这个办法的。当时有人就说，从这太和门的彩牌楼下穿过，皇后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因为大婚时候用出殡时的东西，那不就是给自己找倒霉吗？可当时那确实是没办法，才采取了这个下策。
婚后的隆裕皇后果然生活很不幸福，经常遭到光绪的冷漠对待，她因为孤苦无依的宫廷生活而痛苦万分。因此隆裕皇后便对那座临时糊成的彩牌楼而耿耿于怀，认为正是这座太和门彩牌楼给自己带来了晦气，让自己婚姻生活不美满。为了能驱走晦气，隆裕皇后还请高僧进宫做过种种法事，希望能通过诵经祈福给自己带来好运气，得到皇帝的喜爱。据说隆裕皇后还秘密地请来一位活佛，希望通过活佛的帮助摆脱灰暗的生活。然而这位活佛却说，隆裕皇后的婚姻生活不美满，是因为她的命格根本不适合做皇后。若是换作别人，这宫廷就是生养自己的活泉，而对于隆裕皇后来说，在宫廷里就只能忍受孤苦寂寞。这与那彩牌楼没有任何关系，若是她能自己想通，将来必定有大福报。
刚开始，隆裕皇后并不肯轻易放弃皇后宝座，仍然对通过祈福而过上美满的生活抱有希望。然而，残酷的现实让隆裕皇后认识到，这皇后的日子过得实在窝心，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主动放弃后位，签署了退位诏书，这一举动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许，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这也正好应了那位活佛的话，她日后果然得到了极大的福报，那便是当局为她办了一场异常风光的葬礼，而北京城的市民几乎倾巢出动前来送葬。隆裕皇后生前的日子过得苦闷异常，这死后的荣耀即便无限风光，又有什么用呢？
慈祥庵牌楼的辛酸荣辱
慈祥庵是田义墓的另一个名字，它坐落于北京石景山区翠微山脚下，是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太监墓。那里有精美的石刻，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是那里埋葬着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明朝万历皇帝身边的当红大太监田义（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十几位明清太监）。虽说田义是残废之身，六根不全之人，他更无子嗣之望，但却能在生前死后领受着皇恩，可见此人确实不同寻常。
这位宦官行当中的翘楚，本是陕西华阴人，他打小便聪慧灵透，举止不凡，经常被村里的老人夸奖，一位老伯伯还说：“这娃，以后肯定会有一番作为。”可是，田义因为家境贫寒，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九岁时便净身进宫谋差事，之后又有幸被选入明朝专门培养宦官的内书堂去学习。由于田义聪敏机灵，做事灵活，因此在嘉靖、隆庆时便很得信任，及至万历皇帝登基之后，田义做事干练、为人忠实的品行得到万历的喜爱，于是，还真应了当年村中老人的话了，田义果然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并赐给他蟒衣玉带。田义在得到皇帝的重用之后，便也愈发地尽心尽力去做事。在田义历任的各种职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历经三朝的宦官真可谓是权倾朝野的“无名宰相”。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田义其人到底有多大能耐，竟然能在生前死后得到种种恩宠，而且在死后还得到皇帝辍朝三日的“待遇”。其实，史书中关于田义的记载并不多，但在这不多的记叙中，我们也能对田义其人的品行做派得窥一二。
某日，万历忽然抱病，便召内阁首辅沈一贯前来商议免除百姓矿税之事，这本是得民心的好事，朝中大臣也欢喜拥护，可没想到，这万历皇帝转瞬之间又变了主意，认为废除矿税对朝廷不利，于是生出反悔之心。就当他要收回废除矿税的命令时，田义在旁据理力争，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既然已经下旨要厚待于民，怎么能随便收回成命呢？万历听后十分恼火，几次都想下手杀了田义，但田义并不胆怯，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在田义与万历争论时，中使已经将此前拟好的谕旨收回了。田义见到沈一贯之后便向他吐口水，说：“假如你能稍作抗争，矿税也就可以免去了，既然这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你为何要怕皇上怪罪呢？”
万历年间有位叫吴宝秀的人，其人刚直正气，因遭陷害被打入大牢，吴妻愤而自尽。此事被田义知道后，便屡屡向万历进言，万历都不理会。然而，万历越不理会，田义便越加恭敬地陈说吴之冤情。当晚宫中出现一身穿白衣的女子，来到皇太后的寝宫前，陈述自家冤屈，宫中人等闻听其言，无不落泪哀怜。皇太后便向万历说起吴妻冤魂前来陈说冤情之事，万历终于下旨，吴宝秀因此而得以平冤。事后有人说是田义为搭救吴宝秀而找人扮演了“鬼魂”，也有人说是吴妻的鬼魂得知田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吴宝秀求情，便决意来宫中帮助田义。但不论怎样，这都说明田义并非邪恶奸佞之辈，在宦官这个群体里已经很难得了。
尽管田义在生前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但他却没有沾染上那些铺张浪费、仗势欺人的恶棍行径，因此他能在死后得到万历的特批而赏赐一座石牌楼，也在情理之中了。
田义死后，有十几位太监因仰慕田义的品行，便追随他葬在了陵墓附近，由此形成了一个富有文化特色的太监墓葬群。太监是古代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后代，因为身体残缺不全，死后不能进入祖坟，只能孤零零地埋在地下。不过在田义墓这里，这些没有子嗣的人却并不孤单，每当夜晚来临，便是他们聊天解闷儿的时候。以前住在这附近的人经常能在夜半听到一些叹息声或抱怨声，在明清交替之际，一些躲避战乱的人暂时住在慈祥庵里，还能在午夜看到晃来晃去的身影，可是，这些死去的人从不给活人找麻烦。
清末时，有个饱受饥寒痛苦的乞丐在慈祥庵落脚之后便沉沉睡去，可是等他醒来时却发现面前摆放着一些食物。在感激之余，这名乞丐却觉得很奇怪，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的慷慨施舍。住在附近的老者告诉他，在田义墓这里获得帮助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很多流浪者都在这里有过类似的“待遇”。
如今，慈祥庵牌楼的顶部虽然已经毁坏不存，但“古华阴渭川田公寿域”这九个字却还完好地保存在石制牌楼上。尽管岁月流逝，朝代更迭，但后世人对田义的敬意丝毫未减，虽然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但从中也可看出人们对田义忠于职守、正直善良的品性的由衷钦佩。
给洋人立议和牌楼为哪般？
在如今的中山公园里，矗立着这么一座牌楼，它不为某个功臣所立，也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文化名人。这个牌楼是给一名德国人立的，而且这“议和牌楼”不仅没有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反而还成为了大清朝的耻辱柱。
这个牌楼叫“议和牌楼”，也叫“克林德牌楼”“和使牌楼”。克林德本是一位德国男爵，也是一名外交官，曾担任德意志帝国的驻华公使，可是他却无视国际法，命人大肆屠杀义和团成员，从而激起了很多老百姓的愤怒。
1900年6月，克林德带领翻译柯达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一些事情，途中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队员章京恩海开枪打死。这件事情成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导火线之一。同年8月，打死克林德的章京恩海被德国判处死刑，12月31日被处斩于东单牌楼，也就是克林德被杀的地方。
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为其树立一座品级相当的石制牌楼。就这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克林德牌楼立起来了，同时大清朝的尊严也不存在了。
制作这牌楼的过程并不顺利。仿佛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故意和工匠们捣乱一般，刚刚雕刻好的花纹转眼间又变得模糊一团。明明刻上去了几个工工整整的大字，几天后便成为乱糟糟的一堆符号了。由于这石牌楼迟迟没有建造完毕，因此德国便不高兴了，认为清政府这是在有意拖延。负责石牌楼建造的大臣也不好交差，只得向上头据实禀明情况，清廷急得团团转却束手无策，而很多老百姓倒是不屑地说：“不过是一块婊子牌坊，那么着急做什么？”
清政府慑于列强的凶悍，不得不督促着工匠想办法加快进度。一位老工匠看出了些门道，便和自己的徒弟说：“你明天去这附近的寺庙里拜一拜，就说‘现在上头催得紧，保佑我们尽快完工吧’。拜完之后就马上回来。”这小徒弟一口应允着，心里却感觉很是奇怪。
第二天，小徒弟做完这些事回来，听到一个工匠说：“昨天才刚给牌匾上刷了漆，今天不知道怎么，被人用刀子划过了。”
这时听老工匠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大家却不明白这话里的含义。不过说也奇怪，自从这小徒弟去庙里拜了三拜之后，大家做工的进度果然快了许多，主要是没人来给他们捣乱了。就这样，一座石牌楼花了大约两年时间，终于算是竣工了。清政府也算是交了差，可这牌楼树立在东单北大街上，很多老北京看了都觉得这是国耻一般。
那么，究竟是谁在和工匠们过不去，一再从中捣乱呢？有人说是当地的土地公公，他憎恶在自己的土地上矗立起这么一个玩意儿来。也有人说是被克林德杀害过的中国人的冤魂在刻意捣乱。尽管众说纷纭，不过这石牌楼最终还是立起来了，直到1918年，才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将其拆除并迁往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如今这牌楼还矗立在公园大门前，只不过名称变了，变成了“保卫和平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