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与市场争夺劳力，民家与官府争夺财货，金钱与粮食争夺高低，地方与朝廷争夺治理权限。所以，农田不长野草，是因为把农业放在了首位；官府不积财货，是因为把财货储存在了民间；集市不设作坊，是因为民家用品富足；朝廷不聚官吏，是因为地方分治有效。所以，农田不长野草，官府不积财货，集市不设作坊，朝廷不聚官吏，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所以对臣民的性情是可以驾驭的。审视一个人的好恶，就能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一个人的交友，就可以了解他是贤能还是庸才。这两点都能做到，就可以对百姓进行有效地治理了。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防，城防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所以，土地不开垦，城防就不会牢固。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他人？不能治理他人，怎能治理家族？不能治理家族，怎能治理乡里？不能治理乡里，怎能治理国家？不能治理国家，怎能治理天下？治理天下，以国家为根本；治理国家，以乡里为根本；治理乡里，以家族为根本；治理家族，以人为根本；治理人，以自身为根本：治理自身，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不重视农业，那么工商业就得不到禁止；工商业得不到禁止，百姓就会延误农时耕作而轻视土地之利；轻视土地之利，而要想求得土地开垦、粮仓充实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商贾如果在朝中掌权，财货就会流入官宦的腰包；妇人如果参政议政，赏罚就不会信实严明；男女如果没有界限，百姓就不会有廉耻之心。财货流入官宦腰包，赏罚不信实严明，百姓没有廉耻之心，这样要想指望百姓忍辱负重、兵士视死如归，那是不可能的。朝廷不严正，贵贱不分明，长幼无秩序，法度不审慎，服饰无等级，上下无礼节，这样要想让百姓遵守君主的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君主僻好搞阴谋欺诈，臣下就会横征暴敛，奴役百姓，贪求享乐，搞得民怨沸腾，这样要想让百姓亲附国君，那是不可能的。拥有土地却不致力于农业，治理国家却不能统一民心，这样要想求得宗庙社稷不危亡，那是不可能的。君主凡事都要求神问卜，喜好巫术，鬼神就会扰乱作怪。所以，功业没有确立，名声没有彰显，这样就会产生三种忧患：独裁的君主，贫贱的百姓，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一年的计划，不如种植五谷；十年的计划，不如种植树木；终身的计划，不如培育人才。当年播种当年收获的是五谷，当年种植十年收获的是树木，当年培育百年收获的是人才。如果君主能够培育人才，就能收到神奇的功效，迅速成就帝王之业，这是唯一的治国之策。
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就要使男人不做坏事，要使女人不去淫乱。使男人不做坏事，是教育的结果；使女人不去淫乱，是训导的结果。教育训导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意识，这样刑罚就可以减省，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走正路；想要百姓走正路，小的恶行就不能不禁止。小的恶行会滋生大的恶行，如果小的恶行不禁止，而要想使大的恶行不危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遵守礼节；想要百姓遵守礼节，小的礼节就不能不重视；如果不重视小的礼节，要想让他们遵守大的礼节，那是不可能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懂得义理；想要百姓懂得义理，小的义理就不能不知道；如果不懂得小的义理，而要想使百姓奉行大义，那是不可能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清廉；想要百姓清廉，小的清廉就不能不修养；如果百姓不修养小的清廉，而要想使他们去奉行大廉，那是不可能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要想使百姓有羞耻之心，小的羞耻就不能不整治；如果小耻不一而足，要想让百姓知晓大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是勉励百姓的根本办法。使百姓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也是治国的根本。
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想要百姓服从统治；想要百姓服从统治，就不能不重视法度。法度，是确立朝廷的根本；既然是确立朝廷的根本，那么爵位和服饰等级就不能不珍视。如果把爵服授予不义之人，百姓就会轻贱爵服；如果百姓轻贱爵服，君主的地位就不再尊贵；如果百姓不遵奉君主，政令就难以施行。法度，是用来役使百姓的：既然是役使百姓的，那么俸禄和奖赏就不能不重视。如果把禄赏授予没有功绩的人，百姓就会轻贱禄赏；如果百姓轻贱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百姓；如果君主无法劝勉百姓，政令就难以施行。法度，是用来衡量百姓才能的：既然是衡量百姓才能的，那么授予官职就不能不审慎。如果授官不审慎，百姓就会反对朝廷的统治；如果百姓反对朝廷的统治，民意就不会上行；如果民意不能上行，百姓就会怨恨君主；如果百姓怨恨君主，政令就难以施行。法度，是用来决定百姓生死的，既然是决定百姓生死的。那么刑罚就不能不慎重。如果刑罚不慎重，就会有人逃罪或蒙冤；有人逃罪或蒙冤，就会杀掉无辜的人而赦免有罪的人；杀掉无辜的人而赦免有罪的人，国家就难免奸臣当道。所以，爵服被轻贱，禄赏被鄙视，百姓反对统治，奸臣处处发难，这便是亡国的教训了。
活学活用
《管子》认为，培育人才尽管所需要的时间较长，不像种谷子那样一年就可以收获，种树木那样十年就可以收获，它需要百年的时间，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见效，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的，而且将取得百倍的收获和回报。这种对人才培育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已经成为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方面的一句格言。
在我国历史上重视人才的培养并在培育人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孔子当首屈一指。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中有大半的时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七八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门徒还不太多，但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这一阶段，孔子学生中有比他小六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小九岁的子路。第二阶段：自三十七岁(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五十五岁(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共计十八年的时间。在这十八年中，孔子虽然有四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止教书育人工作。这一阶段孔子的教育事业如日中天。教授的学生除了有鲁国的学生之外，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其中一些较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第三阶段：自六十八岁(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五年时间。这时，孔子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和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孔子虽有大夫的身份，也发表过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孔子把精力集中于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这一时期较为人知的学生有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过去，学校都由官府开办，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创办了“私学”，自己聚徒讲学，这样就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招收学生没有门第等级的限制，所以他的学生既有贵族子弟也有居住在陋巷的贫民，既有鲁国的也有他国的。他开设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课程，还把礼节、音乐、射箭、驾车、写字、算数“六艺”的技能教给学生。孔子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意思是：学习没有满足，教导他人也不知道疲倦。他鼓励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统一起来，认为只死读书本而不认真思考就会迷惑，只想来想去而不勤于学习就会走上邪路，那就更危险。孔子这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孔子办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说他的学生先后有三千人，其中成绩优异的也有七十二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孔子的学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像以品德高尚闻名的颜渊、闵子骞；以政治见长的子路、冉有；口才、智慧过人的子贡、公西华；还有子夏、子游、宰我等。孔子喜爱这些学生，同时注意用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
有一次，子路来问孔子：“一个人如果听了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实行呢？”孔子平静地回答：“总得先问问别人的意见吧，然后再去决定能不能实行。”子路走了以后，冉有也来问老师同一个问题，孔子说：“那当然了，应该马上去做！”在场的公西华非常纳闷，问孔子：“子路和冉有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先生怎么回答的却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平时办事有胆量，可很莽撞，不谨慎，我就劝他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冉有办事稳重，可勇气不足，迟疑不决，我应该鼓励他办事果断。”孔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是很高明的。另外，像“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说法，也是很让人信服的。
孔子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老有幼，有贫有富，有贵有贱，并且是贵者少，贱者多，富者少，贫者多。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列的受业身通者七十七人中，惟一的贵族是司马牛。此外，从其他典籍中可知，孔子弟子中，贵族只有孟武伯、南宫敬叔和孟懿子等寥寥数人。所以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孔子弟子，多起微贱。颜子居陋巷，死有棺无榔。曾子耘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贱人。子贡货殖，子路食藜藿，负米，冠雄鸡，佩狠豚。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阎，敝衣冠。樊迟请学稼圃。公冶长在缧绁。子张鲁之鄙家。虽不尽信，要之可见。”但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却在政治或社会方面甚为活跃，各有成就，地位显赫，影响巨大。同书又说：“其见于列传者，冉求为季氏宰。仲由(子路)为季氏宰，又为蒲大夫，为孔悝之邑宰。宰我为临淄大夫。端木赐(子贡)常相鲁卫。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高柴为费城宰。其见于论语者，原思为孔父宰。子夏为莒父宰。”如果没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实践，这些人是很难有政治上发展的机会的，更难形成一种独立于家族和君主之外的强大社会势力。这是孔子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也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的最好说明。
智慧金言
我们知道，现代管理正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人才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安危、战争的胜负以及企业的兴衰。这已经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们的一个共识了。毛泽东说：“确定政治路线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你可以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四年以后，我将仍是一个钢铁大王。”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松下电器公司必须调整方向，把重点转移到培养人才的方面来。出产品是重要，但是为了出产品需要做些什么呢？这就需要人，并且是有正确思想方法的人。这样，为了出重要产品，首先就要在怎么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动脑筋；我相信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理想必定实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了解《管子》这一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