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宗派不再如学派那样，仅仅通过学说的传承而形成松散的师徒、师友关系，而是具有严密的、全方位联系的宗教体系。宗派之间，除了学说上的分歧，还涉及到与世俗生活相联系的实际社会利益的矛盾。
●二隋唐主要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出现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这些宗派的出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这里略述其中几个主要宗派。
天台宗产生于陈隋之际，因其实际创始人智颛长期于天台山弘法，故名。
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是以“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止观学说。“止观”，系禅定和智慧的并称。“一念三千”，是指一念（心的刹那活动）具足三千世间（即三千诸法，泛指整个世界），三千世间只在一念心中。意即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一念之心与三千差别世界平等统一，无前后之分。
天台宗的另一思想，是“性具善恶”说。大乘佛教一般认为，“性”或“理”是纯粹至善至净、超越善恶对立的。性具善恶说的提出，标志着印度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由于它综合了儒、释两家人性理论，所以能更有效地解释善恶现象，从而更易为僧俗两界所接受。
唯识宗远承印度瑜伽行派，特别是护法一系的学说思想。创立者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中。《成唯识论》集中阐述“外境非有”、“内识非无”思想，确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基本原理，主张十分彻底的唯心论，并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的理论依据。“外境”，即外部境界，指客观事物；“内识”，即心、心识，指精神现象。外境因众生的虚妄认识而施设，愚昧无知者却执为实有，但其本质是“无”；内识为外境之所依，是一切现象的根本，所以是“有”。
为了论证“万法唯识”，唯识宗重点宣传了“八识”思想。“八识”，指人的认识作用（“心”）的8个部分，它们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世界一切现象的总根源。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zang)。华严宗的思想特色是“理事圆融”说。“理事圆融”的“理”，指世界本体和事物本性、本质；“事”指宇宙万有、森罗万象和个别事物。因此，“理事圆融”实际指现象与本体无二无别，无碍相即。法藏认为，理与事的关系也就是体与用的关系，或者是总与别、一与多、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事与事也都相互圆融，万物之间构成“相即相入”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华严宗重视逻辑分析和范畴阐释，思辨性较强。它通过理事、体用等哲学范畴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等对立双方的内在联系，对后来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它的实际创立者是唐代善导。所谓“净土”，是佛经所说的诸佛居住的地方。许多大乘经典都曾谈及净土，其中对中国净土信仰者影响最大的，当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它们是净土宗所依的根本经典。
其他宗派一般都主张通过研习经典，求得解悟；或通过静坐专修，求得证悟。净土宗则强调以信仰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净土，名为“他力往生”。净土宗的念佛是称名念佛，即手掐念珠，口念阿弥陀佛名号，与他宗的念佛完全不同。
由于净土宗原理简单，浅显易行，收效极高，最能适合时人的实际需求。所以，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
●三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
在经历了十六国南北朝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的封建集权王朝。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获得空前的发展，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也进入鼎盛时期。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广度僧尼，组织佛经翻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由于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据载，扬坚幼年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故即位后着意复兴佛教，并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广弘明集》卷一九）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必定信。实际上，隋文帝复兴佛教，更有收揽人心、招致流民归土等政治、经济原因。与此同时，隋文帝更重视传统儒学的复兴。他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
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为了掩饰自己的凶残面目，他也充分利用佛教。他在为晋王时，曾请高僧智顿为自己授菩萨戒，尊智额为“智者大师”。即位后，他亲自作《发愿文》，表示皈依佛教，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
在佛教政策上，文帝和炀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要求佛教对王权负责。文帝认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提倡佛教的，所以佛教应有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为国行道”。他在给智顿的敕书中，明确要求“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即不允许佛教与王权离心离德。炀帝在尊祟智颛的同时，特别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三），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以维护王权的统治。
唐代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的。随着道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唐朝统治者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在佛、道关系上有意识通过儒家予以调和，消融矛盾。这样，在唐朝，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协和一致。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已进一步成熟，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
唐初，太史令傅奕曾一再上疏，要求罢废佛教，唐太宗曾一度根据傅奕和道教徒们的要求，下令精简僧尼。但是，其后不久，他又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上）意思是说，从宗祖立朝的角度考虑，道教在先；①若从对社会的宣传效果看，佛教应居上。唐太宗的佛、道并重方针后来为唐王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佛、道都有不可取的一面，又有可以借用的一面。就可借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即发挥它的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则可以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士族势力。
说到唐代佛教，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唐僧取经”的故事。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与历史上的“唐僧”玄奘有很大的不同。
玄奘（600-664），通称“三藏法师”。俗姓陈，名祎( hui)．洛州缑(90u)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5岁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成都等地，求教于名师。鉴于当时佛教各学派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看法．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尽统一之处，使人难以理解，他便决心西行求法，以释心中之疑。贞观三年(629)，玄奘离开长安，孤身孑影，踏上西行征途。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取道今新疆、中亚地区，历经西域16国，九死一生，行程数万里，进入了北印度。又经10余国，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著名佛教学者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瑜伽行派重要经典。玄奘在这里勤奋学习，五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深受印度佛教学者的敬重，待以上宾之礼。此后去印度各地游学，参观名胜古迹。四年后重回那烂陀寺，应戒贤之请，为寺众成功地讲解《摄大乘论》等经典。从此声誉日高，其地位仅次于戒贤，其学同则高于戒贤。
在那烂陀寺，他曾与佛教以外的印度各学派论师展开辩论，每次都获全胜。当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久闻玄奘的才学，特地为他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邀请印度各国国王和佛教学者、婆罗门学者5 000人出席。玄奘在大会上宣讲大乘教义，发表见解，18天内竟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为此，他获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学最高权威）的荣誉称号。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谢绝一切友好挽留，满载着荣誉和友谊，返回故土长安。他带回大、小乘梵文经，律、论520夹计657部，以及许多佛像。
玄奘西行的非凡经历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将他召往洛阳，并劝他还俗辅政，担任朝廷高官，但被他婉言辞谢。于是唐太宗只好命他住在长安弘福寺，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贞观十九年五月至龙朔三年(663)，19年间，玄奘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出经、律、论73部1 330卷（一说75部1 335卷）。他的译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玄奘的翻译，代表了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语，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他本人是译场的主持者，梵汉都十分精通，因此，尽管他的翻译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能如实地表达出所宗经典的内容。他的译文凝练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了汉文的典雅、明畅。
玄奘的另一伟大贡献，是他将西行旅途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记叙了西域、印度共138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情况，包括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由于玄奘博学强记，使《大唐西域记》的内容既丰富多彩，又翔实可靠，成为研究中世纪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中西交通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具有不朽的价值，至今仍深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比如，帕米尔高原一向被认为是神秘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险恶，很少有人涉足，直到玄奘时代，还未有人对它作过详细记述。玄奘在这一地区前后3次往返，进行实地考察，具体记载了它的地理位置。又如对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物产气候、风土习俗和历史遗迹等，他也都有广泛的考察，细致的记录。玄奘还对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历史沿革、赋役租税等方面作了客观记述。
与此同时，玄奘对西域和南亚各国的宗教流传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有关佛教史迹方面的记载，书中更是随处可见，极为丰富。由于书中对地理位置有明确汜录，从而为印度佛教遗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便。近代以来，那烂陀寺、王舍城、鹿野苑、阿旃(zhan)陀石窟、迦毗罗卫城等重要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多得助于《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玄奘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哲学家。他的卓越活动在历史上曾经为沟通中印文化，丰富祖国文化，促进中外关系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玄奘大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四韩愈反佛和“会昌法难”
唐太宗以后，不少皇帝也都提倡佛教。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于天授元年(690)正式即位称帝，但实际掌握政权则始于30年前。为了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来自各方而的支持。载初元年(689)，僧人怀义、法朗等人表上《大云经》，并撰写《大云经疏》。宣称，根据佛经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是弥勒（未来佛）下生，当做阎浮提（人类所居之处）王。意思是说，武则天当女王，乃是暗合佛经内容，顺应佛的旨意。武则天对此极表满意，随即敕令于两京（长安、洛阳）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寺中藏《大云经》，令法师升高座讲解，又度僧1 000以表庆贺。对撰写《大云经疏>的僧侣一一“赐爵县公”，并且“赐紫袈裟、银龟袋”（《资治通鉴》卷二0四），以示奖赏。长寿二年( 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代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Ⅱ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60卷本）。为了表示对泽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 645-713)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 671)从广州出发，历时25年，途经30余国，于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400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夭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80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20 000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zhu)大像①。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以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10 000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0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
唐玄宗是著名的信奉道教的君主。开元年间( 713-741)是太平盛世，史书上称赞说，那时边疆没有战事，国内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使最高统治者保持自信，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开元三大士”（开元年间三位佛教大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传播密教时，唐玄宗仍给予极高的荣誉和礼遇。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84 000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30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660)首次迎佛骨于官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