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体力活动一向被认为是医治失恋痛苦的最好办法，于是司各特投军了。法国革命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大陆的入侵，因此全国普遍成立了志愿轻骑兵队伍。司各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忱都用于组织爱丁堡轻骑兵团，自己担任了军需官。他在任职期间同巴克柳公爵及其公子达尔基思伯爵、苏格兰炙手可热的人物梅尔维尔勋爵的儿子罗伯特·丹德斯、威廉·福布斯，也就是娶威廉明娜为妻的那个人，以及詹姆斯·斯金等人结下了交情。马蹄声、军刀的叮当声、响亮的口令声，这一切都使他好动的天性得到满足；尽管他也承认军需官为之操心的事情中没有多少浪漫主义色彩，他的爱国主义热忱却在行军、操练、野营和士卒友谊的气氛中大放光彩。
19世纪初关于敌人可能入侵的说法时有所闻，司各特每次都准时赶到集合地点，有一次甚至马不停蹄地跑了100英里。遗憾的是志愿兵也被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司各特对此并不热心，因为这种行动说不上光彩。而且他同情那些迫于饥馑而作乱的穷人。1800年他报告说，人们因为食不果腹，只好靠抢劫为生，所以他的小队必须昼夜巡逻。他们总算不放一枪地保护了好几座房屋免遭洗劫，虽然遭到人群的诅咒，被骂得狗血喷头；他感到忍无可忍，精疲力竭。两年之后又发生了饥民暴乱。司各特的小队赶到现场时，人群刚好砸开了一家面包房，正把一袋袋面粉往外扛。暴民用石块等等还击士兵，一块碎砖头打在司各特的头上，他一阵晕眩，差点从马鞍上掉下来。不过他发现了是谁扔的砖头。于是纵马朝那人冲去，打算就地劈了他。这个不幸的汉子嚷道：“天哪，我不是故意的。”于是司各特只用刀背敲了他一下。后来司各特回想这个场面时，承认说：“说实在话，镇压那些饿得要死的人真是罪过之极。”
1797年秋天，他同哥哥约翰·司各特上尉和亚当·弗格森结伴动身到边境去。途中他们在特维德尔稍事停留，参观了大卫·里奇的小茅屋。日后司各特就用“黑侏儒”的名字把里奇载入作品。他们一走进这间低矮昏暗的屋子，就立即感到很不自在。他们真后悔不该贸然走进来，特别是当侏儒在门上插了两道闩，一把抓住司各特的手，用一种阴森森的口气问他：“你会施法术吗？”意思是说懂不懂邪法。司各特如实相告，说他不会。于是侏儒朝一只大黑猫做了个手势，那只大猫跳到书架上，坐在那里摆出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相。“它可是会施法术，”侏儒说，他的语调叫人听了心里冰凉。他对这种效果十分满意，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而且幸灾乐祸地狞笑了一下。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仿佛是受了催眠术一样。
司各特在当时颇为知名的疗养地吉尔斯兰有机会观察了无所事事的上流社会人士是怎样消磨时光的，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些观察日后会在《圣罗南之泉》里派上用场。这时他决心要得到爱情。他同邂逅相逢的第一个漂亮姑娘调情，当他们结伴去游览罗马长城的时候，他写了两首小诗，连同一束鲜花一起送给她。可是刚过了几天，他在一次骑马郊游中看上了另一个更中意的女郎，当天晚上居然就邀她在舞会之后一起吃晚饭。这位女郎有一头像乌鸦翅膀一样漆黑的秀发，一对乌亮的大眼睛，面色也略微黝黑。她的外貌有点像威廉明娜，虽然她无论性格还是举止都不那么一本正经或是矜持稳重。司各特立刻就被她的轻松活泼吸引住了。“您身上最令我折服的就是欢乐的生活哲学，我甘愿做您的学生，学会欢乐地对待生活。”司各特给自己新的意中人夏洛特·夏潘特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她的双亲都是法国人，可是她受了一些英国教育，不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交往，却极力摹仿英国人，她甚至把自己的姓氏也改得带点英国味道：卡彭特。她的英语发音不很地道，但说得相当流利。她心地善良、温柔、达观而热情，对别人的痛苦有时比当事人还更难受。她起初想决不能嫁给司各特这样一个跛子，但是他给别人排遣忧愁，让人快活开心的本领使她忘掉了这位青年律师不宜做舞伴的残疾，而他同威廉明娜恋爱的不幸结局大约也赢得了她的同情。不过，她对他的海誓山盟是否真诚，自然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在他向她讲述的那一段痛心疾首的经历之后，这些誓言来得太快了。当他紧跟在她后面来到卡赖尔时，她不准他寻找见面的机会。他给夏洛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去赢得成功，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不久就能成为本郡的首席法官，每年可以有250英镑收入。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心爱的朋友是否允许我指望她和我共享这些收入，我不知道应该抱何种希望……我没有其他生活目的，只希望使您摆脱种种烦恼……您认为在我们再次见面时，您能够命令我忘掉您吗？趁早别这样想……这是办不到的，就像不可能表达我对您爱恋的深度和我坚信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样……”
同时，司各特告诉母亲，他“正一心一意地为婚事操劳”，夏洛特“性情温顺而开朗，头脑清晰，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会满意她坚定的宗教原则。”他估计到母亲会有的反应，所以又补充说：“请你相信，痛苦的经验（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我是记忆犹新，使我在这方面不会像在其他场合那样，由于冲动而做出仓促的决定。”看来，司各特感到宽慰的是他的意中人“绝对没有浪漫主义的”性格，而他母亲感到宽慰的是另一方面——夏洛特是在英国教会，而不是在天主教会里受到熏陶培养的新教徒。不过，这些起缓和作用的因素对父亲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不愿意容忍她的外国“根基”。司各特返回爱丁堡以后，他的朋友和亲人都要求他详细说明她的家谱。他给夏洛特写了信，但在信中还说，不论她的身世从英国人的尺度来说是最无懈可击的还是完全相反，都丝毫不能影响他对她的爱情：“我的爱情和尊敬并不取决于您的身世，而完完全全是属于您的，但愿您会珍惜它们。只要民族的和家庭的偏见不妨碍我自己的打算，我就愿意迎合这些偏见，否则，我就统统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他给她寄去了一张画像，“这是那个准备为您而生，为您而死的人的面容”。他还保证说，如果家里人不满意她的家谱，而且做出愚蠢的事情来，那他就远走高飞去寻找幸福。不过，几天以后，大约是有人提醒他说，他妻子的先辈很令人关注，如果在这方面不弄个一清二楚，他自己的前程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他又写信给夏洛特说：“我不单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还不得不考虑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此外没有其他办法）介绍您和您双亲的必要情况。”她把他要求了解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而且抱怨说，他在信里过于频繁并往往“过早地”提出一些“要求”。他回答说：“我亲爱的夏洛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您，我愿意为您而献出生命。我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有时不由自主地会说出一些过于热情的话，而我又没有在信寄出之前重读一遍的习惯。”
今天我们对她双亲的了解比她告诉司各特的要更多一些，她的父亲叫约翰·弗朗西斯·夏潘特。在他任里昂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比他小20岁的夫人艾莉·夏洛特·沃勒生了两个孩子。1770年12月生下女儿玛格丽特·夏洛特，1772年6月生下儿子约翰·戴维。还有一个孩子在襁褓中夭折。艾莉很漂亮，活泼而轻佻，在豆蔻年华和情人私奔了。她的情人比她还要年轻，大约是威尔士人，因为他姓欧文，不过姓氏和民族“血统”都同私奔无关。父亲拒绝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他的一个朋友道恩希尔勋爵就成了他们的监护人，而孩子的教育由母亲承担。这样一来，做母亲的自己在抛弃了情夫或者是被情夫遗弃之后，也受道恩希尔的保护。女儿被送进了一座法国修道院，而儿子则开始接受去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训练。1786年道恩希尔结婚了，夏潘特夫人移居巴黎，靠勋爵每三个月给她寄一次钱为生，两个孩子都安顿在皮卡迪里一位法国牙医夏尔·弗朗索瓦·杜梅尔格家里。
夏洛特是在吉尔斯兰同司各特结识的。她按道恩希尔勋爵的意思，在杜梅尔格的女管家的妹妹珍妮·尼科尔森的陪伴下来到吉尔斯兰。道恩希尔勋爵让她去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老是对夏洛特献殷勤的年轻人。这个情节很值得注意，因为在《盖伊·曼纳令》中朱莉也碰到类似的事情，而朱莉·曼纳令在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中是惟一可以被看成是夏洛特的化身的人物。所以，要结婚就必须得到道恩希尔的允准，夏洛特向他提出了请求，而且要求司各特也这样做。司各特发火了：“我并没有对当世的伟大人物毕恭毕敬或是同他们交往的习惯，一想到我的幸福或是悲哀要决定于某个人的兴致，这实在叫我难以忍受。”然而她坚持说，不得到道恩希尔的同意，她就不出嫁，于是司各特只好举手投降。
不幸的是，他自己的亲人抱有太多的偏见，以至事情不能顺利进行。特别起劲的是他父亲，而孝顺的儿子虽然偏见比父亲少，却像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如果在涉及我的幸福的问题上他顽固不化，我就坚决抛开此地的光辉前程，到西印度群岛去碰碰运气；朋友们（他们很了解我）可以作证，无论是人间还是天上都没有力量能迫使我改变决定。”直到道恩希尔勋爵本人允准他俩的婚事，而在东印度公司供职的夏洛特的弟弟每年可以寄给她四五百英镑之后，任性的老律师才软了下来。总之，老头儿撤销了禁令，司各特也打消了去西印度群岛的念头。不过，他不能指望父亲的资助，因为做父亲的正打算购置田产和为长子约翰捐一个少校的头衔。
不过，他还是按照法律手续肯定了夏洛特应得的财产，租下了乔治大街50号的一幢房子，预付了半年的租金六个基尼，然后给未婚妻写了信：“我们能过得非常舒服。我们的钱够用一段时间，至于上流社会的阔绰，我认为，我生来就是交好运的（这话颇有追求虚荣的味道）；总之，nons ver-rons。的确，五年之内他当律师的报酬从一年24英镑增加到144英镑，但即使增加的速度这么快，他也用了许多年才能完全保障家庭的开销。他不去多想这些事，而且拒绝为了节省开支而退出志愿兵团。夏洛特给他写信说：“我很满意您继续留在骑兵队里，我一向喜欢高尚的气派。”她叮嘱他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不怀疑您一定会成为高官显贵，而且会神话般地富起来。”
他承认每年春秋两季他都患头痛症，而在心情郁闷的时候，甚至想过死后葬在什么地方。夏洛特回信说，她一定能治愈他的各种病痛，而且嗔怪他想到死：“如果您老是想到那些乐观的事情，我可以预料，同您在一起生活该有多么愉快！”他回答说：“我最亲爱的夏洛特，您的幸福才是我一生中主要操心的事，而且是极端自私的操心，因为在为您争得幸福的同时，我一定能获得自身的幸福。”
他们决定圣诞节前在卡赖尔结婚，这样他就只好独自一人在乔治大街住几个星期。他对夏洛特坦白地承认：“看来我是完全不会料理家务的。我在这方面实在是糟糕到了极点。我只是在找不到我所要的东西，而且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才明白我究竟需要什么东西。”夏洛特对他的交游之广感到害怕，劝他在发婚礼请柬时要分外谨慎，因为按他的计算，她在乔治大街要接待许许多多客人，这使她很不称心。他试图宽慰她：“大规模的正式宴会最使我精疲力竭，不过我很喜欢仔细挑选的人数不多的聚会。”但是，紧接着的一句话未必会使她感到宽慰：“您很害怕的那两个星期开始得越早，那么，您知道，结束得也就越早。”司各特在信里说，他已经难以忍受了。他已经在按日、按时、按分来计划和亲爱的夏洛待再度会合的时刻。他会用苏格兰方格毛毯把她裹起来，称自己是人世间最大的幸运儿：“我会永远永远满怀柔情地爱您，会对我娇小的外国女人十分温厚。”他后来并没有食言。
1797年12月24日他们在卡赖尔教堂举行了婚礼。司各特说，他曾经爱到发狂的地步，但是他补充说：“可是，我同司各特夫人决定结婚是基于相互之间最诚挚的好感，在我们12年的夫妇生活中，这种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当然，这种感情中缺少那种忘我的爱的激情，在我看来，这种激情一个人在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一个溺过水的人未必还有勇气再扑到深水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