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在他们相识之初，常常抱怨司各特干什么事都凭一时的冲动，称他是地道的疯子。后来，当他想取得某种成功来弥补自己因为疾病和追求威廉明娜而白白荒废了的岁月时，他也仍旧是这样行事。从现在起，他宁愿伸手去获取，而不是等待；要敢作敢为，而不是希望，因为他终于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了。
夏洛特的心地善良和乐观开朗很快就赢得了司各特的友人的好感。她也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母亲的疼爱，虽然老人起初并不喜欢她把家里的大客厅当做起居室，因为按照苏格兰的风俗，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启用大客厅。可是夏洛特的“特殊场合”几乎每天都有，她不放过任何接待宾客、穿着入时的衣饰、跳舞或是上剧院的机会。1798年夏天，他们在埃斯克河上距爱丁堡6英里的拉绥德用30英镑租金租下一座小草房，附带有两处大牧场、一座菜园，还有优美的景色。司各特为了解闷，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花、常春藤和旋花，在大路的入口处竖起一座粗糙的牌楼。这时他的妻子“像中国人一样认真地”打扫、布置屋子，同时，按他的说法，又有一种特殊的“拖拖拉拉的才能”，把诸如写回信之类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经常唠叨说她“必须安排一日三餐，还有种种小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叫火鸡，还是叫火鸡儿等等。”她的抱怨的确有道理，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月14日出世，而在15日就夭折了。帮助她战胜不幸的是丈夫和婆母的体贴。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婆母“对我体贴入微，不亚于对她自己的亲生女儿”。直到1804年，他们每年都在拉绥德度夏天。
司各特一面做律师，一面收集民谣，也写诗；这些事情未必能吸引主顾，所以婚后第一年他的收入减少到80英镑。以后几年律师业务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始终没有超过230英镑，这多少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缺乏出众的才干，但主要是因为法院中的人都知道，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律师事业。这时他父亲去世了，老人始终没有料到他儿子除了诗神的法庭之外，对其他任何法庭都漠然置之，所以他的逝世也许倒是一件好事。这位有些名望的律师死于脑溢血，终年70岁，当时（1799年春天）司各特正陪着妻子在伦敦休养。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刚直不阿和一生清白使我们能断言亲人在彼岸的命运的话，我终生不忘的父亲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尘世无疑是件好事。”他顺便解释说，由于夏洛特身体欠佳，他不能在得知父亲猝然长逝时回爱丁堡奔丧。
父亲的去世使他心安理得地抛开律师业务，不过，他表现了相当的明智，在他还需要靠它挣钱时，并没有放弃业务。好在他1799年年底就同律师事业分手了，由于巴克柳公爵的关照，梅尔维尔勋爵任命他为塞尔寇克郡的首席法官，因为他同巴克柳和梅尔维尔的儿子在军队中就结下了交情。薪俸是每年300英镑，职务却相当清闲。1801年秋天，他在爱丁堡的所谓新城买下了城堡街39号的一所房子，付了850英镑现金和开具两张共计850英镑的期票，因为“该项产业的总价”是1750英镑。1802年三一节时他迁入新居，这座房子在以后的24年中一直是他的爱丁堡寓所。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用于收集和创作民谣的时间比他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他得到当时在文学界声名赫赫的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叫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绰号刘易斯修道士，因为他的长篇小说《安布罗修或修道士》当年曾风靡一时，作者也成了上流社会客厅中的“狮子”。
刘易斯身材短小，长于辞令，衣着讲究，而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头等讨厌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智力并不发达，所以喜欢那些鬼怪的故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和令人发怵的童话。刘易斯的秉性是高尚的，可是司各特认为，他“对当今有势力的人物曲意奉承，有失一个天资出众的上流人士的体面。他开口公爵，闭口公爵夫人，只要见到一个有爵位封号的名门贵妇，他就极力巴结。可以断言，他是一个昔日的par-venu，不过他一生都在上流社会中周旋。”刘易斯读过司各特的一些作品，到爱丁堡后就邀请司各特赴宴。30年后司各特承认，这次邀请使他有一种最强烈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当时刘易斯正在编《神奇小说集》，他打算收进司各特的几首民谣。
他在收集边区的歌谣时，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而且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司各特在爱丁堡结识了其中的第一个人——理查德·希伯，他后来是牛津的议员。理查德的兄弟雷金纳德是著名的教堂歌曲作者，后来做了加尔各答的大主教。理查德是当时最优秀的藏书家之一，而且精通中世纪文学。他并不因博学而自命不凡，善于用引人入胜的形式给人以指点。司各特同他很投契，所以26年后，当他因为被控犯了“通奸”罪而不得不逃亡国外时，司各特无异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司各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是在他自己遭到破产之后不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万能的上帝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赖的呢！……这种事比丢掉财产、失去朋友更可怕，它使人厌恶人生的舞台，因为最高尚的外表往往掩盖着最肮脏的罪孽。”不过这些气愤都是后话，当时是1800年，希伯自己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却替司各特发掘出来一个罕见的奇才。此人常在爱丁堡一个叫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的人（后来司各特同他也常有来往）开的一爿小书铺里啃书本。这条书虫常常坐在大书架旁的高脚凳子顶上。他不修边幅，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有时又突然高谈阔论一番。他叫约翰·莱顿，是荒漠的北方一个牧羊人的儿子。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虽然有时候他要走七英里的路到学校去听课。他不知怎么进了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听讲，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可是他掌握外语的速度超过了教授的教学进度。希伯发现莱顿对边区歌谣了解得极其透彻，就把他介绍给司各特。司各特当即提出为他的协助付酬。莱顿给了司各特很多帮助，为他弄到了否则肯定会被遗漏的许多歌词。
司各特也帮助过莱顿，他说：“在我们这个生意人的国家里，文学家（我指的是那些除了文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和收入的人）备尝艰辛，这是最大的社会耻辱。”他自己不断地帮助那些向他求援的人。
另一个怪人是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夏普，他为司各特的歌谣集提供了《两只乌鸦》。他是一个热心的古玩家，杰出的画家，爱说俏皮话，同时又有追根溯源的怪癖，他对家谱比对活生生的人更有兴趣。家里原打算培养他担任教会职务，但是，据司各特说，“他的声调有一种特殊的妇人腔，用来读祈祷文未必合适，”因而没有能领受圣职。他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对轶闻秘史有兴趣，现在就在故纸堆里，主要是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搜求这些材料作为消遣。他对诸如英国革命这样的大事并不热心，因为这种大事会使他离开他所熟悉的轨道。他喜欢搜求名人的不光彩故事，也就是会使他们脱离常轨的故事。司各特对夏普热衷于往事，而且喜爱丑闻的癖好感到奇怪，他说：“我真担心，他会使当代贵族的多少个曾祖母声誉扫地。”他鄙视没有产业的阶层，乐于同贵族攀搭，把为挣钱而工作看成是一种耻辱，嫉妒别人的成就，千方百计贬低他们。他对拉绥德的邀请总是极力推辞，看来是为了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会面，他在嘲笑别人、尽情地欺侮别人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如果不算图画，他性格中多情善感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年迈的母亲的爱怜和对爱丁堡的赞赏。司各特在长篇小说《尼格尔的家产》中的蒙戈·马勒格罗特爵士身上再现了夏普，至少是再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这是一副出色的肖像画，只有原型本人才会否认它的维妙维肖。
希伯还介绍司各特结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乔治·埃利斯。司各特认为，他“有头脑，有教养，对世界很有认识，抵得上20个有名的文学家还绰绰有余。”埃利斯兴趣广泛，爱好文学、政治、科学、外交，甚至爱好生活。他简直可以说无事不知，而且知之甚详。他为人可靠而内向，但同时又讨人喜欢而善良，在社交界被称为“小白脸”。如果反对托利党人是一种时髦，他就写讽刺托利党人的打油诗；如果风向变了，他也会写反对辉格党人的讽刺诗。无论在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还是在首相官邸或者贵族的客厅里，他都被看成是自己人。甚至在执政内阁的政策和地毯的图案花纹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人们也会征询他的见解。此外，他能让别人把话说完。他同坎宁是挚友（他也介绍司各特同坎宁相识），也认识庇特、梅尔维尔等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醉心于中世纪的骑士歌谣，出过一本选集。因为爱好相同，他和司各特有过长篇通信，讨论文学和古玩问题。司各特夫妇在伦敦休养时，曾到距温莎公园不远的萨宁山拜访过埃利斯夫妇。当时司各特说：“埃利斯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交谈者。当我就一个喜欢的话题谈得兴起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的耐心和有分寸的态度往往使我感到难为情。”
在他们通信的初期，司各特还在忙于收集歌谣。1801年4月，司各特写道：“我正在利德斯代尔偏僻的角落和艾特里克森林中跋涉，寻找《边区民歌集》的补充材料。”那些地方还能记得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的人并不总是情愿让别人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司各特抱怨说：“记得歌谣最多的一个人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皈依了宗教，因此认为古代的歌曲是违背圣经的。”可是他收集到的材料还是足够出两卷《苏格兰边区的歌谣》，这两卷歌谣在1802年1月出版。然而这两卷并没有包括所有确实存在的歌谣，所以司各特在1802年又到边区做了一次漫长的旅行。对那些足以使其他人望而却步的危险和不便，司各特并不介意，甚至认为其中别有一番乐趣。他常常不得不同自己的马匹一样，把一堆干草权当褥子，用同样的燕麦饼充饥，从同一个木瓢里饮啤酒解渴。由于经常碰到在泥淖中丧生或者从悬崖峭壁上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这些新记录下来的歌谣显得特别优美；如果没有他，这些歌曲就很可能失传了。
这次的边区出游中，他结识了一个叫威廉·莱德洛的年轻农场主。莱德洛同大多数庄稼人不一样，喜欢诗歌和故乡的风景，还爱好运动。他是一个朴质、腼腆而又轻信的幻想家，应付不了残酷的生活斗争。司各特同他一见如故，认为这个年轻人健全的思想、出色的审美能力和可塑性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比起交际场上的任何一个相识，司各特更愿意同威廉·莱德洛交往，他有一次说：“根据上流人士是不能断定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不出所料，莱德洛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场主，但是，——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司各特当时已经有能力保证他一家无衣食之虑，而且为他谋得一份工作。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只是因为他使司各特结识了另一个怪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最离奇古怪的人，詹姆斯·霍格。霍格为《歌谣集》出了力，而对我们来说，他又是司各特胸襟异常开阔的一个例证。
霍格是一个牧羊人。他利用放牧的时间摘抄书本的片段，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写字。司各特同他初次见面时，就对他的质朴、乐观和侃侃而谈感到惊诧。他秉性喜欢交往，很少有人能不被他妙趣横生的谈论所打动。他有音乐天赋，喜爱乡间古老的歌曲和传说。他仪表端正，有一头茂密蓬松的棕发，能歌善舞，会拉小提琴，因此很受女性欢迎。他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形象一点说，在他之前不久，彭斯开拓了书籍这块荒芜的沃土。司各特说：“彭斯的成功使苏格兰他那个阶级中所有能拼凑出一两个韵脚的人都跃跃欲试。忽然间，众多的诗人就像阳光下的山雀那样，从各个穷乡僻壤中鼓噪而出。牧羊的打油诗人从崇山峻岭上奔腾直下，而挖煤的蹩脚诗人从地层深处汹涌而来。”
司各特使霍格如愿以偿：为他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文学方面的工作，向康斯特布尔推荐出版他的诗集，把他介绍给各种各样的人，借给他钱，只是在霍格要求司各特准许他在自己的一部荒诞的自传体作品上署上司各特的名字时，司各特才拒绝了他的请求。还有一次司各特一时冲动，拒绝在一本诗选中收入他的作品，因为这本书的稿酬应该归霍格所有。司各特不断地受到这类请求的打搅，所以他有时不免烦躁也是情理中事，何况他已经用多种方式帮助过霍格。霍格遭到拒绝之后，给司各特写了一封信，信上的称呼是：“该死的先生！”而结尾是“顺致真心实意的厌恶……”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司各特得知霍格患病后，悄悄替他支付了全部医药及其他费用。后来霍格用书面形式为自己的暴躁道了歉，请求司各特恢复同他的友谊。虽然他没指望会得到原谅，可是司各特立即请他吃饭，还说不必为过去的事而心存芥蒂。
霍格的不幸就在于他对所有的人都“过分放肆”。诗坛的成就使他昏昏然，对他诗作的批评他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声称：“感谢上帝，不论是书本里，还是别人身上，我都没有什么可学的。”他对司各特说：“我是神奇的山地诗歌之王，你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他对自己的散文作品并不这么自负。编辑有一次对他说：“我怎么也闹不明白，你这段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霍格漫声答道：“老兄，别费那个劲了，我自己也常常弄不清楚究竟写的是什么。”当他的风格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而另一派文学界的“狮子”走红时，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暗中勾结起来，阻挡他脱颖而出。不过就在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在好追随名流的爱丁堡人看来，他的风格也过于放荡不羁了。在有各种身份的人的场合，司各特就得经常注意，以便及时制止霍格不恰当的玩笑。司各特认为他比任何一出喜剧都更有趣，所以对他一向很宽容。在波希尔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司各特坐在最大的一张餐桌的首席，他站起来请求巴克柳公爵准许他派人去请霍格：“没有他我实在觉得乏味。”
这就是为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出过主意或是尽过力的那些人。《歌谣集》第三集出版于1803年。司各特在这本集子中无疑对许多古老的歌谣进行过整理：改动歌词，增加诗行，把同一首民谣的几种变体合并成一种，修改韵脚，甚至把古代的神话改写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