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鲁迅在现代文坛上的笔战，陈西滢是一个重点人物。陈西滢，本名陈源，曾留学英国，20年代为北京大学教授，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文名因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并开设“闲话”栏目而大起，更因这些“闲话”引出同鲁迅的笔墨官司，成为2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鲁迅的《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多篇文章就是针对陈西滢的“闲话”言论而写。鲁迅曾指出，陈西滢说他的杂感“无一看的价值”，只要看看《华盖集》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陈西滢一生除后来结集的《西滢闲话》和少数散文与译作之外，着述很少，但他因此带来的“名声”却很大。研究鲁迅与他的论敌，陈西滢是首先要遇到的重点人物。
说“首先遇到”，是我以为陈西滢是鲁迅认真对付、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论敌。翻读《鲁迅全集》会发现，在五四初期，鲁迅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尽管在白话文运动及“青年必读书”等方面，鲁迅的观点与言论受到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批评，但并没有什么具体人物成为鲁迅死缠烂打的对手，林纾、陈铁生、柯柏森、梅光迪等，鲁迅对他们的反驳也都是始于言论，止于言论，并没有发展到难缠的地步，也没有形成足称“事件”的规模，属于正常的言论之争。而陈西滢，则是鲁迅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论敌”。1925年至1927年间，螯迅杂文的半数以上的篇什，都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可以说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止是陈西滢。1925年6月1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杂文《并非闲话》，这是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正面“交火”，从那以后，一直到1927年，鲁陈之间的论战就从未间息过。促发鲁迅与陈西滢交战的直接事件，是发生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并从此引发出此后的一系列论战主题。“学者”、“公理”、“正人君子”、“流言”等等鲁迅论战中的名词，从这时开始大置出现，鲁迅笔战的风格，“不能带住”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通过与陈西滢的笔战确立下来，并为世人所熟悉。
陈西滢同时也是鲁迅最为耿耿于怀的论敌。五四初期，鲁迅的杂感多集中于“国民性”的批判，言论也多以中国历史、文化和一般社会现象为批判对象，涉及时人时事的为数并不突出。与陈西滢交战后，使鲁迅杂文更显战斗的“火气”，却不失深广的主题。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对陈西滢稍加原谅。这与他同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高长虹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不同。这些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展开的论战，不因具体的是非而流于文人之间的简单的好恶之争。这是鲁迅高明之处，也是鲁迅论战文章不可效仿的地方。研究鲁陈之间的笔战，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运动史，研究和理解鲁迅的笔战风格和他的“韧性的战斗·楮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
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因为北京女师大学生风潮一事与陈西滢展开过一场论战，论战的背景，是鲁迅支持了1925年的女师大学生运动，陈西滢却污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忘形体，啸聚男生，蔑视长上”。陈西滢在致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对鲁迅进行了直接攻击，其中一条就是拿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做文章。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而支持学生运动，被身为教授的陈西滢说成是“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此进行了有力反驳。鲁迅在《不是信》一文中这样说道：“这类误解似乎不止于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授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鲁迅不惜以身说法，对“教授”和“官僚”做了类比。“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闻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吗？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人区别。”鲁迅立论的前提，是一个我们今天听起来还不那么“纯粹”的字眼儿：“钱”。以钱来看，“则官僚和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
鲁迅身为“官僚”而支持学生对腐败政府斗争，陈西滢身为教授却对女学牛的正义行为公汗污蔑，这其中的区别是明显不过的事实。而反过来，陈又以“官僚”和“教授”的身份差异做铩手锏，对鲁迅进行我们可称之为“人身攻志”的污蔑，这正是无耻文人的面孔。鲁迅的感言对我们讨论今天的问题也不无启发。鲁迅并不是为“官僚”做辩护，而真的对“教授类的知识分子不以为然，其中流露出来的发人深省之处，是身份问题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真正的行为方式、观点立场。
时下中国正在大加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仅就概念的外延内涵就争论得不亦乐乎，仿佛一个人的身份就代表着一种立场，就可以对没有同样身份的人大加指责，这实在是一种不足取的行为。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学培养的上盛，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会越来越多，把知识分子的身份框定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是行不通的，知识分子将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为陈西滢所嗤之以鼻的“官僚”之列。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并巳经成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个体户”们追求的对象。把知识分子定位于只具有民间身份的角色是不切实际的。国家行政机关里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在少数。对身份角色的特别强调，便忽略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真正含义。一个人获取某种社会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区别人和人之间差别的主要依据，且不说大家的钱都是同一来源：国库。
鲁迅这样的被说成“官僚”的人，比起陈西滢这样的“教授”来，谁才是具有高度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眼人不难判断。一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角色，并不是区别他与别人同异的主要依据。正像胁迅所说，因为自己在教育部这样的国家机关任职，“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我一手包办似的”。而身在学校里的教授如陈西滢者，倒成了相反的另一类。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社会政治立场问题，拿社会身份做文章，意义到底有多大，实是一个值得发问的视点。
鲁迅一贯反对急下挂“革命文学”招牌的做法，他强调重要的是先做起革命文学的事情来，拿出自己的实绩来，挂不挂招牌并不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当年的清醒和深刻，曾被一些冒进的“革命文学”作家所不以为然，以为“鲁迅老了”、保守了，甚而至于“官僚”了，这只是一种浅薄甚或别有用心的手法。如此这些，今人当时时记取，一些无谓的纷争会因此减少，真正的队伍分野才可见出。
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
自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立足之后，就仿佛处于论敌的包围之中。近年来，这一主翅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在鲁迅所有的论战中，哪场论战是他的“第一次战役”？谁是他可称对手的第一个论敌？鲁迅终其一生没有给予丝毫原谅的论敌又是谁？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为一体判断，这个答案不难得出，是陈西滢，即陈源。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开了鲁迅与其论敌进行全方位较量的先例。正如“现代评论派”的成员丁西林所称，“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批评与骂人》）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争，也许正能满足像丁西林这样特殊“观众”的苛刻要求。
一、“闲话”与“并非闲话”
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真正交锋，是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后，鲁迅于当日就写下了题为《并非闲话》的反驳文章，并于6月1日即发表在《京报副刊》上。从此展开了一场“闲话”与“并非闲话”的论战。以20年代中国社会的综合水平，鲁迅如此迅速地做出回应，一方面可以看出陈西滢文章对鲁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足见鲁迅的“有话要说”到了何等急迫的程度。陈西滢的这篇“闲话”，还引出了鲁迅在三天后的6月2日的另一篇文章：《我的“籍”和“系陈西滢的这篇后在收集成书时定名为《粉刷毛厕》的文章，成为鲁迅后来一系列驳斥文章的重要“资源”。一方面，陈西滢的文聿已把“就事论事”的学理批评提高到了水火不容的人格较量的程度，另一方面，陈西滢文章中的一系列名词概念，成为鲁迅一再对之冷噶热讽时的“武器”。
留心鲁迅与其论敌的交战史会发现，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最为短兵相接，相互之间的反应时间也最快。尤其是鲁迅，每从《现代评论》上读到陈西滢的文聿，如果认为有话要说，就会立刻写成文章，并迅速在有关报刊发表，如陈西滢的《表功》（也是“闲话”之一篇）于1925年12月12日发表，鲁迅在18日就写成了《“公理”的把戏》一文；陈西滢议论“女师大风湖”中有关女师大与女大之争的“闲话”文章于同年12月26上发表，鲁迅的《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在两天后就已写就，发表也不过是三天后的12月31日。其他许多文章情形也大致相同，关于一个问题的往来回应，常常不出周时间。这从论战的“观赏性”来说，已经足以令处于电子时代的今人看得眼花缭乱了。
与鲁迅相比，陈西滢算不上一个爽快之人，在“女师大风潮”问题上，鲁迅无论是否参与实际运动，态度始终是十分明了的，那就是支持学生反对杨荫榆。陈西滢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也有明显偏向，那就是正好站在鲁迅的对立面。但陈西滢并不敢或不愿在文章中明确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粉刷毛厕》这样用喻十分极端的“闲话”里，尽管他已把女师大比喻为“毛厕”，但在个人态度上却总趄要绕好几个圈子才能把话说个明并。经常是以维护“公理”和“公平”的道德形象出现。在文章中他写道：“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又说：“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杲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了办法。”看上去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事实上内里的态度从口吻到语气都已十分明了。更不用说他同时认为“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
陈西滢把鲁迅搅到自己的文章里，也不是明火执仗的做法，虽然最后一节都意在指责鲁迅，但开头却还要说明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多少有点吞吞吐吐的意思，但这小小的一段话里，除引用鲁迅执笔起草的“宣言”片断外，一百多字里却出现了好几个被鲁迅一直咬紧不放的名词。计有“某籍”、“某系”、“偏袒”、“平允”、“可借”、“挑剔”、44流言”等等。这些用词，是陈西滢用来指责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态度的，却被鲁迅反复用来反驳陈西滢自己。
鲁迅的文章不但不隐晦自己的态度，而且故意强化自己的针对性。仅文章题目来看，鲁迅多次将对方文章中的一些关键词放置到文章标题中，让对方一看就知是在与自己对话。“并非闲话”就有三篇之多，此外如“‘籍’和‘系’”（《我的“籍”和“系”》）、“公理”（《“公理”的把戏》）、“多数”（《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带住”（{我还不能“带住”》）、“信”（《不是信》）、“管闲事”、“做学问”（《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都是鲁迅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显得十分坦然，又往往能右中要害。陈西滢总想以一种无心恋战、顺带提及或无可奈何只能应战的姿态出现，有时候还在文章中流露出厌战和对鲁迅不肯罢休表示反感的态度，鲁迅却总是不管不顾，将陈西滢文章中的每一个论点都要以专门的或旁敲侧击的方式加以批驳。陈西滢也是随着“战事”的扩大才发现，自己遭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个非胜不可的对手，一个让自己常常处于理屈词穷的窘迫境地的对手。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等问题上遇到的那些论敌可以说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鲁迅也只是做出必要回应后就不再提及，而对陈西滢的论战，则第一次也是最充分地显示了他“韧性”的战斗精神。陈西滢想以“闲话”方式说出的事情，在鲁迅笔下没有一样可当“闲话”淡然处之，“并非闲话”也是鲁迅战斗姿态的一种表现，“不能‘带住’”正是鲁迅并不期望和对方握手言和的一种表达方式。陈西滢乃至整个“现代评论”派，都有点招架不住阵势的感觉。鲁迅的战斗风范，在这场笔战中尽显无遗。
鲁迅究竟是怎样抓住对方的言辞不放，一一攻破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些“关键词”在鲁迅文章中的使用来加以说明。
二、鲁陈论战中的“关键词”
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而又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武器。我们仅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为例，以在鲁迅文章中出现频率来计算和排列，以下名词值得特别注意：“流言”、“公理”（也包括“公允”、“公平”）、“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可惜”、“偏袒”、“名流”、“通品”、“闲话”、“某籍”、“某系”等等。我们不妨在这里将这些词语做一些个案剖析，看看它们在陈西滢文章中的出处和用意，在鲁迅笔下的反用和含义，以此来分析两位文化人各自的笔战作风。
1，“流言”
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流言”是一个被鲁迅反复引用的词语。这个词在陈西滢文章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挑起论战的第一篇“闲话”：《粉刷毛厕》。“流言”一词出现于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之前陈西滢引用了鲁迅在女师大七教员“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是对杨荫偷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表示愤慨，陈西滢摘引这部分内容后发表了一番议论。我们不妨将这简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娃不信我们平素所很钵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上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女师大教员关于本校风潮的“宣言”，是由鲁迅执笔起草的，“我们所尊敬的人暗中挑剔”及因此造成“流言更加传布”，事实所指，陈西滢和鲁迅都十分清楚。以光明磊落立于现代文坛和文化界的鲁迅，“暗中挑”和“流言”等词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鲁迅在此后卜多篇文章中，反复对“流言”二字加以还击，以泄心中块垒。我曾对此进行粗略统统计，仅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流言词就引用有近30处之多。鲁迅如何借陈西滢的武器反戈一击，倒是值得我们举例来分析透视。
“‘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做狗屁！”
“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