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并非闲话》）
“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我的“籍”和“系”》）
“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龃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制造。”“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并非闲话（二）》）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并非闲话（三）》）
“‘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不是信》）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无花的蔷薇之三》）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允使我耳不忍闻。”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对“流言”的态度和界定已十分明了。“流言”是“畜类的武器，鬼铖的手段”。而对这样的武器和手段，鲁迅义正辞严地中明，自己“自信至今还不屑为”。然而“流言”对鲁迅心灵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却不能让他漠然视之。他深感“流言”的厉宵，因为已经有人从外省来信询问他在北京的情形，原来是对方“上了流言的当了”。他对“流言”的态度一直是“很愤然”，并常常“立刻加以驳正”。“流言”不能“吓哑我的嘴”，但他对人的损害却让人刻骨铭心地愤恨，所以鲁迅才说，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损害，既不是书贸的骗和榨，也不是兵匪的骚扰，甚至那些打着反对自己的鲜明旗号的小人们也不是自己最感受害的，真正的伤言，来自防不胜防、无中生有的“流言”。鲁迅如此说，足见他对“流言”二字的痛恨，也足见他与陈源之间达到了何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程度。
鲁迅之痛恨“流言”，更是因为对手散布着鲁迅在散布流言的说法，而一向视散布流言为“鬼蜮的长技”的鲁迅，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黑名背在自己身上。他咬住这个词不放，誓要与陈源等人较量到底，实在意味深长。在鲁迅笔下，陈西滢自己常常被描述为“流言”制造者，因为许多所谓“流言”，鲁迅从未听闻，尤其是在“气一八”惨案事件中，陈西滢被鲁迅直接视之为“有恶意的闲人”。
2，“公理”
“公理”一词是鲁迅在反击陈西滢时使用频率仅次于“流言”的词汇，1925年12月18日，鲁迅就此专门写过《“公理”的把戏》一文。实际上，陈西滢本人的文章里倒没有直接出现“公理”二字，而是在1925年12月14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打出了一个名为“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招牌。这个组织针对章士钊在女师大原址上成立女子大学而成立，声援章士钊的建校举措，反对女师大复校。这与鲁迅等女师大教员的态度截然相反，对立程度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可想而知。而这个组织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却又更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公理”之名只存在了一天时间。这个“后援会”在12月17日发表了《致北京国立各校职员联席会议函》。文中不但明确表态对章士钊支持，将女师大进步学生斥为“暴徒”，而且将鲁迅等支持学生运动的女师大教员，指斥为“附和暴徒”的“自堕人格之教职员”，敌对关系彻底明朗，声言要求对这些教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而在12月16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还致函这个“教育界维持公理会”，力陈章士钊压迫女师大学生罪行，要求“公理会”成员主持公道，并对他们将“公理会”一日内即改名为“后援会”大表疑惑。
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所作所为应当说看得人木三分，他之所以抓住“公理”二字不放，正要以此来掀开面纱，揭出真相。鲁迅并不强化自己言论的“公理”程度，而是揪住陈西滢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诸种言论，说明他所谓“公理”的虚假性。这与他对待“流言”一词的剖析有所不同。在《“公理”的把戏》里，鲁迅先后十多次引用“公理”一词，对陈西滢进行冷嘞热讽。陈西滢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即使从策略上讲，总显得处于穷于应付以至于自相矛盾的下风。鲁迅指出，陈西滢开初时曾在“闲话”里说：“外闰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似乎自己对“女师大风潮”并不关心，而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陈西滢说自己为“被群众专制所压迫”的杨荫榆说了“几句公平话”，被人冤枉为和对方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又在女师大与女大问题上大讲“多数”与“少数”的理论；陈西滢声称（现代评论》上“所办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漫骂”，但他却忘记了自己些经把女师大比做“臭毛厕”，还要将别人“投畀豺虎”。那么所谓“公理”又从何谈起呢？T·是鲁迅对陈西滢们所谓的“公理”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似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斤盾，有时竟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半年的事，儿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公理”的把戏》）
在鲁迅眼里，“公理会”的那些人不过是些依仗恶势力说话的“城孤社鼠”之类，不屑至了到“不知仆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所以他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失的乌‘公理’时不敬者，即人抵由于此。”在鲁迅看来，不是“公理”不能谈，而是不屑弓这样的人谈，这样的人本就不配谈所谓“公理”。
当“公理”一词被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来论说后，鲁迅的吉说就可以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自己的文章“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和正义。”（《华盖集续编·小引》）这里的“公理”虽未加引号，但含义却与其他针对“公理维持会”的专用词相同。“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拨”（同上），正是鲁迅对“公理”一词揪住不放的原因所在。“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虽然只存在了-天，鲁迅却专意要称其为“‘公理’时代”，并叹道“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种笔法真可以让对手难堪至极。
“今上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通俗一点：自己打嘴巴。”（《碎话》），鲁迅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一致命伤而毫不留情地迎头痛击。
“公理”·词，被陈西滢们板正地用了一回，挂了一天的招牌，却成了鲁迅专揭其自相矛盾，虚假不实的杀手锏，令对方无言以对。鲁迅的论战，的确在精神上先就胜人一筹。
3，“学者文人”
“学者文人‘有时是“学者”、“教授”，这是鲁迅送绐陈西滢的徽号。因为陈西滢是北大教授，又是专栏作家，且以讲“公理”，求“平允”为发言基调。“学者”，意味着是最讲“公理”的人，“文人”，则又是可以用文章来讲“公理”的特殊人物。鲁迅就常常将“学者文人”和“公理”放到一起使用，以揭示对方面目。
鲁迅将“学者文人”这样的词拿来做反语用，要用得恰当是很难的，因为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的成分在其中，更何况鲁迅自己还是学者兼文人的角色。鲁迅运用成功的前提，恰恰是自己愿意奉还这样的封号，再来剖析所谓“学者文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在（“碰壁”之余》里，鲁迅就谈到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这里的两次，是指年初时因应征《育年必读书》而引出的麻烦。另一次就是因“女师大风潮”而被章士钊革去“佥事”之职而着文驳斥。这两次行为都被某些“论客”批评为没有“学者的态度”，甚至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鲁迅自己却坦然地奉还了“学者”封号，“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
其实，在这一年5月，鲁迅就写过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他认为现在的青年根本没有必要去寻找什么“乌烟瘅气的鸟导师”，因为所谓导师言，连自己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不如浮朋友，联介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这其实也代表了他对所谓“学者文人”甚至“思想界的权威”的看法。鲁迅在《碎话》里对陈西滢、胡适等“现代评论派”的“学者文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主要抓住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自相矛盾的作风，漫画出自己眼里的“学者文人”形象。“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儿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里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鲁迅在最后关头点到了陈西滢，并在挖苦中将“学者文人”的封号掷还给陈西滢。
鲁迅儿次提到“学者文人”的封号，都是举陈西滢文章为例，都是揭出他前后矛盾，言行不一。如杨荫榆在饭店请客，预谋将“学生自治会”六名成员开除。鲁迅将饭店名写作“太平湖饭店”，后才知是在“西安饭店”，鲁迅说道：“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怛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华盖集·后记》）“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有趣的消息》）这些语言和语义，都出自陈西滢的笔下，鲁迅可谓对陈西滢的言论烂熟于心，并往往能击中要害。鲁迅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同人们的评价，也毫无客气可言。他对陈西滢、徐志摩、李四光等人最激烈的评价是广……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我还不能“带住”》）
“学者文人”，在鲁迅笔下就这样成为一种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出尔反尔的特殊群体。这并非是鲁迅对学者文人的一般看法，在鲁迅笔下，它是专用名词，有特定的指向。
与“学者文人”相类似，鲁迅对陈西滢的称呼，还有“陈源教授”、“西滢先生”、“闲话先生”、“名流”、“流言家”等等。它们都是在特殊的气氛和情境中被使用，加强了鲁迅杂文的某种批判力度和嘲讽意味。
4，“可惜”
陈西滢在《粉刷毛厕》一文中，曾引用鲁迅起草的女师大七教员“宣言”，随即就说了一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鲁迅这样“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使得有关女师大的“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可惜”的含义就在于不相信“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大有为鲁迅惋惜的意思。鲁迅自然对这样的“可惜”声是十分敏感的。他在《并非闲话）和《我的“籍”和“系”》里，曾多次用“可惜”一词来说话，把自己同陈西滢在许多立场与看法上的不同突现出来。
“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
“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并非闲话》）
“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艽牛代为‘可惜’。”
“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了一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我的“籍”和“系”》）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预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要是确的昵，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无花的蔷薇之三》）
“这真是万分可借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
鲁迅不因为害怕“流言”而被人污蔑就不敢说话，无论别人为此怎样对自己由“尊敬”而变为“可借”，把“流言”的帽？通过流言散布开来，他依然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也不停止前行的步伐。从文气中可以看出，鲁迅并没有在意也不相信陈西滢的“尊敬”，所以对他的所谓“可惜”也不以为然。每论到自己的所为令某些人不满、不敬、不高兴，鲁迅就愿意用“可借”二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又使人立刻想起陈西滢的文章和指意来。
5，“通品”
1925年7月，章士钊在他自己办的《甲寅》周刊上发表《孤桐杂记》一文，其中称赞陈西滢道：“《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但文中也对陈西滢提出过基于自己立场的失望和批评，说他“喜作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鲁迅把章士钊对陈西滢的这一称赞之词拿来，以强化其讥讽之意，并借此将陈与章划为一边。（华盖集·题记》中说自己的文章“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鲁迅说陈西滢想让女大完全替代女师大的企图“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其原因在于，“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鲁迅指出学界里“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在该文的“附记”里，又进一步指出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讪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又说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蛛两悉称。”鲁迅把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通品”二字做足了文章，尽情调侃。
以陈西滢的学问和出身，“通品”二宇虽不是客观评价，但也未必已达肉麻程度。鲁迅用这个词做反击武器时，总是把陈西滢等人暗指鲁迅为“土匪”、“学匪”、“学棍”等同时并用，以见出他们在评人论事时的态度。也同时照出了“公理”、“学理”背后的真相。语义无形中变得复杂。
6，其他相词语
“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陈西滢以及“现代评论派”的胡适、王世杰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的立场截然不同，并逐渐公开以支持杨荫榆甚至章士钊的姿态出现，并因为此事和鲁迅展开笔战。他们大都住在东吉祥胡同，还被亲北洋政府的《大同晚报》赞为“东吉样派之正人君子”。鲁迅常常用“正人君子”来讽刺陈西滢等人的虚假面目，在《碎话》、《“碰壁”之余》等文中曾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