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京出事的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了梁招娣父亲梁安顺老汉的耳朵里了。读者或许还记得，梁安顺老汉有个无师自通的相牛驴骡马的本领。一九七八年这阵子，虽说拖拉机已经相当多了，但当地人还只是用它犁个田。平时拉运粪土，耙耱地，夏秋两料拉运庄稼，拉碌碡麦碾场还离不了牲畜。而梁安顺老汉买的牛驴骡马，个个都能发大，驾辕碾场不怯套。因此岭后村队上倒换牲口的事，总是由他一手办理。一年四季，田里不见他的人影，工分却不少挣。隔三差五，总见他戴副竹叶青石头眼镜，骑辆旧“僧帽”牌自行车，沟北一趟，县城一趟，轮换着赶集。他头脑灵活，给队里办事的同时，也捎带做牲畜市场的“黑经纪”，在场外私下交易成一条两条牲畜，得个十块八块介绍费。回来时称一斤半斤油麻花，见了队长家的孩子一人发一根，喜的队长两口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自然忘不了吩咐记工员照例给他记上十分工，隔十天半月又给批一张每天两角钱的旅差费领款条。
这天正是农历腊月十五日，沟北逢集。梁安顺见起了大风，穿上他的二毛皮滚身，戴上有遮脸的狐皮帽，一吃过早饭就骑车来到了沟北街上。因近年节，集市上已经摆满了货摊，来了不少人。只是牲畜市还没有旺起来。他正坐在街口茶炉上边喝茶边和茶掌柜闲唠，就见个腰里勒条褐色旧围巾做的腰带，腋窝里夹个蓝布提包的老者走过来坐到了他的对面。梁安顺一瞅是柳树街的田文兴，忙打招呼：“文兴老弟，你也来啦？”田文兴向他点点头，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梁安顺倒了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上说：“老弟，上一集你说想买只奶羊，停会儿集圆了看看。”田文兴摆摆手说：“不急不急。你这几天没看外孙去？”一提起外孙，梁安顺满脸是笑，说：“嘿……有五六天没去啦，我文文好着么，我夜黑还梦见我那碎胡子哩！”田文兴说：“可见你想娃啦，下了集看看去。”梁安顺说：“唉！今儿还是顾不上。”田文兴说：“忙的咋？世上的钱你挣的完？”梁安顺说：“不是……半个月前给队上卖了个骡子，那买家在沟东营子村，人不对。说好隔一集交价，过了两集都没给。还胡摆嘴，说骡子踢人。哈！高脚牲口还能没一点性子！眼看年尽月满啦，这一集非把钱要下不可！”说着顺手掏出两块钱：“老弟，麻烦你回去把这钱给我招娣，叫给娃买些吃喝，说我过一两天就来。”田文兴不接钱说：“老梁，你下了集自己去一趟吧。你大概还不晓得，女婿遇了个事儿……”梁安顺一惊说：“啊！遇了啥事儿？”田文兴红着脸说：“也不大个事儿，你看看去。”说罢赶紧走掉了。
梁安顺老汉这下可坐不住了，他将没喝完的半壶茶往边一推，往桌上扔了五毛钱，立马推了自行车，就往街外走。
半晌午，梁安顺就到了柳树街巷头。远远看见场房跟前围着一圈人，停下车子前去一看，见是两个公安开棺验尸，登时吓得心咚咚直跳。也不敢问死者是谁，推着车子就走。
这时候，梁招娣正在家里经管着三个孩子吃饭。那夏花和她的两个妯娌占住灶房混闹了半天，孩子们都没得吃早饭，饿得直哭。亏得马林周来骂了她们一顿，立逼她们把天合老婆背走了，梁招娣才赶紧收拾灶房，给娃们做了点饭。文兵姊妹仨正吃得满鼻子满脸米饭，忽见外公走进门来，高兴地齐声喊着：“爷爷，爷爷！”丫丫端着饭碗抢先跑到爷爷跟前问：“爷爷，买下糖没有？”梁安顺这次没顾上给外孙们买糖，也没心情去抚爱他们。他看见女儿披头散发，两眼红肿，分明哭过。中间屋门和灶房窗棂都不见了，盆盆碗碗扔了一院，跟土匪打抢过一样。两腿不由得乱颤，苦声问女儿：“又咋啦，东京人哩？”梁招娣笨拙地打岔说：“大，你是从屋里来？我妈好着么？”梁安顺生气地说：“你别问你妈。我问你，这门这窗是咋啦？盆盆碗碗咋滚了满院？咹？”梁招娣垂下头不说话。梁安顺声音越高：“聋啦，不吭声？找他去，就说我来了，有请他！”梁招娣滴着眼泪不开口。文兵咽下嘴里的饭告诉外公：“我大法院人叫走了！”
梁安顺惊得脸色煞白，直望着女儿：“啥？说话呀……”梁招娣瞒不住了，就擦着泪眼把昨天到现在发生的一切给父亲如实说了。梁安顺未及听完，就跌坐在院台阶上，用拳头捶着苍白的脑门说：“天爷爷呀！这不是摊上人命了么！怪道我来见村头场里正验尸哩，还说没事，没事人家把他叫到派出所干啥？当初我就不叫他当那个队长，不叫当那个队长！自己有手艺，不安安分分出去挣钱把自家日子过，扑的当那个队长干啥呀！”梁招娣被父亲说得额头上冷汗涔涔，哭声说：“我哥昨晚上还来问过东京，都说没事呀，人是他自个跌下去的……”梁安顺说：“只盼天爷保佑，没事哩，娃呀，当干部总没好下场！你没看‘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哪一个运动不是整干部？当干部好，你大早当队长了，轮得上他旁人？”梁招娣苦哀哀地说：“大，现在后悔也晚了。刚才我大队马队长说，叫给人家出上一两千块钱，我想，他投要钱，或许……”梁安顺说：“要钱就给钱，破财消灾么，快答应了。”梁招娣说：“东京外头回来拿的钱，这两月花的连一分都没了，我正打算叫娃们吃了，去找你去哩。”梁安顺长叹一声说：“唉！我手里的钱也不够，有多少你先拿多少吧。”
于是孩子们吃完饭，梁招娣打发他们上了学，就骑自行车和父亲一起回了趟娘家。她和父亲都没给母亲透露实情，梁安顺给女儿取了八百块钱也没让老婆知道。梁招娣拿上钱就从岭后村直接去沟北探望东京去了。
昨晚，田东京到田天合家安慰田天合老两口，说到了伤心处，三个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正在这时候，昌生、再生、李生三兄弟气势汹汹地闯进门来，咋咋呼呼，说他们被骗了，连生是东京故意害死的，拉住东京的胳膊就要往门外拖。刚好马林周急急赶来，大声喝住他们，护着田东京来到了大队部。田东京走进大队部大门，就见那里早等着两个年轻公安，向他出示了证件，当即把他带到了沟北派出所。
田东京被关进派出所后排瓦房靠北边的一间屋子里。这里显然是个小型会议室。屋子正中放两张合并起来的长条桌，桌两边各摆一个漆成红色的木制连椅，桌上有墨水瓶、蘸笔之类。周围墙上挂满了各样锦旗和法制教育宣传画。和他谈话的不是曾经见过的张所长，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警官，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生产队长吧？你们队青年社员田连生是怎样掉进窑坑的？和你有没有关系？当时现场还有谁？”田东京一一做了回答。警官严肃地说：“要如实交代，这关系着你的前途和命运，不能有半句假话，明白吗？”田东京点头说：“明白。”“能写字不能？”“能。”警官就扔给他两张白纸，指着桌上的墨水瓶说：“把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老老实实写出来交给我。”说罢转身带上门走了。
写就写吧，田东京觉得事情非常简单，照样写出来就是了。一摸那蘸笔却在墨水瓶里冻住了，使劲拔出来，笔头上带着一小块冰疙瘩。用嘴呵了一会，写几个字，再呵再写，用了近一个钟头，写了半张纸，再没啥可写了。瞅窗外，天也慢慢亮了，就拿着想交给人家看看。推门时，才发现门在外面锁上了。心里不由一咯噔，于是只得将冻僵了的双手袖在袖筒里，坐连椅上等来人开门。一会儿，两只脚冻得实在受不了，又站起来，原地轻轻地跳着，屋子里就发出“空空”的响声。
直到窗户上有了太阳，才有人开门进来了。这位是昨晚带他来的两个年轻公安中的一个。原来已到了早饭时间，他端来了一碟咸菜，两个馒头。东京一点也不想吃。他把写好的半张纸交给他说：“叫我写的这个写好了，你交给领导看看吧。”年轻公安没说话，接过纸条就往门外走。出了门，又“叭”一声将门锁了。这声响如同无形的拳头击到了东京的心上，使他的心阵阵发疼。真没想到自己雄心勃勃地当上队长才几天，就跌了这么个大跟头！要是从今日起坐了班房，那才比父亲在世当那“四类分子”还窝囊呢！今生今世别说为大家办事，为他老人家争光争气，还要让他老人家跟着咱挨世人骂哩！想到这里，眼泪直往肚里流。
太阳渐渐移到了窗户西边时，东京才懒懒地将那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拿起来慢慢啃着，也嚼不出什么味道来，一会儿却将两个冻馒头全咽进肚里了。想喝水，出不去，又没人来，只得忍着。忍了半天，干渴得舌根都木了，直到下午三点，早晨送饭的那个公安才来了，给他端来了一碗米汤，一碗大米干饭。东京接住汤碗，“叽咕叽咕”一气喝完了，说：“渴了一天，再舀一碗汤。”公安笑了笑，拿了空碗走了。再来时，一手端着汤，一手又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踅面。东京又一气喝完了碗里的汤，问公安：“哪来的踅面？”公安说：“吃吧，两个女人给你送的。”东京鼻子不由一酸，想是梁招娣给自己送饭来了，另一个陪着她来的女人大概是妹妹田迎春。又问：“她们人哩？让我给她叮咛个话。”公安说：“不必啦，她们早回去了。如实交代了你的问题，争取早日回家。”东京说：“我写的交代已经给你了嘛，领导看了没有？”公安说：“你那交代不彻底，重新写！”东京压住火气说：“怎么不彻底？那已经十分彻底了，再写还是那几句话，不信你们到城郊机砖厂找窑匠江涛去，他就是见证人！”
东京说得底气十定。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江涛这阵儿也和他一样，正在派出所另一间屋子里重写“证言”呢。昨天下午将田连生抬出了窑坑，东京打发他回村给田光荣、李少锋传话叫拖拉机，江涛见过了他俩，又想到也应该把这件事马上告诉给李引玲。急急来到李见正家，知道了李引玲还在沟北没回来，又连忙赶到了沟北卫生所。当时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李引玲被江涛带来的消息吓懵了，液不输了，病也不看了，坐着江涛的自行车立马回到了家里。还要连夜赶往县医院去，听说人死了，灵车已经回到了巷东头，李引玲就放大声哭起来，拉住江涛的手说：“连生是田东京害死的，江涛你亲眼看见东京拿铁锨把连生拍下了窑坑，你要给我作证呀……”江涛甘愿为李引玲赴汤蹈火，激昂地说：“那当然，我见啥说啥！”于是有人马上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给了马林周和昌生兄弟们。马林周很快跑来，趁热打铁让江涛写了一张“证言”并按上了指印，马上打电话通知了沟北派出所。
作了这个“证言”的江涛，自以为有功，扬扬得意。他坐在李见正的炕沿上，望着躺在炕上满脸泪痕的引玲姑娘，更觉得自己不能离开，今晚有责任陪伴她，可是李见正却向他拉下了长长的黑脸。李见正虽说和田社民、马林周一样，也巴不得一下子整倒田东京，可是如今的他毕竟已不同于当年年轻气盛时，只肯作个墙里的柱子暗鼓劲，绝不肯做出头椽。这窑匠既公开写了不利于田东京的“证言”，把他收留在家，不是就把自己推到了整东京的主将地位了吗？这样的傻事他不想干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位河南窑匠他也没好感，更担心他迟早会把女儿拐跑了，因此他将胳膊一挥，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别在这儿坐，赶快走！不早了，让引玲歇息吧。”立逼江涛推车出了门，将大门关了。
被赶出门的江涛，站在巷道上呼呼的冷风里懵头转向，不知该去哪儿过夜。昨晚住的知青院倒是个好地方，可那大门钥匙在东京手里，去不成了。他一时十分懊恼和失落，只得连夜骑车赶往城郊机砖厂。城郊机砖厂看门的老者三更半夜被他从睡梦中喊醒，十分惊讶地问他，“天怕都快明了吧，你怎么才来？”江涛心里憋屈，就将柳树街窑上发生的事以及他自己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一股脑儿倾诉给了老者。老者听了，摇着头说：“年轻人呵，为那样个女子犯不着昧良心害人呀！那队长待你不薄，别说你并没看清他的锨撞着了人没有，就是看清了，也是为活的不为死的，怎能作那个证言！做人要讲仁义呀。再说，你单身匹马一个人在外，不给自己修路，咋还能给自己堵路呀！”江涛被老者说得满脸羞愧，后悔不已，说：“错了，错了！老叔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看你咋办吧，要给了我，我就到派出所去认错，说那个证言不实。”江涛被老者说动了，于是赶天明又来到了沟北派出所，见了张所长，张所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因此当早饭时分，年轻公安将田东京写的交代材料递给张所长时，张所长也刚刚收到了江涛写的第二份“证言”，上面写着：
证言材料
我姓江名涛，河南省偃师县人，现年二十七岁。1975年3月由老家来陕西省梁山县沟北公社白岭村大队第二生产队从事烧砖窑工作。1980年1月来本地柳树街第一生产队建窑。2月9日下午，我在窑口上铲土，本队社员田连生手拿把镢头来了，随后队长田东京也来了。他看见田连生突然用镢头乱挖窑口，忙空手去阻拦，田连生往后躲避，自己不慎滑下窑坑。田东京连忙和我把他救出窑坑时，他就昏迷不醒。我上次的证言不实，以这份证言为准。
见证人：江涛
1980年1月25日
看了江涛写的两份“证言”和田东京写的“交代”，张所长的眉头皱起来了。他将江涛传来，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将他的“证言”往地下一掷，严厉地说：“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明白告诉你，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重写！”江涛本就心虚，被张所长这一训斥，心里害怕，再不敢耍小聪明了，就将当时看见的实际情况详详细细地另写了第三份“证言”。这份“证言”才和田东京的“交代”完全吻合，中午交上去，直到掌灯时分，才被允许回家。江涛走出派出所大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却没脸再回柳树街，又去了城郊机砖厂，将在派出所重写了“证言”的事告诉了看门老头。老头点头说：“这就对了，帮不了人最起码别害人。”因听江涛说，派出所必要时还要传他，就给他出主意说：“那多烦人，你不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老家过年去吧。过了年二三月再来。”江涛听了老者的话，第二天一早就进城搭长途汽车回老家去了。
三梁招娣来到沟北街上，日头已经偏西了，街上的集市还正热闹。街上的人拥拥挤挤。卖年节干果糕点的吆喝声吵得震耳，她连看也无心去看，只透过人群瞅着街两旁哪个单位门口挂着“派出所”的牌子。她只念过三年小学，认的字大半忘完了，但自信还认得“出”字。寻思派出所的牌子上少不了这个“出”字。可是在人缝中挤了几个来回，也没瞅见这个牌子。急得眼都雾了，又没脸去问人。犹豫再三，见前面不远走着一位臂弯里挎个竹篮的高挑个女人，紧跑几步，从背后拉了她一下。那女人扭过头来，呀！才是改改妹子呀！改改一见是梁招娣，喊了声“嫂子！”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梁招娣也像见到了亲姐妹似的，激动地贴近她的身子，在她耳边低声说：“改改妹子，你东京哥跌下事了；我去看他，来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改改自从那天早晨去“四十亩堰”雪地里，找了半天那封信没找见，觉得自己给东京造下麻烦了，再没脸见东京，回沟北已经半个月了。今晌午一听父亲说一队窑上死了田连生，东京昨晚被抓到派出所了，越发大吃一惊。午饭后父亲一回去，她就急急要去派出所看东京。这时见梁招娣眼泪不干，眼圈儿也红了，说：“晌午我大来告诉我了，我也是去看他呀，怕他在里面吃不好，给他买了碗踅面……”梁招娣说：“你真有心呀，妹子！”跟着改改来到一个黑铁皮门前，看那门口白木牌上的黑字里真有一个“出”字，不知自己来了几次怎么就没有发现。往里面看，院子里前后有两排一边倒的瓦房。前排房门口，两个年轻公安正在侍弄着一辆摩托车。梁招娣和改改忐忑不安地走过去，轻声轻气地问：“同志，这儿有柳树街个人吗？”两公安抬头看了看她们，说：“你们是他什么人？”梁招娣说：“他屋里的，来见见……”公安冷冷地说：“不能见！送什么东西，放下。”梁招娣哀求说：“同志，我给他说句话……”公安威严地挥着胳膊：“走走走！说什么话！”改改看没商量的余地，只得将篮子里用手巾盖着的踅面碗端出来递给了他们：“那麻烦你们把这个给田东京吧。”就拉着梁招娣往外走。
梁招娣浑身打着冷颤，两腿发软，到大门口，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眼前天旋地转，金星乱迸。改改忙将她扶起，劝她到自己家歇会儿。梁招娣摇头不去，靠在街边泡桐树上喘息了一会，就别过改改往回走。她要赶快求人搭救自己的男人，她想到了李兴邦，想到了东虎哥，想到了窑匠江涛……
梁招娣回到柳树街，太阳还有一杆儿高，寒冷的西北风刮得巷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孩子们都还没有放学。她没回家，顺路走进了田光荣家。这阵儿，田光荣正拥被坐在炕桌前拨算盘珠儿。她媳妇满脸忧愁地坐在一边瞅着他，忽见梁招娣进门，挪了挪身子说：“嫂子，快上炕来。”田光荣也回头问她：“东京哥还没回来？”梁招娣心疼了地说：“没有呀……”想把去沟北的前后经过告诉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怔怔地坐在炕沿边。田光荣长长地“唉”了一声说：“嫂子，情况不太好。东京哥的队长叫人家免了，今晌午开会，又任命了田福全。”梁招娣冷得抖擞着说：“你总还是会计吧？”田光荣媳妇接了话说：“只怕人家要大换班，不要他哩。”田光荣说：“他就要，我也不干了！东京哥不干，我还干什么意思！没看我正把这些账往一堆收拾，打划交哩。”田光荣媳妇说：“一年会计十年赃，就看你交得离手交不离手！”田光荣苦着脸说：“还真是的，这儿就有东京哥的手续哩，光昨晚县医院里就是五百……”梁招娣下意识地按了按身上装的钱说：“光荣你没听人家那边的情况？”田光荣说：“晌午会开毕，我就在屋里弄账，再没出门，不知道新情况。反正是把尸验了，说是要两千元才埋人！”又压低声音说：“咋失鬼的，人都说窑匠江涛作了个‘证言’，把东京哥出卖了……”
梁招娣“氨了一声，浑身抖得越厉害了。光荣媳妇说：“嫂子，你冷的，快往上坐，把被子盖上。”梁招娣朝窗上瞅瞅说：“不啦，快放学啦，我门还锁着哩。”便从田光荣家走了出来。
太阳落了，梁招娣弓背缩肩地顶着刺骨的冷风往家走。远远看见杨桂珍用手按着头上的蓝头巾在门口朝她招着手，叫：“招娣，三个娃放学回来不得进门，一个个冻得直叫唤，都在我炕上暖脚哩。”梁招娣答应着，快步走进了桂珍家。杨桂珍跟着她回来，拉了她一下说：“你东虎哥找你哩，后晌到你门口来了三四回，你门锁着，叮咛我见你回来了叫赶紧到他家来一下。”梁招娣激动得满眼泪花说：“啊！我哥回来了就好，我还打算上城里找他去哩。”把孩子们领回家，也顾不得看炕炉灭没灭，炕热不热，让他们上了炕，转身又要往外走。刚出屋门，见田东虎已经走进大门来。梁招娣喊了声：“哥呀！”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田东虎走进屋，望着已经明显消瘦的弟媳说：“别哭，哭有啥用！早晨我回到单位，心慌的坐不住，又跑了回来。果不然，事情转坏了，我赶紧去见马林周，他给我交了底，说人家也不想把东京怎么样，只是叫负担两千元。我的意思，要钱给人家算了。”梁招娣说：“哥，今个我在我娘家只拿回来八百……”田东虎说：“那你出去再借上二百，凑够一千，我再见见马林周，看还能少不能。”梁招娣掏出身上的钱递给田东虎说：“哥，你把这些先拿上，我借下了就给你送来。”田东虎把钱装到身上，要走时又回过身说：“我听说那河南窑匠不是东西，但见了他别让走，我问问他！”说罢走了。梁招娣紧跟后头出了门，又去南巷去找李兴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