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立冬，北国宁夏就落了雪，淌了水的大片预留麦田里的冰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塞外的寒风刮得当地人都躲进土屋里不敢出门，擀羊毛毡的活路做不成了，出外两个月的田东京和伴当小贺，打点起行装，准备回家。傍晚时分，他俩一人掮着弹羊毛用的桑木弓，一人掮着卷毡用的大竹帘，来到了一个名叫“关帝庙”的小小火车站。他俩将弓帘靠到车站门口，走进空无一人的候车室，看了下“列车运行时间牌”，从银川到兰州的客车十点以后才到。售票窗口还黑黑的，两人只得消停等着。天越来越黑了，灯光昏暗的候车室里冷风嗖嗖，几排冰冷的连椅上根本不能坐人，他们便来到外面的月台上溜达着。
如今的田东京已满三十八岁，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十四年前，他结婚后半个月，就跟着东堡一个老匠人去林县山区学做毡。只一月工夫，他学会了弹羊毛，第二年春上便不跟师傅学了，凭着能弹羊毛出苦力，另搭了个伴当，和人家四六破账。他二月初出门，到“芒种”麦搭镰回来，就净落下五百元，交给父亲，还清了订婚、结婚时欠人的账。打这以后，他年年出外干活，手艺也越来越精，日子就过得比没手艺的人宽裕得多。
这时候，他和小贺正在月台上行着，便听一声汽笛响，一列满载的煤车进了站，缓缓地停在了路轨上。田东京心里暗喜。两个月前，他俩就是从兰州站攀上一列货车来到银川的，一人省下了十块钱车票钱。这列煤车大概又是要去兰州了，活该咱又省他十块钱啦。见车站工人打着手电筒正在火车轮子上敲敲打打，两人便凑前去问他：“同志，这辆车往哪开？”那工人爱理不理，别着外路腔，不知说了句什么。问另一个工人时，就遭到了一顿训斥：“走开！谁叫你们往路轨上跑，不怕砸死吗？车往哪儿开干你们什么事，走开走开！”两人做了个鬼脸，退回到月台上，悄悄商量了一下就扛了行李往车尾走去。车尾离站台老远，灯光暗暗的，也没有人。他俩将行李放在地上，一个人扒上车，一个人在下边将行李递上去，然后两人就在装满煤的车厢旮旯里背靠背坐着，等车开动。凛冽的西北风在头顶呼呼吹着，浑身冷得就像凉水浇，都顾不得了。过了好大工夫，一声汽笛响过，车终于“哐口（左）当（右）哐口（左）当（右）”开动了，两人高兴得嘿嘿直笑。
煤车出了站，长鸣一声，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车顶上更加刚劲的冷风带着煤屑，刀子似的朝他俩脸上划拉着。他们的脚和手冻得又疼又麻，就打开各人的行李包，取出做毡时捎带做的毡窝窝穿到脚上，又把些毡带子拉出来胡乱缠到头上、脸上。还是冻得难耐，两人便尽量靠得紧些，瑟缩成一团，只盼快些来到兰州站。煤车过站不停，可也半天半天不过一个站，好像和来时不大一样。两人抬头朝车厢外望望，就见夜色中的铁路两旁一片荒凉，便觉得情况不妙，不像是去兰州啊！心里暗暗吃惊：要是被拉到内蒙古就倒霉透了，不说省不下车票钱，往回走时还要多掏一半钱呢！他们不停地往外望着，始终连一棵树也看不见。天微微亮了，就见外面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茫茫的戈壁滩，两人一下子像被抢劫了似的浑身瘫软。啊啊！这不是到了内蒙是什么！说不出的懊恼将他俩淹没了。直到太阳出来时，才过了一个小站，见了些光秃秃的沙柳枝。
早饭时分，进了一个大站，看见了站牌上的“武威车站”几个大字，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虽然挨冷受冻，苦熬了一夜，等于没走，还要从这儿买车票再去兰州，但到底没有被拉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实属万幸。于是车刚刚停稳，他俩就像两只黑熊似的，从煤堆旮旯里站起来，将乱缠在头脸上的黑糊糊的毡带子扯下来，赶紧下车。两人正往下递着工具和行李，忽见两个戴着红袖箍的年轻人，大步朝他们走来，厉声喝问：“干啥的？过来！过来！”东京大吃一惊，啊！让人家逮着了！那两个人凶凶地命令他们跟着走。两人只得扛起行李跟他二人来到车站附近一间平顶房内，被喝令站好，拷问他俩从哪里扒的车。东京说了早起经过的附近那个小站。那两人望着满脸墨黑只露出一排白牙，浑身上下满是炭末的他俩，忍俊不禁地裂了下嘴角，也不深究，说：“每人罚款十元！”东京连忙诉苦：“同志，请原谅，我们错了，再不敢了……”“拿钱拿钱！”“同志，我们才出门，还没挣下钱呀，回去车票钱都不够呀……”那两人铁石心肠，喝道：“少罗嗦！快拿钱，不交钱别拿工具！”便将他们的弓帘搬进屋内，将他们二人赶出门外，就要锁门。东京无法，只得和小贺一人掏出了让煤末染黑了的十块钱。东京拿钱的手颤抖着，眼泪在眼眶里滚动。
东京和小贺神情沮丧地到候车室里买了回家的车票，托运了工具，然后到车站外面花五角钱买了一盆水，两人洗了满是煤屑的头脸。完后，他们一人吃了一碗兰州拉面，就拣了个避风的角落，相挨着坐下晒着太阳，打了一会盹。直到下午四点，才坐上了一趟从库尔勒开往重庆的过往车。车上人很多，角角落落都挤满了人，站都没处站，别说有座位了。两人就挤在人行道上，心里说不出的气恼。从下午站到交过夜，站得腰酸腿疼，又被过往的行人推推搡搡，小贺就忍不住发了火，红脖涨脸地大骂：“妈的×！谁比谁掏钱少吗？有人能坐，有人不能坐，站都没处站，就这样挣人钱啊！”骂了，却没人理睬。可那地道的关中口音却惊动了车厢另一头坐着的一对解放军夫妇。那男的立即惊喜地站起身，伸长脖子朝声音发出的这边张望，望了一会就瞅见了站在小贺身后的田东京，便大喊一声“田东京”，朝这边挤来。
田东京被突然听到的洪亮的喊声惊住了。待他看清了已经挤到他对面的解放军军官是马闷闷时，两只手早被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东京激动得热泪直流：“是闷闷呀！你……”马闷闷也十分激动说：“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你……我父亲有病，家里打电报叫我回去……你就一个人？”东京指着傻傻地站在一旁的小贺说：“还有他……”马闷闷就拉着东京和小贺来到自己的座位跟前。那座位旁正站着一位身材颀长，面容白皙的美丽少妇，妩媚地笑着欢迎他们。她不是别人，正是杨桂珍的女儿李媛媛。她身后的座位上还站着个五六岁的漂亮女孩，媛媛就拉她说：“茜茜，快叫田叔叔，让田叔叔坐。”聪明的茜茜就用铜铃般的声音叫着：“叔叔，请坐！”田东京望着她，恍如看见了二十多年前蹒跚着脚步、看着他堆雪人的小媛媛。啊！时间跑得多快呀！他向前跷了半步想去抱抱茜茜，忽然意识到自己满身煤屑没打净又把伸出的手缩了回去。他这举动早被细心的媛媛看在了眼里。媛媛强忍住一阵心酸，抱起茜茜塞到东京怀里说：“让叔叔抱抱，给叔叔唱支歌。”东京抱住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的小姑娘，就听她奶声奶气地唱起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东京开心地笑着说：“唱得好，唱得好！茜茜长的真像小时候的媛媛啊！”媛媛红着脸笑说：“东京哥，你坐下。”又望着小贺说：“你也坐下呀。”东京说：“不，你们坐……”马闷闷说：“客气啥哩，你俩只管坐下歇歇，我和媛媛站会儿。”又问：“你俩是干什么来着？”东京如实说：“去宁夏擀毛毡呀。”闷闷“氨了一声，“你也会干那活儿？”东京说：“叫事情逼的嘛！不干这个哪有钱使唤。”马闷闷说：“不对呀，宁夏不坐这一路车呀！”东京和小贺就将昨晚从关帝庙车站扒煤车被拉到武威车站的前后经过告诉了他夫妇，两人听着哈哈大笑了一阵。
往前走了几站，对面座位上的人下了车，马闷闷和媛媛才又坐了下来。一会儿，服务员推着餐车过来了，媛媛给一人买了一碗炒饭大米让大家吃。东京和小贺略推让了一下，就端上吃了。吃完饭，漫无边际地拉起家常来。马闷闷问东京现在有几个孩子，东虎有几个孩子，却避而不提田志忠和吕玉英。原来早在六八年他从部队回家和媛媛结婚时，田志忠和吕玉英已在先一年被当时红极一时的柳树街“造反兵团”迫害去世了。说到田东虎六九年也从南县调回原籍一事，马闷闷不解地说：“东虎哥为啥要回来呀？他在南县干得那么好，都当上局长了……”东京说：“他那局长，在我结婚的那年年底就被人家免了。”马闷闷说：“那是咋回事？”东京说：“都怪他自己！我嫂子他爸是地主成分，先在外边经商，土改后回到老家，房子被分完了，没地方祝他替丈人写材料向村上要房子，人家说他是支持地主反攻倒算，局长就被免了！”媛媛惋惜地说：“看看，东虎哥也真是，为了丈人害了他自己！”东京说：“被免了职他觉得委屈，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造反派’揪斗当初处理他的那个领导，让人家戴高帽子游街，上批斗会，夺人家的权。
可到后来又把权给人家交了，那个领导官复原职。他在南县站不住了，只得回来。回到家半年没有安排工作，急得他跑这个单位，找那个单位，作了多少难，才到县水电局上了班。现在还算好，在局里当了一名会计……”马闷闷和媛媛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噢--算没事了，这就好了。”媛媛接着问：“东京哥，我爸来信说，社员的日子现在好些了，是吧？”东京苦笑了一下说：“咋说哩，粮食是比前多年松宽了些，不过短吃的人家还有多一半。去年村上通电了，可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没手艺死靠生产队的人，连一月五角钱的电灯费都交不起……”“你有手艺，该比一般人好得多吧？”东京点头说：“那是的。这五六年来，年年冬春两季出四五个月门，在外一天不脱空干活，挣下钱一分不乱花，除过交队的，一年给自己能落五六百元。”马闷闷高兴地说：“这还差不多！”媛媛又问他：“自柳树街现在的掌权人咋样？”东京说：“唉，再别提了！自从七零年老支书马多雨卸任以后，换了田社民，大队班子就一任不如一任，一个比一个心脏！好人一满抬不起头，那些死狗烂脏，只要顺着他，都是好的。去年年底乡上才根据群众的反映，支书调整成了李兴邦……”马闷闷说：“李兴邦我印象不深……”媛媛说：“他是金牛叔家凤英的女婿，人很正直呢。”马闷闷因看见小贺靠在座位上呼噜呼噜打起了鼾声，忙给媛媛使了个眼色说：“别说了吧，他们一天一夜没合眼，累啦。东京，你快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东京说：“没事没事，见了你俩我哪儿还有瞌睡……媛媛，你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农村人多年来都念这顺口溜：会计见会计，腰里别的人民币；书记见书记，比谁的自行车儿利；保管见保管，吃的大胖脸；社员见社员，难过说不完。”
媛媛笑了笑说：“看来问题严重着哩！东京哥，我看你往后别做毡了，如今右派平反了，地主、富农摘帽了，你也再不为田伯的问题被歧视了。有人选，大队长、生产队长你就上，为大伙办点事儿。”东京说：“嗐！咱就不是当干部的料呀！”马闷闷说：“媛媛说得对，你可不要小看自己。比如我，当初当兵也在心里说，马闷闷呀，你念了几年书，没识下多少字，想升军官没门儿，当几年兵原回来种庄稼吧。可万万没想到在西藏平叛战斗中连立两次二等功，就提拔当了排长；六七年‘支左’又立了功，升为连长……当初咱只说，三年复员后，好赖有个女的愿嫁咱就行了，更没想到漂亮女学生给咱写来了求爱信……”媛媛飞红了脸，望着他说：“你别臭美，参军二十年了，才当了个连长还骄傲呢……明年复员了看咋办？”东京说：“闷闷一定复员不了，将来要干个营长、团长哩。”马闷闷说：“咱没有那个野心，明年肯定要转业。要不是我父亲有病来了急电，我今年绝不回去。”说着话，东京终于支持不住，头歪在小贺身上也打起呼噜来。
第三天晚上八点，火车到了梁山车站。原来，六零年下马的西林铁路七零年重新上马铺轨，七三年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在岭后村村北有个车站，因离梁山县县城较近，就名为“梁山车站”。东京一行下了车，让马闷闷和媛媛他们先走，他和小贺去行李房取了工具走出车站，也和小贺分路，各自朝家走去。
东京摸黑进了村，到家门口，正要叫门，忽见大门锁着，他“氨了一声独自说：“九点都过了，人都往哪去了？”刚放下工具转过身，就见巷道上走过来几个人影，听声音正是梁招娣和孩子们说话。田东京就朝他们喊：“走快点，开门！”梁招娣闻声惊讶地说：“呀！你大回来了！”就抱着睡在怀里的丫丫小跑起来。文君、文兵哥俩早喊着“大！大！”飞跑到了身边。梁招娣气咻咻到门口，将钥匙塞给文兵叫开门。田东京从她怀里接过丫丫，在女儿圆圆的脸上亲了一口，丫丫醒来了，直喊“扎！扎！”梁招娣往他下巴上一摸，笑着说：“好先人，得出门就再没刮过胡子吧？鞋刷子似的还亲娃哩！”
门开了，梁招娣抱起弹羊毛弓，让文君、文兵抬着田东京的行李包，一家人回了屋。东京将丫丫放炕上说：“这时候了，你娘们干吗呀？”梁招娣说：“媛媛她公爹去世了，桂珍婶家要去送丧，叫我帮他糊了个花圈，做了几个花馍……几个娃跟着我不离……”又叫：“文兵，快拿暖水瓶，给你大往脸盆里掺些热水，叫你大洗洗。”自己就快步去灶房舀了半盆儿面，端屋里，一边和面一边看着东京洗脸，问东京：“今年活路好不好？哪天停的活，哪天搭的火车？”听东京说为了省钱扒煤车，冻了一夜反被拉到更远的武威站，还多掏了十多块钱车费，又挨了十元罚款，梁招娣就又好笑，又心疼，眼泪都流下来了，安慰他：“扔几个钱是小事，只要人好好回来了比啥都好。”东京望着眼巴巴站一旁的两个儿子说：“白花了冤枉钱，气得我都没心情给娃娃买吃喝了……”梁招娣说：“不买就不买！他们在家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还想吃个甚？睡去，都睡去！”文君、文兵就都上炕睡了。
梁招娣煮好面条给东京端了一老碗，望着东京吃，又说起了媛媛的公爹马根山，叹息说：“哎……听桂珍婶说，老人可怜的，躺炕上几天不咽气，等他的老三哩……到底把闷闷没等回来！”东京吃得鼻洼里冒汗，说：“闷闷和媛媛今晚上回来了，和我们坐的一趟火车。”梁招娣说：“这就好了。桂珍婶也天天巴望着媛媛回来哩，媛媛有了娃几年了，外公外婆都还没见过哩！”东京说：“我可见了，长得真俊气呀，跟小时候的媛媛一个模子里倒出的！”
东京吃毕，梁招娣又热了半锅水，伺候东京脱下身上的脏衣服洗了澡，才让东京钻进了热被窝。这时候，三个孩子都睡着了，梁招娣上炕依偎在东京身边，抚摩着东京的脸，心疼地说：“瘦了……”东京说：“没听人说，钱难挣，屎难吃！咋能不瘦？”东京就从裤头上的小兜里取出一沓钞票交给梁招娣。梁招娣坐灯下，手指抿着唾沫一张张点着。点完了往炕席底下一压，拉了灯就钻进了被窝。年轻夫妻，久别重逢，难免有一番亲热。
两人亲热过后，因怕睡着了被孩子看见，梁招娣就轻轻地挪到女儿丫丫的被窝去了，打着哈欠说：“这两个月挣钱不少，将近七百，一天投十多块哩。”东京得意地说：“把你和娃们丢在家，再挣不下钱咋对得起人？今回给队里交过，净落五百五，过年看给你和娃娃都买啥哩。”梁招娣说：“你先慢高兴，往后我看你这钱挣不成了！”东京说：“咋挣不成？手艺学到咱手里，谁抢得走？”梁招娣说：“不是这话，大家都嚷嚷着要叫你当队长哩！田福全糊弄的厉害，社员一口腔要换他！”东京听了就心里一热，嘴上却说：“我才不会干那个差事，一年耽误我多少票子！”梁招娣说：“别狗肉端不上席！大家叫你干你就干，人家当干部图的是亏众人肥自己，图的是借职权欺侮百姓。咱当上干部不占大家一分钱便宜，就图的是扬眉吐气给屈死的咱大咱妈争口气！”
梁招娣的一番话，勾起了田东京对父母亲苦难一生的辛酸回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村上造反派重新提起了八爷的死因，威逼父亲承认害死了八爷。父亲受不了“老虎凳”、“架飞机”酷刑的折磨，自缢身亡；患病在床的母亲受此打击病情加重，也撒手人寰。想到这里，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流了满脸。梁招娣听见他哭了，鼻子一酸也滴下泪来说：“别难过了，你只记着要给咱大咱妈争口气就行了！”
第二天早起，田东京换了身干净衣服走出家门。巷里人见了，都笑脸相迎，说：“哦，挣钱人回来了！今年活路怎样？”东京就掏出纸烟盒给他们散烟，笑着回答：“还行，还行。”有人就迫不及待地凑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我看该把心收了，给大伙服务吧，别光顾自己！”东京只笑一笑，内心里却激动地盘算：生产队长咱不干，要干就干大队长，在柳树街露他一手！迎面碰见一头白发的李国强，向他说：“啊啊！东京几时回来的，昨晚上招娣咋没说你回来了？”东京又给他递上一根烟说：“叔，我昨晚回来都九点了，她还在你那儿帮忙呢……闷闷和媛媛也带着茜茜娃回来了，我们坐的一趟车。”李国强喜得咧嘴直笑，又说：“东京，闷闷他爸去世了，明儿个陪叔送丧去。”东京爽快地说：“行嘛，我也好顺便慰问慰问闷闷呀。”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国强和桂珍婶老两口按当地习惯请了邻舍男男女女十来个人组成的送丧队伍，就往冯村出发了。他们特意请田四锁套了队上的胶轮车，让妇女孩子们拿着花圈、蒸食、挽幛之类坐车上，几个男人都骑着自行车。东京骑的是去年才买的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可是出了村没走多远，就掉链了。他便让人家先走，停下来搭链，独自埋怨梁招娣：不知咋弄的，看把个新车子骑成啥啦！搭好链子正要赶路，忽听身后谁叫了声“东京哥”，回头一看，是田改改。改改是马根山老汉的外甥女，穿着一身白官布孝衣，也要去给舅父送丧。她十八岁上嫁到了沟北，两年前丈夫牵扯进一桩盗窃案被判刑五年，还没有回来。她没有孩子，多半时间都住在娘家，因为心情不好，已不似做姑娘时那样俊俏活泼，但仍有着三十岁少妇的娇美与端庄。东京见她也推着自行车，说：“你咋独自个，再的人哩！”改改说：“我家也套了辆大车，人家坐车走了，我嫌人多太吵，骑了个车子。”东京笑说：“我倒不怕人多，就是这车子不争气，老掉链。”改改说：“那就别骑了，也没有多远的路，咱俩推着走吧。”东京说：“掉链是掉链，还能骑。”改改说：“那就骑上走吧。”两人一前一后跨上了自行车，可东京没蹬两圈，又掉链了。改改“咯咯”笑着跳下车子说：“快别逞能了，推着走吧。”
东京自我解嘲说：“新买个自行车，多日没在家，硬是叫我媳妇给骑散伙了！这只得推着走了。”两人走了一会儿，改改说：“东京哥，你这多日子是又出外去了呀，怪不得我到你屋找了你几回没见人。”东京说：“找我有啥事儿？”改改说：“我记得你能掐‘八字’儿，想请你给我掐掐，看我跟我那贼熊男人还能过不能。”东京笑了，“改改你咋胡说哩，你女婿也是一时糊涂犯了错误，受几天教育，回来了就省事了……再说，我哪会掐什么‘八字’，你见我那几年给人胡掐胡算哩……那还不是小时候在工地上跟田八女学的‘诸葛亮马前课’。其实我自己都不信，全是哄人玩呢。”改改听着就“噗哧”笑了，可紧跟着又流下了眼泪来。东京知道她心里很苦，一时却不知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改改又突然说：“我真不想跟他过了！”东京说：“不敢这样想。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了。你比我小近十岁哩，别灰心，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两人说着话，就进了冯村巷道。巷道上拥满了大、小车辆，头上戴白布的男人、女人来来往往，主家门前停放着挂大红绣花“二十四孝”平绒围帘的灵轿，大门两边摆满就扑哧了五彩缤纷的花圈和做工精巧的“金山”、“银山”、童子牵马、“暖水瓶”、“自行车”之类，还有绣着“勤俭一生”“典范永存”的挽幛和写着大红字的玻璃匾。田东京也顾不得细看，就跟着改改推车进了大门。
马根山老汉的一生，没有给儿女们挣下什么家当，却给儿女们留下了受益多多的“贫农”成分。在中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分就是无形资产，它可以使一个人的身价百倍，或一文不值。马根山四儿三女，大都没有念过什么书，却产生了两个大队支部书记，一个省贫代会代表。即便不算他们，光马闷闷这个现役连长就给他老人家增光不少。今天连沟北乡政府和县上都派人送来了花圈，使得邻舍们称羡不已。
田东京进门放下自行车，先去向悲痛的马闷闷表示了慰问，又去老人灵前深深鞠了一躬，才在吹鼓手的一片鼓乐声中走进席棚下吃饭。他们这一席七个人，虽不大熟悉，却都好像见过。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高大个，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手腕上戴着手表，挽着袖子，手不离酒壶，喝得红光满面，还一边倒酒一边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东京认得他是贺水莲的丈夫梁有志，现时在县供销联社开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他原来和马闷闷同在一个连队里当过兵，后来也认识了田东京。东京刚一落座，他就斟了一杯酒递过来说：“来，你来迟了，今日难得相聚，喝上一杯。”东京连忙说：“谢谢，我不会喝酒。”梁有志不依，大声说：“你哥田东虎和我都常喝酒哩。我敬他他也不敢不喝……”东京只得接过酒杯喝了，又回敬了他一杯。梁有志喝过，接住他刚才的话头说：“……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中糟踏的东西太多了，光六七年两派在金龙沟打那一仗，烧的汽车就有十多辆……真可惜呀，那些车哪一辆都比我现在开的车性能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现在每个大队都能有一辆大卡车，何至于到如今许多穷大队连手扶拖拉机都买不起！”有人插话说：“我们冯村大队新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咧……”梁有志说：“稀罕！就这手扶拖拉机咱们国家过去都不会造，还不是王震司令员访问日本时，学人家日本的……”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碍…”梁有志接着说：“……金龙沟那场武斗谁是后台呀？樊向新！他当时是‘看今朝’战斗队的头头，夺了梁山县委的权，把郭书记打成了‘走资派’，又让我表姐挂牌游街。柳树街造反派就揪斗我姑父是‘历史反革命’，直把俩老人整死了……可今日哩，郭书记还是郭书记，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右派’、‘地主’全部摘帽了。他樊向新哩，至今还在监狱里蹲着哩！”梁有志虽然说的都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事儿，可田东京听着，仍然觉得很受鼓舞。
当天晚上，田东京从冯村回来，家里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支书李兴邦，一个是大队长马林周。马林周是东堡人，和李兴邦一样，都是四十出头的青壮年。他在六十年代初期“低标准”那阵儿，担任过四五年大队保管员。那时是大队一级核算，田社民还是大队会计。七〇年田社民担任支部书记后，又一手培养马林周和二队田万有的儿子田福全入了党。几年后，田社民退下来了，马林周和田福全却一直大队、小队轮番干着。他们感激“老支书”的知遇之恩，对“老支书”十分敬重，遇事总要向他讨主意；又利用权力将他推举为“老支委”。于是，在柳树街形成了一股势力，互相包庇利用，损公肥己，营私舞弊。
去年春上，一队队长田福全没经过社员大会同意，自作主张拿了队上两千元现金去河南买柴油机。来回跑了半个月，东西没买到，说是钱被骗子骗了。队上白白损失了两千元，还给田福全认了三百元旅差费。社员意见很大，因为大家原本没同意去买柴油机，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而且这两千元钱究竟是不是真的被骗了，没有证据，也很难让人相信。但因为田福全有马林周护着，谁也把他没办法。如今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党中央决心“拨乱反正”，民主改革之风渐渐吹到了柳树街，久被压抑的一队社员终于发出了撤职田福全、改选新队长的呼喊。
李兴邦也是田社民担任支书时入的党，可他生性耿直，从小接近的是田志忠、田天合、田秉文这些普通群众，深知他们的苦难和要求。他根本不愿与马林周他们同流合污，在党员会上敢于替广大社员说话，所以就被当作“另类”，长期受到排挤。直到去年乡党委调整各大队支部领导班子时，才根据柳树街群众的呼声，支书上了李兴邦。李兴邦对大队情况了如指掌，他上手后一直决心解决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因马林周不断从中阻挠，迟迟没有行动。现在群众自己发动起来了，李兴邦觉得是个大好时机，就又和马林周商量如何办。马林周见一队局面已经失控，实在无法拖延了，只得变被动为主动，爽爽快快地跟着李兴邦来到东京家。
田东京也知道他二人来是什么事，请二人进屋坐下，在煤油炉上熬了“安化”茶，给他俩一人倒了一碗。李兴邦和马林周一边喝茶一边问东京马闷闷的父亲的葬礼热闹不热闹，酒席好不好；又问东京这回去宁夏干了多长时间毡活，宁夏农村在三中会后都有什么大变化。听东京说，宁夏有些农村家家都有电视机、收录机，比咱这儿发展快得多时，李兴邦感叹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嘛！再也是毛主席说的，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给群众选个好带头人十分重要……”东京点头说：“是啊是啊！”李兴邦顺势说：“因此咱一队社员都希望你东京给大家当个带头人，把咱一队的面貌改变改变。我想你该有这个决心吧！”东京故意推托说：“不行不行，咱就不是这犁上的铧呀！”梁招娣也说：“他哪能当队长？自家有三个半大小娃娃，都上了学，拖累大，只自家鞋旮旯里的香茅拔不清……”李兴邦说：“正是因为咱人口多，孩子小，咱才更应当把心扑到集体的事业上。要过好日子，总得靠集体呀！”东京望了下马林周说：“咱有这个心，没这个能耐么。”马林周说：“大家看你有能耐，你就有能耐。看你这几年把自己得日子过的不如谁？但是谁也不能打着鸭子上架，你不愿干，可还有几个人争着想干哩。”李兴邦说：“那些想干的大家不放心，怕他们还不如田福全。东京你不拿出主人翁的态度，让他们把队搞垮了，吃亏的还是自己！”东京就笑了笑说：“那我考虑考虑。”
送走了李兴邦和马林周，梁招娣和东京回到屋说：“文他大，你看吧，还有人想干哩，可不要推让得太过了。”
过了三天，柳树街一队就召集全体社员会改选队长，马林周主持会议。大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投票结果，田东京高票当眩一队五十多名男女社员哗哗地鼓掌欢呼，要求新队长田东京给大家讲几句话。满脸涨红的东京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没啥好说的，大家信得过我，我就干，好好干！说出不算，做出再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