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正处于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的前夕。无疑，在客家先民们中间，已经流行民歌了但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差，纵然诸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诸如“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等等，与客家民歌已有了很大的相似，但是，作为其时民歌的文化精神，仍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而稍后的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我们才找到客家民歌的近缘。
其间的民歌，可以说，几乎全属于情歌的范围--这与客家民歌中以情歌居多情况十分接近。其间艺术形式，则以体裁短小，一般是四句结构。
其大胆的爱情吐露，也是非常显着的，绝不扭捏作态，干脆直来直去。
不妨作一比较。
如南北朝的《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
反着袂禅后裙露。
天生男女共一处，
愿得两个成翁妪。
而客家山歌中则有：
敢吐山歌敢大声，
敢放白鹤敢响於；
敢耍大刀敢出阵，
敢恋妹子敢同行。
其大胆、直露，敢做敢为，可谓同出一辙，乃“天生”一样。当然，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也才能于民间畅所欲言。
无疑，把客家山歌的“流”的开端，“定格”在这个历史时期，是要相对合理得多，既符合作为客家民系最早发生的时间，也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无论从实--民系的形成，还是从虚~精神的播扬，这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确定这一起点之际，我们还是不要忽略另一种看法。有一种学派觉得，客家山歌的诗味要相对浓一些，也就是文人气息要大一些，更类似于唐代的七绝以及《竹枝词》，从而断言客家山歌始于七绝与《竹枝词》。如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曰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就可以与众多用双关语的客家山歌相比较，例如：
第一香橼第二莲，
第三槟榔个个圆，
第四芙蓉并枣子，
有缘先要得郎怜。
又如：
岭岗顶上一枝梅。
手攀梅树望郎来，
阿娘问我望什么，
我望梅花几时开。
其手法，用词诸方面，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竹枝词》本就是山歌中的一种，是流行于蜀地的民歌，正是刘禹锡的《竹枝词》，把民歌引入诗中，才开了诗歌界的新风。就如后来黄遵宪力主“我手写我口”一样，总是以民歌为先导而开一代诗风的。传说中的客家歌仙刘三妹，按发生的时间去推算，比刘禹锡写《竹枝词》还早一百多年。所以，说客家山歌始于七绝或《竹枝词》，显然有时间上的倒错。
另一方面，民歌人诗，历来是文人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民歌作为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更是诗歌创作之本，如果反过来说民歌向诗学习，那便是本末倒置了--又一个倒错。
当然，由于客家民系历来的文化素质就非常之高，这就不可能不对民歌的发生产生影响，所以，使得客家山歌颇有“文”味或诗味。其实，语言本就是大众生活的产物，当日的野味，到后来，也会觉得清雅--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正如《诗经》，作为当日的民歌，可以说是俗之又俗的，诸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后人当作诗歌的范本，却又捧得其雅了又雅。或者说，口中唱出为俗，笔下写出为雅。可说到底，笔下的文字，哪个不是先从口中吐出才成为其语言的呢？
对于山歌与诗的关系，到此也可以说是点到为止，应是相当清晰了。所以，把七绝与《竹枝词》算作客家山歌的开始阶段，显然是太牵强了。
流变
当然，客家山歌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不否认其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为其母体的前提下，认为其汲取了江南一带、包括山区少数民族的民歌之精华，以丰富、充实自身，这倒是合乎情理的。
把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视为客家山歌的母体，我们还可以从今日客家话中的常用语中得到证明。无论是《焦仲卿妻》（BP《孔雀东南飞》），还是《木兰诗》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常用语，如“阿母”、“公姥”、“阿女”、“阿爷”、“爷娘”、“阿兄”……等等。可见，“阿”字作前缀，当是那个时代的习俗了，却不见在前或在后的诗文中如此频繁出现，而在流传至今日的客家话中，使用率极高。这，尚有待语言学家进一步去论证了。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客家人自北向南迁徙，不可能不受江南吴歌（亦即山歌）的影响。例如，吴歌：
月子弯弯照九洲，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
几家飘散在他洲？
也就对客家山歌的形成有相当影响。倒过来说，它也有七分似客家山歌了。辗转江南数百年，这么多代的客家先民，不可能不接受这样的影响。
而从客家山歌内容上看，南方的习俗，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也都融汇了进去。例如黄遵宪辑录的（山歌）中就有：
新买葵扇画麒麟，
两人讲过千年情；
牵手来看河中水，
河里无水不断情。
这里，北方的枣子与仅产于南方的槟榔都结合到了一起。而南来的客家人也有了食槟榔的习俗了。
又如黄遵宪所云土人自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群，当系獠蛋（即土着）遗俗。今松源松口各乡，尚沿用不改。”所以，客家山歌中，亦大量融入了这里的土着畲、瑶、黎的民歌，也是顺理成章的。客家山歌中，亦有相似于少数民族山歌的地方，亦不足为怪。当然，亦有人认为黄遵宪的“遗俗”论有失偏颇。
至此，关于客家民歌的起源，流变以及形成与承传，已大致勾勒出了一个轮廓来了，可以说，它与整个民系的产生，形成与发展，也是同步的。在弄清其历史渊源之后，我们便可以对其代表的文化精神，给予中肯的、合理的评价了。
独钟于情
打开一部客家山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的情歌，它不仅占了大部分的篇幅，而且也集中了客家山歌的全部艺术成就，代表了客家山歌中最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我们在这部作品里，也就集中阐释客家情歌而置其他于不顾了。
客家情歌，其出类拔萃之处，当在其“浓”，火一样的爱情，以及烈火一般为爱情而抗争的倾诉。大胆，泼辣，百无禁忌，敢作敢为，教人不得不联想到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独钟于情”、“称情直达”的“浓于热情”的伟大时代。--客家人无愧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的“情种”，要爱就爱个死去活来，不然，你就不配得到真正的爱：
入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藤生树死缠到死，
树生藤死死也缠。
如此炽烈、如此直率、如此“疯狂”的爱，有谁不为之感动呢？一个“缠”字，声情并茂，言行皆兴，将生死不渝的爱，可以说是写到了极致。这比文人言语中的什么“地老天荒’、“山盟海誓”之类，要生动得多，形象得多，也真挚得多。没有半点的矫揉做作，有的是火一样的拥抱！
这一类山歌，不受时空的任何阻隔，千百年来，在客家人所到之处，都传遍了。这也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共同的心声，所以才永远也唱不完。
生要恋来死要恋，
不怕官司打眼前。
杀头好比风吹帽，
坐牢好比逛花园。
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婚姻得到自主，不再重演《焦仲卿妻》中的悲剧，客家人的天放精神也在情歌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如此刚健、粗矿、豪迈的情歌，岂是在闺房里吟唱得出来的？为情而死，一往情深，实乃魏晋之“高情”，也如王戎所呐喊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此敢爱的人民，又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正是这炽烈的爱，才有这么一个卓然独立的伟大民系的诞生；正是这炽烈的爱，才有这么个民系一部了不起的文化史！
情义千金
客家情歌中，有一个最为突出的内容，那就是把爱情与劳动相联系在一起加以歌颂，是对劳作的讴歌，亦是作为爱情的酵母；是对劳动的评价，亦引入了爱情的因素。无疑，好吃懒做、奢侈浪费，是不配获得对方爱情的。且看下面一首山歌。
乌竹烟筒桂竹身，
贪妹人才贪妹心；
贪妹身强劳动好，
贪妹爱哥是情真。
“身强劳动好”，说得很自然，并不是另外加进去的。
显然，这与客家女子历来放胸、天足、从事农耕与其他劳作是分不开的。这与汉族其他女子锁在深闺不见人的习性迥然不同。正由于在外参加劳作，与外界接触就多了，男女青年一起谈情说爱，也绝少受到非议。爱情的经历，标准、价值取向自然也就同那种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闭式生活相背离了。反过来，也就催生了数不胜数、热烈火辣的爱情山歌。好花开在好花园，
好妹难怪阿哥缠。
只因妹妹劳动好，
勤耕细作精耕田。
作为女性，如此“明目张胆”地被人缠，也可见解放的程度了。而对爱情的追求，其微妙的急切心理，竟有如下绝妙好词：
妹在塘边洗衣裳，
乎拿擂槌眼看郎，
擂槌打在妹手上，
只怨擂槌唔怨郎。
妹子割草上山岗，
翻去翻转来看郎，
翻去翻转踢脚趾，
只骂石头不骂郎。
这种在大自然怀抱的劳作中滋生的爱情，自似山泉一般清淳，容不得掺杂任何世俗的东西。要的是情，动的是情，相悦的更只是情，而别无他物。拜金主义在这里不仅没有市场，而且被深深地憎恶。情义是唯一的标准，至高的标准，丝毫不得动摇。这，才是坚贞的爱，至诚的爱：
别人有钱我唔贪，
阿哥穷苦妹有嫌，
有耳锅子当天煮，
有鱼有肉也鲜甜。
讲着钱财妹唔贪，
只贪人情长久行。
百万家财借手过，
膝头有肉贴唔心。
金钱是不屑于掺和到里面的：
你系有心我有心，
花有清香月有阴。
两人莫道钱财事，
总爱情义值千金。
好个“情义值千金”！也许，如今会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太传统、太陈旧了，是沿袭了重义轻利的旧价值观，如今讲商品经济了。但是，爱情毕竟是爱情，爱情的独立性，每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依附于旧的宗法关系，也同样不应依附于物或金钱。女性的解放，更在于爱情婚姻上的自由、自主与自立，不成为宗法关系的附庸、金钱的附庸，乃至男人的附庸。
所以，客家山歌对“富家哥”，“纨绔郎”是嗤之以鼻的，客家女们绝不把他们当作倾慕、追求的对象，相反，却处处对之加以鞭挞：
马鞭烟筒竹节多，
老妹不恋富家哥；
燕子不进愁人屋，
洋船不进小江河。
打雷落雨闪电光，
鲢鱼游到草鱼塘，
鳜鱼不吃草鱼屎，
妹子不爱纨绔郎。
对于身外之物，山歌里是看得很清楚的，简单几句，却寓有深刻的哲理。钱是不可以遮蔽住真情的，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无以长久：
月亮弯弯在半天，
有心相好莫讲钱。
云遮月光无长久，
真情实意万万年
兴往情来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自一部《诗经》到如今，中国又产生了多少动人的情歌！它们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绮丽、婉约或火热直率……而作为山歌中的情歌，更如山野中带露的山茶花，绰约闪烁，令人迷醉。客家山歌中的情歌，便是其中的一束。
客家人的不少情歌，都堪称艺术上的精品。黄遵宪正是从中感受到其“天籁”，把它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例如他专门抄录、赠与他人的那些《山歌》中，随意便可以抄出几首，均可让人回味：
送郎送到牛角山，
望郎不见侬自还。
今朝重到山头望，
恨他牛角弯复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
送人离别水东西。
挽水西流不容易，
从今不养五更鸡。
何其之雅，何其之真，何其之妙！真是“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把一位女子思念之情，写得惟妙惟肖，那奇特而又独到的心理，亦非一般人所能体察。反复玩味，哀情如诉，
阿哥有情妹有情，
不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自有人开路，
水深自有撑船人。
听到这些山歌，你就如走入客家人所居处的地方，真可谓山多歌多，歌多情多，古木森森，岗峦起伏，说不定，什么地方就会飘出让你乐而忘返的山歌。你也不自觉地跟着即兴唱了起来，如有天助，一时间，疲劳顿去，宠辱皆忘，你才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纯粹的人，找到了自我--这，可以说，正是客家山歌最了不起的力量。
要我唱歌我就唱，
唱个金鸡对凤凰。
谁能不为之动容？山遮去了远别的情人，而后每每上山，总要恨它山头依旧弯在前头挡去视线，嗔怪得无理，却有情！同样，离别时，鸡啼水流惹人离恨，无力挽水，竟不再养五更鸡，免得再惹离愁--这，已不仅仅是什么修辞手法了，而是一片至情的吐露。
黄遵宪谈起当日的山歌对唱，更令人神往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实在是太富于诗情画意了。也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光，人才可以无拘无束吐露真情，不止忘俗，乃至忘我矣。这样的场合，能不产生“天籁”一般的清纯，美好的情歌么？
喜鹊衔杈入松林，
松林树下好交情。
松树千年不断杈，
两人百岁不断情。
唱个麒麟对狮子，唱个情妹对情郎。
客家山歌名声扬，首首山歌情义长。句句唱出郎心事，宇字唱出妹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