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主
在近代三大革命运动中，客家人在戊戌变法里，也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虽然这次变法的主帅人物并不是他们了。从太平天国思想发展路线来看，直接导致的该是辛亥革命，是冲天而非补天。
但作为戊戌变法两大主帅之梁启超，却是在他的旧师、客家思想文化大师黄遵宪的影响与扶持下，才得以脱颖而出的。
别号“人境庐主人”的黄遵宪，出生于客都嘉应州，出生之际，正是太平天国风雨欲来时节，其曾祖父、祖父，都是“民商”。他1876年中举，第二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他意识到“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从此，在10多年里，先后到过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国任外交官--先后为参赞与总领事，自是对世界有所认识，为中国积弱痛心疾首。他先后写了上百万字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及《人境庐集外诗辑》等。在美国时，他亲自出面交涉，争取了大批因种族歧视而被捕入狱的华侨得到释放，被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称之为“中国历来驻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黄遵宪为此愤而写下《逐客篇》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前。轩顼五千年，到今种极弱……”
甲午战争后，晓知客家志士丘逢甲在台湾发动反割让、拒曰寇的斗争，更疾呼：
亡秦者谁三户楚，回国后，一度与康有为“纵谈天下事”，“朝夕过从，无所不语”。更与梁启超成了忘年交，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时务报”，聘请梁启超为主笔。梁启超即从北平来赴任，他赋诗6首，以勉励年轻的梁启超办好报纸：
青者皇穹黑劫灰，
上忧天坠下山颓。
三千六百钓鳌客，
先看任公出手来。
后来，他在湖南任按察使，
在同是客家人的巡抚陈宝箴支持下，推行新政。后变法失败，他未能再到日本出使，便被解职放归，回到故乡，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
这是他的政绩。而他在文化上的贡献还要更大一些，他名列近代中国十大诗人之列，也就是近代最出色的一个，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亦被推崇为“诗界革命”的首席代表，誉为“独辟异境，不愧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他的诗，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精神，成了继杜甫之后又一部“诗史”。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平民化的“我手写我口，古岜能拘牵”的主张，把民歌引入诗中，提倡采纳文言、俗谤，力图突破旧诗的格律。
长期以来，由于客家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及社会地位，虽然贵族意识仍坚守不退，但生活却是无可奈何地平民化，甚至到了底层。黄遵宪也不例外，一方面，他是朝廷大臣，经自己努力，不辱祖望，无疑其应已是“贵族”一列的了。但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民系中，对民间疾苦深为了解，因此，他便具备了与封建士大夫不同的见识，这也反映到了他写诗的主张上。他在1891年44岁时所作的《山歌》诗后题记五则之一中说：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之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佘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曰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读黄遵宪诗，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作为客家人那种如火的热情、忧患意识。“上戚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表现得极为炽烈。躁动的诗魂，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同时，客家人的文化底蕴也充分体现出来，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天籁”，更是非“人籁”可比。
而客家人的求新敢创，也在他的政治生涯与诗歌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究天！观人，通古今”之外，加上了“明中外”，要求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以变革中国积弱积贫的现实，积极投身于变法运动之中，虽被解职而不悔。而在诗歌创作上，又能批判前人，敢于创新，在艺术上更“熔铄百家，斟酌乐府”，独辟蹊径，融人了民间“天籁”，从而成为“诗界革命”之首，为古典诗歌独辟出一个新的天地，故其弟子、“诗界革命”倡导者梁启超称：
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20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
客家俊杰辈出
在《台湾行》一诗中，黄遵宪曾这么写道：
万众一心谁敢侮，
一声拔剑起击柱！
他写的是同时代另一位客家志士--丘逢甲，这是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一位世家子弟，早年亦中举，会试又中进士。但他见清廷腐败，不愿留京就住，仍回台湾从教。甲午战争后，淸廷割让台湾，丘逢甲愤而咬指血书拒倭守土”，并数次刺血上书，要求“废约再战”。但清廷反以“台抗京危”为由，急急交割台湾给日本。在“无天可呼，无主可倚”的情况下，他与众I爱国志士认识到，要取得反割台的胜利，必须摆脱清廷对台湾的控制，使清廷割让无效。于是，他倡议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改年号为“永清”，表示台湾永远属于中国，俟“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尽管在客家人看来，清廷并非自己的汉族王朝，但在中华民族的大义上，此刻，自然仍得承认其之“正朔”。关于客家人的“崇正”观念，我们后面将要另有论及。
“台湾民主国”只存在极短的时间，在日寇强大的军事攻势下，纵然台湾军民同仇敌汽，战火几乎遍及全岛，且打了几个重大如大抖嵌，枕头山、笔架山、八卦山等战役，教日寇胆寒，连日军指挥官能久亲王也一命呜呼。但毕竟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义军弹尽粮绝，伤亡过半，丘逢甲也在部将所劝“台虽亡，能强袓国则可复土雪耻”下，挥泪离台返回大陆，临别作诗曰：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回到家乡镇平（今蕉岭），他创办T学校，推行新学，走教育救国之路，“劝办学校以百数”。因主张变法，被“目为异端”。后又因办学声誉鹊起，被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推选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局长。他既是“诗界革命之巨子”，又是名声卓着的教育家，更是辛亥革命的党魁之一，故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成功，他积极策动广东独立，尔后，民国成立，他到了南京，成为参议院议员。可惜任上重病，不久回到老家，终不治，年仅49岁。临终时，仍嘱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仍不忘收复国土与统一祖国的志愿。
诗有“黄丘”并称，连黄遵宪亦称许此君真天下健者。
渠自负曰：420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可见两人在文化界共同的地位。
黄遵宪在辛亥革命前6年已去世，如多活几年，势必也与丘逢甲一道追随孙中山先生。丘逢甲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培养了大批辛亥革命中的志士仁人，如姚雨平、部鲁、林展、林修明、饶锦华、李次温等等，这也说明了客家人对辛亥革命所取的积极态度。可以说，丘逢甲正是衔接自“变法”到革命的客家重要人物。
其间客家名人，重教育、痛国事，把客家山歌引入诗歌创作中，无论黄遵宪、丘逢甲，无不如此，亦体现出这个民系的鲜明特质。
可以说，在太平天国之后，客家历史人物的“群落”开始形成，其间，丁日昌、何如璋、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等，不仅是客家中的名人，而且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出类拔萃的伟人。这说明，虽然太平天国未能成功，但这一历史群落，却开始在华夏古国的土地上，已经成了气候，有了理性的自觉。
共和国神话
这里需补充一笔的是，还在18世纪70年代，清乾隆年间，在西婆罗洲卡普阿斯河上附近的坤甸地区，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的西部，还出现过一个由客家人开创的共和政体的国家--兰芳共和国。它--共存在了108年，即到1886年，才为荷兰殖民者所扼杀。
立国者罗芳伯，是嘉应州人。他不满清廷统治，参加了天地会，35岁冒险出洋，几经风涛，九死一生，横跨赤道，一直漂泊至婆罗洲，在荆棘之地登陆，开荒、开矿。仗着“客人开埠”的传统与锐气，终于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其时，内部争夺，外有强邻，他团结众人，打退了荷兰殖民者的人侵，东征西讨，终于成立了自治政府。他无意为王，故立兰芳大总制，称大总制首长，在位19年，尔后有江戊伯、宋插伯、刘鼎等7位先后继位，而非帝制世袭。
从蛮荒到开垦，由开垦至立国，由立国到确立建制，形成民主共和的雏型。其间，说明罗芳伯所代表的向海外开拓的客家人，仍沿袭有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也证明如没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古老的汉民族，将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启蒙思想的萌发，而与世界近代飞速发展的历史同步，而不至于弄到后来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
从兰芳共和国（1777年）到太平天国（1851年）再到台湾民主国（1895年），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我们从客家文化史的角度上去进行研究、分析，可以看到，作为这个民系自身，为维系汉民族自明末启蒙思想所代表的历史进步，是在怎样地作不竭的抗争的。
后来李光耀主政新加坡，阿基诺夫人取马科斯独裁而代之，使菲律宾逐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等等，客家人不独对中国的进步，也对世界的进步，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如果说，大唐总长罗芳伯的共和自治政府，是现代政体的雏型，尚还未有完整的纲领、宪法什么的，那么，太平天国洪仁圩的《资治新篇》，则已是相当成型的治国大纲了。
如果说，丘逢甲的台湾民主国只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权宜之策的话，那么，作为客家人后裔的孙中山建立的民国政府，则是中国推翻千年帝制的伟大成功！
可否有人沿着这一线索，去思考作为汉民族这一重要民系，在促使这个古老民族更新自强、跟上历史前进步伐中所起到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芳伯家乡梅县石扇梅北中学的芳伯纪念堂中，有这么一副对联：
百战据山河，揭地掀天，想见当年气概三章遵约法，经文纬地，犹存故国冠仪可惜史料不全，不然，认真研究兰芳共和国的“约法”，对今天是不无启迪的。生于18世纪初中叶的罗芳伯，亦是饱读诗书，有着丰厚的客家文化底蕴，且挟东南沿海当年的经济热潮，漂洋过海去“掘金山”而弃科举于不顾，自是有一番宏愿的。
于是，在清朝统治下的国内实现不了的历史进步，竟在海外得以实现了。
遥想当年出海，是何等之雄阔、豪迈。--罗劳伯有一《金山赋》，不妨录下一节，供大家玩味：
盖闻金山之胜地，时怀仰止之礼衷。地虽属蛮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屮。岁值壬辰，节届应钟。
登舟自虎门而出，南征之马首是东。携手偕行，亲朋百众；同舟共济，色相皆空……
行文到后，更是豪情万丈：
……远望长天，觉宇宙之无尽；下临无地，想云路之可通。直如叶轻飘，飞来万里；好借孤舟径达，乘此长风。时则从小港而入，舟人曰：“金山至矣”。
兰芳共和国，自还有种种说法，亦有认为仅仅是一经济机构或社会团体，诸如公司、行会之类。但在客家人传说中，却好称之为“共和国”，且立国比美利坚合众国早上10多年，这自然也带上了一点神话似的色彩。但神话本身，不也包含有历史与文化在内么？
在罗芳伯的祭鳄鱼文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他的民本思想：容物先责容人。
然闻之，乐民之乐者，必当忧民之忧；食民之食者，必当事民之事。
至于他的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巩固边防、创办学校……种种政绩，恐怕已不仅仅是神话了。何况神话也是形成文化中的一个有机成分呢？
千年不负客家人，历史的流逝，不仅仅把鲜血洗成绯红，也能将高大的木棉树，催生出烈火一般的英雄花。--石破惊天的辛亥革命，在延宕了两三百年之后，终于让一位客家后裔来完成了！
大汉族意识
自从太平天国轰轰烈烈走上中国政治与历史的舞台以来，客家人便显示了它更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与翻天覆地的气概。太平天国的灭亡只是暂时的，历尽沧桑的客家人并没有就此屈服、趴倒，他们注定要在不久之后更高地屹立起来，他们不仅仅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而且要成为历史的主人了！
作为客家人，孙中山自小便很景仰太平天国的革命。他的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主要是来自于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满要求的承传与升华。
他自小便以洪秀全的继承人而自居。
史料记载：
进校以后，天天谈革命……常常说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可惜他没有成功。
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
孙中山自己也曾撰文写道：
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大平天国，所行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之今日均产主义。
显然，他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经济纲领，看作是对太平天国土地纲领的发展。
无疑，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是带有客家人的“大汉族意识”的。明亡之后，客家人所在地一直坚持不剃半边光头、不留长辫，自认为明代遗民，而拒绝成为清朝的子民，有的地方，甚至坚持到了民国，始终没有臣服。太平天国的“反满”大旗也就是这么树起来的，形成其民族革命的思想。
早期，在《兴中会宣言》与《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的“反满”旗帜就是很鲜明的：
倡奉义师，珍除外虏，此为上继先人遗志，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1894年12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国体兴中会时，其革命纲领，亦即其誓词便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与太平天国关系密切的天地会等及后来形成的洪门有着紧密的关联。洪门反清的传统对他是有是有着很深的影响的。而当日反清，又与反帝是相关联的。“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
“故欲避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民族主义
孙中山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革命家，那植根于客家民系的“大汉族意识”发展为民族主义革命，更进一步充实了其外延，不仅仅是“反清排满”了。尤其是在推翻了淸朝之后，他更是疾呼：
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宁都孙中山远祖孙谓墓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
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雨外忧日迫，瓜分立刻之危机，在昔不过危言恫吓，近日见之实行。
这一民族主义，已不仅为反淸，而是同时反帝了。后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上，他将这一思想更推进了一大步：
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
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
这样，便从大汉族意识的“种姓革命”走了出来，上升到更高的思想水平。
客家人的“大汉族意识”催使与推动了孙中山发起的这场革命；也同样是客家人创新求变的精神，使得他把这场革命引入更高的境界，而不拘于自己所在的一个民族，显示了作为客家人博大的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