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此时的华夏古国，又如一千多年前一样，再度面临“死亡之门”，而这次民族危亡的紧急性、严重性，更远远超过上一次。来自西方的列强们，已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国家，而是当作他们新的殖民地，顶多，只是一个市场而已。他们一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在论及上一个文明的“死亡之门”，华夏文明为何能幸存而古罗马文明却无法再生时，当代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的专着中“帝国的再生”一章里，是这么认为的：
……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为了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激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承“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拉丁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混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这不肯确认，似是而非，几近隔靴搔痒的几大原因，今天。恐怕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所谓“帝制模式”选拔贤人统治，当是在隋唐方兴起的科举制度，而非汉魏六朝；而地理与人口原因，则更说不过去了；甚至归结于汉字的文化凝聚作用、农业的精耕细作、等等，就更是玄乎了……自然，我们也不可太苛求于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不在于他怎么解答问题，而在于他已经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已足以发人深省就行。
真正回答问题的，当还在中国人自己。
客家名人爆炸，当是回答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才这么举世瞩目--是的，正是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涌现出了这么一大批有卓越才能的一代英才，挽狂澜于既倒，再造中华文明……
客家人令举世震惊的第一刻，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即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无疑，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华民族陷入第二度“死亡之门”的序幕。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也是客家人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以群体方式掀起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而在之前，他们寂寂无闻，几乎不为人所知。尤其是在被众口一词称之为“康乾盛世”的年代里。
那果然是“盛世”么？为何乾隆之后不到40年，“盛世”便在片刻间成了末世，“忽喇喇大厦将倾”，国不成国了！
也许，正是客家人，及时洞察了这个“盛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谁都知道，而且当今大多数的中国人大都也经历过，我们曾有过的“形势大好，而且不是小好”的类似“盛世”又是怎么一回事！康乾盛世也正是这么一回事，它只是众口一词的“盛世”，炒作出来的“盛世”。
万马齐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年代，当然是谁也不敢不认的“盛世”了！然而，是为“末世”准备了所有的火药的“盛世”！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本身，是以一种更落后的生产方式，取代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极大地破坏了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清兵入关的“圈地运动”，与几乎同时在英国发生的圈地运动的性质截然相反，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前者则是一种武力的掠夺与征服，对既存所有权的肆意践踏，甚至实行农奴制式的经营，是现有生产关系的大反动，并为此制订了法西斯式的“逃人法”！尽管康熙后来不得不采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但他恢复的仍是以农耕为本的旧制度，以至于最后采取禁海的措施，拒绝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及海上贸易，把海商逼成了海盗，从而又去剿盗。这与西方政府在革命后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正是在“康乾盛世”这一百多年间，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1640年，英国革命以处死查理国王、建立共和国走向高潮，虽然其后发生了王朝复辟，几经曲折，以1689年的“光荣革命”告一段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7的领头羊，在外争夺殖民地。18世纪中叶，开始了有名的工业革命，其中，1765年的珍妮纺纱机，1782年的瓦特蒸汽机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着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哲学家洛克、贝克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都出现在这一百多年间，英国一举成为海上强国！
而法国则出现了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于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通过《人权宣言》，处死了路易十六，虽说也几经曲折，但最终仍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并制订了有名的资产阶级的《拿破仑法典》。
1775年，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翌年，发表了《独立宣言》并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通过了《人权法案》，《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富兰克林身兼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三任。与此同时，莫尔斯则发明了电报……
当然，这一百多年间，世界可圈可点的大事件、大人物还有很多很多，由于其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英、法、美的国力，以十倍计大大增长，把当时尚在经济实力上旗鼓相当的清朝帝国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请注意，这一切，均发生在号称“康乾盛世”的18世纪！
专制主义政权的所谓稳定、昌盛，则完全建立在思想扼杀、言论箝制、血腥镇译的残酷统治之上，只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与动荡，直至最后崩溃。所谓“康乾盛世”的真相，则是一幕幕血淋淋的历史惨剧。
雍、乾廓清边域，所谓“武功盖世”，则是大屠杀。--在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苗族人一村一村地被斩尽杀绝，更不说当年在东南沿海的“三光政策”了，而经过大迁徙来到这里的客家人更首当其冲。
也就是英、法、美等国陆续制订《人民公约》、《人身保护法》（英）、《人权宣言》（法）、《人权法律》之际，清王朝却制订的是一部《大清律例）--自顺治元年，历康熙、雍正，至乾隆五年完成，“刊布中外，永远遵行”。显而易见，前者的法律讲的是人权、法治，发展商品经济，而后者则纯然是君权、人治，打击商品经济：东西方的历史就这么背道而驰了。
《大清律例》全面确认君权神授而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并以严刑峻法来维护其黑暗统治。尤其是所谓谋逆罪，不分首从，全部凌迟处死，且株连九族，乃至异姓，年16以上，均杀无赦，连11岁以上的男性，也得被阉割发往新疆为奴，以断子绝孙。
而作为“盛世”的登峰造极之举，便是“文字狱”。近年被推崇备至的康乾之间短命的雍正，就这么说过有治人，无治法，若不得其人，即使尧舜之仁，皆苛政也。”强调的是人治，纵然有“律例”也等于无。于是乎，以心治罪，网罗构陷，深文周纳，强人就案--最虚无缥渺或无中生有的大罪，莫过于思想罪，这便是前文说的所谓“大逆”、“大不敬”的条例，“文字狱”便是这么来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间，单是着名的文字冤狱便发生了上百起，目标是反满者及怀旧者。其中，发生在康熙二年于浙江的“明书案”，把组织修订明史的庄廷栊一家15岁以上男人全部杀光，已死的庄廷栊也被挖棺鞭尸，连无关被诬告的朱佑明及五子统统被杀，参与修订的茅元铭等全被凌迟处死，至于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一律格杀勿论，连查办不严的地方一批官员也悉数处以绞刑……仅一案被杀者70多人，被抓捕者更数以百计，不少人是糊里糊涂掉了脑袋。康熙五十年的《南山集》案亦如此，株连者达300多人。及至雍正亲自上阵，在刊成的《大义觉迷录》一书的背后，则是无数志士后裔、学生被戮尸、杀头、流放。到了乾隆，“文字狱”更是可怕了，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十年间，便有文字狱近50起。谁的诗文中不慎有“清”或“明”字，就被怀疑为“大逆”，诸如“桥畔月来清见底”、“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已经家喻户晓了。连拍马屁给皇太后做的寿联，也被指责为“借名献颂，妄肆狂言，大于法纪”。这位作者便表白“我何敢有一字诽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却仍逃了不“立毙杖下”的命运。
而在同一时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便已说了：“……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诚中得到什么。”
多少“献忠心”的知识分子就这么言出祸随，动辄得咎，死于非命。
西方的这个历史时期，个人价值及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思想已经成为了政治准则，深人人心，文化经济突飞猛进。而在康乾盛世，却是历史的大倒退，专制独裁到了极点。何止是杀人，而且要戮心，思想罪、言论罪大于一切刑事罪行。这样的“盛世”不要思想，不要学问，不要智慧，更遑论什么人权、独立思考、个性自由，--这分明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无以创新与更生。
而《大清律例》更进一步维护其经济基础，拒绝任何近代经济的萌芽。清初便有海禁，“寸板不得下海”，又下达“迁海令”，沿海50里不得有人居住，越界立斩。后一度弛禁，但没多久又再下禁海令，违者停止与南洋贸易，施以严刑峻法。严厉限制、无情打击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商业，直至不允许自由采矿……
这从上层建筑至经济基础上实施的残酷的封建集权统治，所能造成的是怎样的“盛世”，岂不一目了然么？
是这样的“盛世”人人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从此说坏的声音没有了，当然便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了！
是这样的“盛世”人人只许眼盯住皇上，只许称“圣上圣明”，却不可放眼看世界，更不可与海外通商。这更会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盛世了！
是这样的“盛世”思想沉默了，言论箝制了，才华灭绝了，发展停止了，关心现实则罪莫大焉。专制集权的“盛世”，便是血迹斑斑、人头落地、万马齐喑的“海晏河淸”！
其实，这“盛世”又何曾安宁！康熙削“三藩”，乾隆更是征战不已，连当“太上皇”之际，白莲教大起义，令他在“心焦”与惊惶之中，遥指西南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在白莲教起义后，又是北方的天理教起义，南方的瑶民起义。前者，一直打进清朝皇宫，在里面树起了“大明天顺”与“顺天保明”的大旗--可见“盛世”是何等的虚弱不堪。
而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客家人的革命”--太平天国起义！
那位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着名思想家龚自珍，就在乾隆死了仅10年之后，呼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可他马上又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太晚了，这么个“盛世”已无可救药了！
就在整个中国陷入了绝望之中，西方列强已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不把中国当一个国家而当作殖民地瓜分之际，客家人在骤然间冲天而起，以冲破中国又一次面临的“死亡之门”！
于是，近现代短短的几十上百年间，客家名人便如满天繁星，英雄辈出！
他们总是在面临自家兴亡、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这一批“流亡者”的身上！他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他们终于要反客为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