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的手下有农民起义军官，也有隋朝旧臣。
二、不计较思想亲疏。长孙无忌建国后曾提出辞职，但李世民坚持任用他为宰相；魏征曾跟随李建成设计谋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三、不计出身和经历。在唐朝大臣中有不少曾是小官吏，还有不少曾是少数民族的将领。
四、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
五、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们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李世民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征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右铭。凡是影响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征总是尽力谏止。
唐制男女十八岁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听取封德彝的建议征兵从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坚决反对，他连举了一连串的例子说李世民说话不守信用。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恼反而奖赏魏征一个金瓮。
魏征针对李世民怕亡国的心理，时时用隋炀帝的失败教训来提醒他，使他从奢纵的道路上猛醒过来。
李世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虽然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一言之不当就会招致万众解体，人民造反。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做关系国衰人亡的大事。由于他虚心纳谏，收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以史为鉴
李世民反复强调“清静”，以民为重，务必使天下无事。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居乐业，是难能可贵的，从而也就避免了重蹈隋亡的悲剧。李世民“以仁治国”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人要多听从他人的建议，从中汲取精华加以利用。同时还要能经常进行自我反省，这样才能算是个有心机的人。
失人心者失天下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不过，其中精髓的部分还是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因武王、周公的努力，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至成王和康王，国势益强，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士，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流王于彘”。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以史为鉴
美国成功学研究专家戈森认为，正直是自愿自觉地服从、坚守自己的诚信，这是很难得的品格。这种品格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益处。也会赢得别人的友谊和钦佩。至于要如何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戈森认为没有现成答案，但首先要锻炼自己在小事上做到完全诚实。当不便说真话时，也不要编造小小的谎言，不要去重复一些不真实的流言蜚语，不要贪办公室内的小便宜等。这些方法可能是微不足道，但这是建立诚信的第一步。
中国历史上五位昏庸皇帝的怪癖
同性恋皇帝
同性恋是一个时尚的词语，但它不合中国国情，因为它在中阿国的存在非常古老，汉哀帝刘欣就是其中的一个。
董贤英俊潇洒，又是御史董恭之子，因而被选为太子舍人。哀帝在与他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恋，封他为董门郎，并封其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不久，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汉书·董贤传》载，这时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两人形影不离，同床共枕。
有一次哀帝醒来，衣袖被董贤压住，他怕拉动袖子惊醒“爱人”，于是用刀子将其割断，可见其爱恋之深。哀帝还为董贤建造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宫殿，并将御用品中最好的送给董贤，自己则用次品。他为了与恋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还为董贤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修了一座冢茔。《汉书·董贤传》载，哀帝还曾开玩笑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要“爱情”不要江山的恋情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如此忠贞于爱情，国事当然糟得很，哀帝死后不到10年，王莽就篡位建立了新朝。
菩萨皇帝
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灭佛，但也有过梁武帝、武则天、唐中宗那样忠实的佛教信徒。其中以“皇帝菩萨”（大臣们在奏章中这样称呼）梁武帝萧衍最为突出。
武帝大力倡导佛教，耗费巨资修建庙宇，当时全国有大小寺庙2846所，其中以大爱敬寺、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规模最大。唐朝诗人杜牧曾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还写了大量的佛教著作，“虽万机多务，犹卷不掇手，燃烛侧立，常至戊夜。”且部头极大，其中《制旨大涅经讲疏》有10l卷。
同时，武帝还创立了儒佛道三教同源的理论，认为儒教、道教皆来源于佛教。还提出佛教徒不可以吃肉的戒律，以前佛教中无此规定，他根据《涅经》等上乘佛教的内容写了《断酒肉文》，从此，以身作则，过着苦行僧的日子：每日只吃一顿饭，不沾酒肉，住小殿暗室，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两年。武帝还曾三次舍身寺庙：大通元年（527年），他突然跑到同泰寺当奴隶，与众僧一起生活，后来被大臣“赎回”；两年后，又跑到佛庙里去了；太清元年（547年），84岁的他第三次舍身寺院，且坚持呆了一个多月。三次“赎回”武帝花钱四亿。
佛祖没有保佑这位忠实的信徒，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发动政变，攻克建康，菩萨皇帝被俘，后来被活活饿死。
象棋皇帝
“闷来时，取过象棋来下，要学做士与象，得力当家。小卒儿向前行，休说回头话。须学车行直，莫似马行斜。若有他人阻隔了我恩情也，我就炮儿般一会子打。”（《桂枝儿·咏部八卷》）唐肃宗李亨热衷于象棋，却不学士象，不学卒车，偏偏学马行斜。
上朝积祸加天宝之乱（也称安史之乱）。肃宗与爱妃张良娣拥兵西逃。逃命途中，他还念念不忘象棋，置堆积如山的军情战报而不理，与张氏整天下棋作乐。丞相李泌进言劝说：若不悬崖勒马，有重蹈“马嵬坡事件”（士兵哗变，杀杨国忠等人）的危险。肃宗仍毫无收敛，为了掩人耳目，命令太监将“金铜成形”的棋子换成“干树鸡”雕成的木质棋子，这样，旁人就听不到他们下棋掷子时发出的声音了。人们称这种棋子为“宝应象棋”。文学作品中，东晋谢安、三国孔明、元末刘伯温都能“帷幄之中下棋，千里之外决胜”，肃宗好像也不示弱。
蹴鞠皇帝
唐僖宗李儇嗜好骑马、斗鸡和蹴鞠。他曾得意地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他有时一玩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他还多次勒令地方官员举荐球技高超的青年入宫陪他击球，有不少人因善蹴鞠而被封为封疆大吏。宦官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碹赢了球，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当然，也有许多人因踢球失误而丢了性命。
玩物必丧志，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长恒起义，随后黄巢响应。起义好不容易平息后，田令孜又专权，蹴鞠皇帝常常和亲信们谈起朝政而泪流满面。光启元年（885年），李克用进兵长安，僖宗四处逃命，文德元年（888年）忧愤而死。
木匠皇帝
明熹宗朱山校不听先贤教诲——“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却去学鲁班，学喻皓，学李诫，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
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之起义。熹宗却不务正业，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娴熟，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熹宗的贪玩使得宦官专政，奸佞弄权，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魏忠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充势力，步步夺权的。
《明史卷二十二·熹宗》中评说：“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熹宗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熹宗死后仅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
以史为鉴
从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开始，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稷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皇帝与普通臣民不同，臣民可以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皇帝的唯一职责就是使国家繁荣昌盛，使人民安居乐业。皇帝若置国事而不理，而像臣民一样放纵个人的爱好，那就是“不务正业”的“怪癖”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