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起义军杀到长安城下，王莽派人赦城中各狱中囚徒，让他们拿起兵器作战，为了稳住军心，杀猪饮其血，让众人发誓说：“有不为新室效命者，社鬼记下你的名字。”这么一支乌合之众守渭桥，由更始将军、皇后之父史谌率领，谁料想这帮人很快就跑光了，剩下史谌一个人回来了。
叛逃的兵士们发掘了王莽妻子及父祖之坟，大火烧毁棺椁和九庙、辟雍、明堂，大火在城中都可看得很清楚。有人提醒王莽：“守城门的士卒都是东面人，不可靠。”王莽便换上越骑士为守门卫士，各门派六百人，由一校尉统领。然而，起义军还是从宣平城门攻进了长安，民间称此门作都门。到了晚上，各官府衙门及府第都已是奔散一空。城里的百姓也加入造反者行列，攻打各地方，放火烧宫门，人们高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天亮时，火烧到了黄皇室主住的地方，这位汉室皇后，王莽亲生女儿，见城中如此乱像，知大限已到，说了一句：“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王莽跑到宣室前殿避火，火一直跟着烧过来。此时的王莽还在作戏，他身穿绀构服，手持虞帝刃首，天文郎按式于前，王莽随斗柄转动座位，自己始终处斗柄之位。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到了天亮时，群臣扶着王莽从前殿去渐台，想以池水阻止起义军进攻，公卿从官千余人随着王邑昼夜作战，已十分疲乏，军士死伤殆尽，撤至渐台，与其子共守王莽。
起义军冲进宫中，闻王莽在渐台，围之数百重，台上王莽手下仍与台下义军相互射箭相斗，箭用完了，短兵相接，王邑父子战死。王莽躲进室内，汉兵冲上渐台，王莽左右之人皆死台上，商人杜吴一刀将王莽杀死，取下王莽身上的佩绶。他并不知刚才自己杀死的是何人。校尉公孙宾见到绶带，知道这是王莽所佩之物，问杜吴：“佩绶的主人在哪里？”杜吴回答说：“在屋里西北角地方。”公孙宾走近一看，认出是王莽，便割下王莽首级，众人一听这是王莽的尸首，赶上来你一刀我一刀，将王莽尸身斫成肉块块，等于行了一回凌迟之刑。
王莽首级被送到宛城更始帝处，悬挂宛市中，士兵百姓提起王莽的头颅抛来抛去当球踢，有人为了发泄胸中的怒气，竟割下王莽的舌头，切着吃掉。这或许是因为王莽的舌头讲出了太多的假话、疯话，人们不想让死去见阎王的王莽到了阴曹地府再胡言乱语、巧言骗鬼了。
以史为鉴
王莽在未篡位时也曾有谦恭的美名，倘若他的真面目未露出前偶然的死掉，他内心深处固有的大奸又有谁知晓呢？王莽谦恭骗术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他用欺骗的手段夺了皇权，建立了新朝后，虽然他也看出农民是其新朝政权中最主要的国家支柱，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隶这两大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最主要根源。他的改革，只发诏令又不检查实际效果，各级官吏在执行中变了味，坑害了百姓，他还认为是为百姓谋了福利。这可能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他是一个极不成功的改革家。问题是他的新朝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其结果不是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利益，而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是他自己逼着人民拿起了造反的武器，在人民起义的洪流中结束了一生。
昏庸“皇帝”王世充
中原是王世充的天下。隋朝的东都洛阳，是王世充的重要资本。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观念上，拥有洛阳，就可以傲视群雄。王世充本姓支，是西域胡人，因母亲改嫁王氏，所以改姓王。从才学上说，王世充是很杰出的，他不仅懂得儒家经典，也精通历史，还擅长兵法和法律，甚至明了龟策、推步之术。这龟策、推步之术，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就是算命之类的事。王世充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特别善于辩论，史书说他“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就是说，虽然他没有道理，但是口才十分了得，大家就是无法辩过他。如此说来，王世充还真算是一个文武全才。
王世充还很会溜须拍马。他当江都宫监，就是隋炀帝在扬州的行宫长官时，想尽办法让皇上高兴，隋炀帝别说多信任他了。在隋炀帝雁门被突厥包围的时候，王世充得到勤王的命令后即刻从江都出发，日夜兼程奔赴雁门，夜不卸甲，日不洗漱，蓬头垢面，无数次大哭。虽然对于解除雁门之围，王世充并没有立下具体的功劳，但他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连隋炀帝本人都大受感动。
如果只是一味地媚上，终究只能做亲信而已，可王世充还擅长驭下，每次统兵出征，战利品一概赏给士兵，于是大家都特别愿意为王世充卖命。有了皇上的信任，有了士兵的拥戴，他具备了做领袖的基本素质。
隋末大乱开始了，王世充的机会来了。
王世充多次平定过农民起义，深得隋炀帝的信任。所以，当洛阳遭到李密的多次重创之后，隋炀帝命令王世充率领主力从江都前往增援。王世充与李密大战，成为当时各个战场中最激烈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而李密也被牢牢地困在洛阳，无力他顾。
隋炀帝死后，王世充很快控制了洛阳，接着打败李密。李密逃往关中，属下多投降王世充，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王世充又获得了许多头衔，最得意的是被封为郑王。作为相国，他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表现出一副亲民爱民的姿态，因为更大的野心在日夜鼓动着他。上有所好，下必有应。一个叫做桓法嗣的道士捕捉到了郑王的心理，献了一个叫做《孔子闭房记》的东西，好像是一幅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木杆在赶羊。这个道士解释说，隋朝的皇帝姓杨，一个木杆就是王字，这说明在隋朝的后面就是王姓得天下，所以相国应该取代杨氏为天子。王世充很高兴，让这个道士当了谏议大夫。为了制造舆论，王世充让人抓了许多鸟雀，在绢帛条上写下对自己当皇帝有利的文字，绑在鸟颈上，然后把这些鸟放飞。结果有人再度抓到这些鸟，就来报告，说飞鸟颈上有如此这般的字条，真是不可思议，难道这是天命之征吗？王世充就大赏这些捕鸟的人，于是有更多的人再去捕鸟。
公元619年的春天，洛阳一带的飞鸟真是倒霉透了。
像小鸟一样被王世充玩于掌心之中的，还有皇泰帝杨侗。他当然不愿意把帝位让给王世充，挣扎一下，力量悬殊，只好放弃。这一年的四月，王世充登上帝位，国号郑，年号为开明。他的王姓兄弟子侄，一个个都封了王。奋斗了几十年的王世充，攀上了他人生的制高点。
王世充初当皇帝，很激动，一度下决心好好工作。开始听政的时候，王世充真的很认真，可是没有过几天，他就开始厌烦了，因为朝政千端万绪，无穷无尽。他行至大街小巷，老百姓稍微回避一下即可，并不像其他皇帝那样要清道。他对百姓说：过去皇帝高高在上，民间的事情什么都不了解。我不是贪图地位的人，主要是为了拯救百姓。现在虽然是皇帝，但同刺史一样，凡事亲自过问，与百姓一起评论朝政。因为担心宫闱制度严格，百姓有事不能上达，所以他决定在宫外听朝。听到这个消息，百姓很踊跃，每天上书的人有几百名，涉及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王世充坚持了几天，再也没有了踪影，一定是又厌烦了。
皇上易骗，百姓难欺。像王世充这样善于哄骗皇上的人，在官场上几乎是平步青云，但是同一个人却无法应付天下百姓。为什么？因为演戏的方法只是对上有效。
也许，内部的问题让王世充没有了演戏的兴致。许多人开始叛逃，关中的李唐成了理想的方向。王世充加大司法打击力度，他设立五家相保制度，一家逃亡，四家株连。王世充担心有人出城就会逃跑，所以规定：凡领兵出战者，先把家属押往宫中做人质。
偌大的洛阳城变成了杀人场，洛阳宫则变成了大监狱。
以史为鉴
铁的事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人也曾教导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是说，任何妖魔鬼怪，经过群众那双雪亮的眼睛一看，无不原形毕露。表面上风风光光的显赫人物，但是背地里干的却是一些下流无耻的勾当，做一些为一己私利祸国殃民的的昏庸无能行为，在人民愤怒的声讨中最终玩火者必自焚。
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一代明君。明君之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以“仁”治国，深得民心，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走上皇位。李世民以宽、信、仁、慈的策略笼络了大量的人才，确保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627年8月，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次年改元“贞观”，但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却并不是那么妙。那时，农民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加之连年灾荒，生产萧条，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军的头目还隐匿在民间，各地仍有革命风暴的隐患，避免人民起来暴动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牵涉到对人民的看法问题。
李世民即位后，一部隋朝的兴亡史向他提示出：人民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朝对人民“动之也”。怎样避免人民起来造反呢？关键是静止。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李世民目睹过大规模的营造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于是他竭力避免过多的营造。为了减轻物资运输的压力，下令不在洛阳修造宫室。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下令修乾阳殿。张玄素上奏说：“假如动工修乾阳殿，终究不过是大乱罢了。”于是李世民下令所有工程一律停止。
李世民执政的二十三年中，为避免大规模巡视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负担，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洛阳一带。
李世民对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即位以后，对外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贞观时代，周围有许多强大的敌手，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极严重的后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总方针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行动上就是能谈和就谈和，能和亲就和亲，但绝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
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清静”，务必使天下无事。当然，“清静”的目的和实质是使自己长葆富贵，但在封建时代，一个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心生产，把对人民的剥削的最大程度控制在法制范围内，那就难能可贵了。
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