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固甲利兵的军事技术论。《司马法》在军事技术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它认识到武器装备的优劣与战争胜负的密切关系，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胜”（《严位》）。指出如果“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则难以获胜，而“凡马车坚，兵甲利，轻乃重”（同上），即实力由弱变强。《司马法》不仅强调发展和完善武器装备，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充分利用现有武器装备的主张。它指出，“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定爵》），应当根据各种武器不同的性能，用其长，避其短，使其互为补充。在兵器配备上，认为“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仪》），主张各种兵器掺杂使用。这些论述，充分体现出既重视客观物质因素的作用，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思想。六、“成列而鼓”等过时的军事思想。《司马法》保存了许多古代已经失传的方阵、兵法、兵制等内容。这对于我们研究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思想有很高的价值。但其中一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过时。例如《司马法》提出古者“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这是因为西周时期的车战队形是一种密集方阵，只有排好阵势，成列而鼓，才能统一行动，发挥整体威力、否则就会乱套。由于巨大的方阵，行动呆板，因此也不可能长距离追击敌人，只能“逐奔不远”。书中还提出不趁敌国丧乱发动战争，不进攻未成列的敌人等。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过时，如果照此办理就会吃败仗。例如公元前638年楚宋的泓水（今河南拓城北）之战，宋军在北岸布好阵势，等待楚军过河交战。宋襄公的部下主张趁楚军半渡而击之，而他却认为用这种战法不能称为“仁义之师”。结果直到楚军布好阵才开始作战，因而大败。宋襄公也受重伤，逃回宋国即死去。毛泽东曾举了这个战例，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余论：《司马法》既有夏、商、周的礼法，又有春秋战国的诡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初期以前军事斗争的一般特点，是当时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早期兵法理论的继承和总结，蕴藏着深刻的军事思想，它是中国古代的战争论。《司马法》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兵家学者的重视。《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比较广泛，1600年日本出版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订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172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收入《中国军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并被誉为世界最早的《国际法典》。这些都充分说明《司马法》在军事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六韬》——文韬武略奇谋书
姜尚
（前11世纪）
黄宏
《六韬》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部兵书，是战国时人假托姜太公之名写的，真正的作者无从查考。
“韬”字原意是指弓套，即箭袋，后来指包藏不露的东西，引申为韬略、谋略。《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等六卷，共六十篇，二万六千多字。这六卷各有侧重，内容广泛，不仅仅只讲军事，它涉及治理国家与选拔人才的方针与原则，军事不仅讲战略战术，还讲武器装备与各兵种训练等内容。行文采用姜太公与周文王姬昌与周武王姬发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生动、活泼，确实是古代兵书中非常有特色、有价值的代表作品，不愧为先秦兵家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卷《文韬》是全书的纲领。本卷内容讲如何治国，如何准备打仗，它是以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文王打算讨伐商纣取而代之的这一形势作背景，内容显得很充实，使读者感受很亲切。《文韬》指出，要强国，就要以“仁”来安抚人民；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选贤用能。《文韬》提出重视“三宝”的思想，这是一个创见。“三宝”就是“重农、重工、重商”，要大力发展农工商，实际是看到了经济是政治和军事的基础。
§§§第二卷《武韬》以论述战略方针为主，本卷继承了《孙子》“全胜”的思想，强调搞好政治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十二种“文伐”的方法，比《孙子·谋攻》所提出的谋略还要明智、具体。
§§§第三卷《龙韬》着重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帅的选拔、怎样树立威信，以及通讯方式等问题。
§§§第四卷《虎韬》讲各种武器装备，以及攻城、反击、火攻等进攻战斗的原则和要领。
§§§第五卷《豹韬》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作战，以及以少击众，以弱敌强的战略战术。
§§§第六卷《犬韬》着重讲士兵的教育和训练原则，以及车兵、步兵、骑兵等兵种特点和协同作战的方法。
《六韬》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又非常具体，为我们研究古代战争提供了理论和资料，并能了解古代战争的许多细节，领略古人的智慧。例如通讯，在战争中极为重要，古代没有电话，电台，将军们是怎样迅速了解情报的呢，国君和将军们又是怎样发出命令而不让敌人知道呢，这是一个难题。《龙韬》提出了用“阴书”、“阴符”来联络，进行只有自己一方才能识读的通讯方法，显示了古人杰出的智慧。
所谓“阴书”，就是秘密通讯，“阴符”就是通讯工具。“阴书”要求把一封密信分为三个部分，派三个人分别送信，连送信人也不知道全信的内容，敌人不能全部截获送信人，就无法了解全信的内容，更何况不能识读。“阴符”是一种印章一类的东西，长的达一尺，短的只有三四寸，以长短的不同代表各种战况，例如符长一尺说明全歼敌人，长五寸表示不利，要求增兵，长四寸说明我方将领伤亡，长三寸说明我军士兵伤亡，这种通讯方式在当时一定是很有效的。
《虎韬·军用》篇讨论了武器装备与几十种武器的使用方法。如一万人的军队需配备强弩6000张、戟和大盾2000套、矛和盾2000套、修理器械的工兵300人。那时大战役，双方动员几十万人，这需要多少装备，数量惊人，因此要有强有力的后勤和经济实力。《军用》还提出了怎样攻击高城深池，介绍了一种攻城的“武冲大战车”的使用和配备。每辆战车必须用24人推行，要配备使用强弩、矛、戟的护卫武士。车轮高度就有8尺，车上还设立了指挥系统的旗与鼓，可以说这就是古代的“坦克”。
《六韬》讲谋略，不单单是战场用武，怎样埋伏、格杀，更强调的是系统谋略，从选贤用将，如何立威，到防范奸细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与众不同。拿选贤用将来说，《六韬》指出，单凭众口称赞而无实践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假如选贤，只强调人缘好，有众人称赞，那么善于结党营私的人就会处在高位，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受到迫害。《六韬》提出了用仁、义、忠、信、勇、智六条标准选拔人才，怎样认识一个人是否具备了六条标准的才能，《六韬》提出了具体的检验手段。首先是使他富而且贵，给他财富和高位，如果他虽然富裕了，当了大官，仍能保持本色，不做违法的事，那就一定是仁爱、正义之人；然后可以委以重任，令其处理要事、难事。果他能担当重任且圆满完成任务，就是忠实之人；处理要事不隐瞒欺骗，就是诚信之人；对困难的情况应付自如，就是有智慧的人。另外就是再让他遭遇危险，看他是否能临危不惧，是否称得上是勇敢的人。
对于挑选军队的将帅，《六韬》特别指出要慎重审察，警惕十种缺点，即：一、“勇而轻死”；二、“急而心速”；三、“贪而好利”；四、“仁而不忍人”；五、“智而必怯”；六、“诚而喜信人；”七、“廉洁而不爱人”；八、“谋而心缓”；九、“刚毅而用”；十、“懦而喜任人”。因为勇敢轻死的人易被敌人激怒，急于求成的会被拖垮，贪财好利的易被收买，仁慈而姑息部下的会被敌人动摇，聪明但胆小怕事的会被敌人胁迫，诚实但是轻信的人会上当受骗，廉洁奉公但刻薄下属的容易被敌人轻视侮辱，有谋略而不果断的人易遭到袭击，刚强而自负的人易被利用，懦弱而依赖他人容易受敌愚弄，如果任用这一“十过”的人作为将领，则不但不能辅佐君主，反而会带来大的灾难。《六韬》认为，人的外表与内心常常是不一致的，看一个人“贤”与“不贤”，绝对不能“以貌取人”，有的看似凶狠实质良善，有人的看似老实其实不讲信用。只有圣贤才能发现并器重那些其貌不扬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六韬》提出八种办法来进行考察，其中财、色、酒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透过表面知道一个人的实质。
《六韬》还从反面提出有七种人是所谓的七害，对这些人千万不能误以为是人才而加使用，而必须警惕防范。这七种人是：一、没有智慧谋略。二、到处钻营，投机取巧，搞两面派的人。不能与这种人共谋大事。三、表面上朴素无私，实际上沽名钓誉的人，对这种人切不可亲近。四、穿戴奇特讲究，高谈博论以装门面，专门讥世谤俗的人，对这种人一定不能委以重任。五、阿谀奉承，善于讨好上司，见利忘义的人，不能信任并使用这种人。六、华而不实，崇尚奢侈，妨害农业生产的人，必须禁止他们的行为。七、使用骗术和奇技，造谣惑众的人，对这种人的行为也必须禁止。
一个将帅怎样树立威信，使人心悦诚服，令行禁止。《六韬》提出两个字，即：“赏”与“罚”。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一个庸劣之将都懂得用“赏罚”二字树威立信，但怎样运用赏罚来达到激励全军的目的，做起来很不容易。《六韬》提出了一个“罚高奖低”的原则，很有新意。“罚高”就是敢于诛杀犯罪的高位之人；“奖低”就是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之人。《六韬》认为，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惊，就杀掉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惊喜，就奖赏他。刑达高层，奖及下层，赏罚的功效才能显示威信，将帅的威信就能树立了。
余论：《六韬》还非常重视用非军事手段来战胜敌对势力。《武韬·文伐》篇提出的十二种文伐计谋，前已述及，甚至超过了《孙子·谋攻》。这十二种方法，最主要的可用十二个字概括，就是“用财收买，用色腐蚀，用计离间”。对于敌国的君主，要曲意逢迎，投其所好，争取他的信任，骄纵他的傲气，促使他作恶多端并加以利用，同时奉送美女珠宝，使他耽于淫乐而荒于朝政，并且堵塞他的耳目，使他麻痹大意自满而最终走向灭亡。对于敌国的重臣，应不惜重金贿赂收买，使他们怀有二心并最终彻底背叛自己的国家。对于敌国的忠臣，则必须设法使他失去君主的信任，被杀或被罢逐，使敌国君主失去忠诚得力的助手。对于敌国的有识之士或民间有反心的人，可以厚利引诱收买，以便壮大我方的力量，最终达到消灭敌国的目的。总的方针是因势利导（因之），谨慎用计（慎谋）和不惜钱财（用财）。《六韬》认为这些“文伐”的方法如能得到实行，一定可以夺取别人的天下，建立自己的功业。确实，从历史上许多亡国灭种的故事中，我们都能隐约看出“十二伐”的影子与痕迹。《六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尉缭子》——一部集先秦兵家大成的书
尉缭
（战国时人）
何乃光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汉书·艺文志》已著录于诸子略杂家类，可见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尉缭其人，他劝秦始皇用30万金贿赂各诸侯国豪臣为秦效力的主张，而在《尉缭子》书中没有提及。今本《尉缭子》开篇《天官》就记载梁惠王与尉缭子的对话，全书贯穿着这种君臣对话的语气，以及开篇提示的以刑法制天下的思想，可见先秦有两个尉缭，一个是战国中期侍奉梁惠王的尉缭，一个是战国末侍奉秦始皇的尉缭，两人相去近一个世纪。《尉缭子》作者是战国中期，它是梁惠王君臣讨论平天下治国的记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有《尉缭子》残简，内容与今本相符，可证《尉缭子》确实为先秦时人所作，解决了千百年来真伪纷争的悬案。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在我国古代军事史籍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自从《汉书·艺文志》对它著录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特别是北宋时期，宋王朝为了培养及选拔文武兼备的军事将领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军官学校。为了使用更好的教材，公元1080年，宋神宗命国子监官员朱服、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作为武学课程的必修教材，总称《七书》，尊为“武经”。“武经”就是兵学“经书”，即中国古代军事学权威经典著作。有人根据《尉缭子》的内容，称它是集先秦兵学大成的书，也当之无愧。
今本《尉缭子》共五卷，二十四篇，约一万三千字。第一卷四篇：《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第二卷五篇《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第三卷六篇：《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第四卷五篇《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勤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第五卷四篇：《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从篇目名称就可见其内容广泛，而具体内容不局限于就军事论军事，而从根本问题着眼，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目的与取胜的条件等。如《武议》篇，讲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极具理论意义。就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说，作者认为战争受政治制约，战争的作用应是诛暴制乱，是为进步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为此，给战争作了界定，说道：“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这里区分了战争的正义与不正义，比《孙子兵法》所说战争目的就是扩大领土，掠取人民要进步得多。
《尉缭子》论述战争胜败，以及战略战术，许多地方贯穿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难能可贵。就以开篇《天官》为例，是一个极生动的例证。天官，即日月星像天文学。古人把地上的人间等级搬到天上，认为天上列宿像人间一样按等级序列排列，有如人间官位，所以称天文学为天官学。《天官》篇，开宗第一篇，讲天道与人事是否有联系，人事是否受天道支配，尉缭子作了否定的合于唯物观点的回答。
梁惠王问尉缭子说：“黄帝依靠刑杀和德政，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这刑德是指的天意吗？”
尉缭子回答说：“刑是讲用力讨伐敌人，德是进行仁政治理国家，并不是讲天象、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百战百胜的凭借不是天意而是人的能力作用。”
梁惠王沉思一阵，疑惑地问：“有什么证明吗？”
尉缭子像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把深奥的道理用打比方来说明。他说：“比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方向进攻，攻不下来，再改从南北方向进攻，但还是攻不下来，这难道是四个方向都违背了星象或时辰的预测吗？不是的，之所以攻不下那座城池的原因在于城墙坚固高大，护城河水深宽阔，武器精良齐备，物资粮食积存充足，将士们齐心合力。如果城墙低矮，护城河又浅又窄，防守力量弱，将士不齐心，那么，不管是从什么方向都可以攻下它。”梁惠王顿有所悟，他钦佩地说：“先生说得好。看来星象阴阳隐微难知，还是人的作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