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传下来的《吴子》共三卷六篇，分别是《图国第一》、《料敌第二》、《治兵第三》、《将论第四》、《应变第五》、《励士第六》，全书五千言。《吴子》原书四十八篇，早佚，现存六篇为后人所辑，仍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为英、日、法、俄等国翻译。
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卫国为魏附庸，吴起为魏国大将，镇守西河（即今陕北黄河西岸韩城一带地方）秦兵不敢侵犯。
吴起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曾在鲁国为将。齐国攻鲁，鲁君用吴起为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有人向鲁君进谗言。吴起就杀了妻子，表明自己一心为国。鲁君于是用吴起为将，果然打败了齐国。吴起到鲁国之时，曾与母亲诀别，发誓说：“我不当卿相，决不回家。”吴起的母亲生病直到死，吴起也不回去看望母亲，因为他还没有做卿相。吴起这些行为在儒学发达的鲁国被人看不起，说他是一个狠心肠的人，杀妻求将，母死不归，把个人名利看得太重了。作为一般的人来说，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只要考察吴起的全部行为就可理解。吴起非常热爱士兵，他与士兵同甘共苦，有一个士兵长了脓疮，吴起亲自用口吸脓。这个士兵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起来说：“往年吴将军给我儿子的父亲吸脓，不久就战死沙场，现在吴将军又给我儿子吸脓，不知哪一天我儿子战死在什么地方呢，怎不叫我伤心。”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吴起爱兵如子，兵士死战，这样的军队当然无敌于天下。
打仗时，吴起与士兵一起露宿在野外，有时躺在凹凸不平的田野上，只用树枝盖在身上遮风挡露。饥渴时士兵不先饮水吃饭，吴起不占先，难能可贵。吴起虚心听取下级意见，他也敢于对国君直言极谏。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共商国是，大臣们的见识都赶不上魏武侯，魏武侯非常得意，吴起看在眼里，他毫不顾忌地进谏说：“我听说楚庄王听不见臣下的高明意见而面带忧色，认为手下没有贤人辅佐，是国家的不幸。楚庄王感到烦恼的事，可大王却感到高兴，我为此而替魏国忧虑。”魏武侯听了这一番话，很是惭愧。由此可见吴起敢于直言的性格。在封建社会，这种性格是要吃亏的。后来有人向魏武侯进谗言，吴起失去了信任，只好跑到楚国去找出路。
吴起在政治上是一个改革家，他到了楚国，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变法，废掉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一书充满了新思想。就以现在残存的六篇来看，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独到的军事思想。《吴子》系统地阐述了战争的性质和起源，战前的准备，对敌人优劣的分析，治军原则，将帅必具的条件、各种战况下的作战要领以及如何激励士气等问题。吴起对战争的认识比较进步。他认为战争的起源有五种，分别为“争名位”、“争利益”、“积冤仇”、“生内乱”、“遭饥荒”。战争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解救危难、除暴安良的叫“义兵”；以强凌弱、侵犯别国领土的叫“强兵”，因怒兴师的叫“刚兵”、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叫“暴兵”；不顾人民死活，在国内大灾的情况下仍然出兵的叫“逆兵”。对于临阵料敌情，吴起提出什么敌人可打，“击之勿疑”的几种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带兵打仗的关键是将帅，吴起在孙子“智、信、仁、勇、严”的基础上又提出“理、备、果、戒、约”五点。一、理，吴起指出，一般人论将都是强调“勇”，其实“勇敢”只是将领应该具备的诸项条件之一。如果仅凭匹夫之勇，必然轻率出兵，治理大军要像治理小分队那样有条有理，章法不乱；二、备，军队一出动就要做好战斗准备；三、果，将帅临阵要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沉着果断；四、戒，无论战前、战后都要保持高度戒备；五，约，法令严明但要简约，不搞繁文缛节。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将领才能牢固地掌握部队，才能对敌人具有威慑力量。《吴子》中对于各种战况例如突然遭遇敌人、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等情况下如何应变也有具体的论述，包括谷战、水战、车战、围城等具体战斗的作战要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子》激励将士士气的方法，超过了前人，直到今天还有意义。
吴起是一名天才将领，对于治军励士，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首先，吴起认为严格治理是统兵治军的关键。《吴子·治兵》指出，统率军队必须号令严明，讲究“二重一信”，即“进有重赏，退有重罚，行之以信”。两军交战要想取胜，不在于兵力多少，如果不听号令，百万大军也是乌合之众。因此，赏罚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将领的威信能够树立。《尉缭子》讲到有一次吴起与秦军作战，开战的号令还没有下达，有一个战士自恃勇敢，冲入敌阵斩获敌人两个首级回营，吴起立刻下令杀他。军官替他求情，说他很有本领，吴起回答：“他确有本领，但违反军令，必须处死。”结果这个战士还是被砍了头。
在赏罚上，吴起还十分注意到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辅相成的关系，非常强调提高士兵的精神素质，树立爱国信念。为此，他写了《励士》篇，阐述奖励要达到将士乐于听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的三个目的。魏武侯根据吴起的思想，在奖励将士中别出新招。他在祖庙宴请历来参加战斗的将士，把座位分成前、中、后三排，酒菜和餐具，也都分为三等。有上等功的将士坐在前排，享用珍贵的餐具和上等酒菜，给予最高礼仪待遇；有二等功的坐中排，餐具酒菜都略差，没有立过功的坐后排，只有酒菜没有珍贵餐具。宴会结束后，又在祖庙外按功劳的大小等级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除此之外，每年还要慰问、赏赐阵亡的遗属和父母。这样宴请了三年之后，秦军发兵攻打魏国西河边境，数以万计的魏国士兵不需军官逼迫号令，自动穿戴盔甲上阵杀敌。吴起本人带领从未立过功的5万人，下令说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只有俘获敌人战车、战马和士兵才能算立功。结果5万人个个奋勇争先，大败秦军50万。
吴起激励士气的方法与现代的行为管理科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行为管理科学把人的需求分为数等，其中吃饱、穿暖等生理需要是低层次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上的需要才是高层次的。有时人们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可以忽略物质上、生理上的需要，甚至能做到不计生死。吴起的办法实际上就是给人们树立一种精神上的奋斗目标，让所有的人都以为国立功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耻，从而乐于服从命令并且乐于战争而不畏牺牲。
余论：《吴子》六篇虽然只有区区五千字，但千百年来经受了无数战争实践的检验，今天仍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难怪西方研究和爱好《吴子》的人称它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
《司马法》——中国古代的战争论
田穰苴
（前565—前518）
黄冬有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司马法》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官修兵书之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期享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
《司马法》的主要作者为齐国名将田穰苴。因后来官至大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田穰苴的出生年月已不可考，只知他大约与孙武同时，主要活动于齐景公时期，他是齐国贵族田完的旁系后裔，但到了他这一代已是出身贫寒的一般平民。他的事迹流传后世的主要有两点：一个严于治军的故事和一本追述古法的兵书。
公元前531年，晋燕两国联合进攻齐国，侵占了齐国大片领土。告急文书传到齐都临淄，举国上下一片惊恐。齐景公为了扭转军事失利的局面，便间计于群臣，请推荐良将。相国晏婴竭力保举田穰苴。他认为田穰苴虽出身贫寒，默默无闻，然而“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齐景公亲自召见，田穰苴面对国君，侃侃而谈。他的精辟见解得到了齐景公的赞赏，遂命他为大将，率军抗击晋、燕联军。由于田穰苴治军严整，执法不阿，精于兵法，勇于征战，大胜晋、燕联军，收复了失地。他得胜班师回朝时，齐景公率诸大夫远迎郊外，并晋升他为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大司马。
田穰苴任大司马不久，齐国内部有势力的贵族为争权相互残杀。司马穰苴受到大贵族鲍氏、高氏、国氏家族的排挤，被解职。于是田穰苴退居家中，研究兵法并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撰写兵书，不久，病发而死。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左右，齐威王命人整理古代兵法，将他的遗著附在其中，因此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称之为《司马法》。从而使得古本《司马法》得以充实和完善，正式形成一部内容繁富，思想精深的兵书，而流传于世。《司马法》虽正式成书于战国齐威王时期，但是其中融会了古代王者《司马法》、司马穰苴的兵法、春秋及战国初期齐大夫们的观点等三部分内容。《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五篇。由于历代散佚严重，至唐初编次《隋书·经籍志》时仅存残本三卷五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今本《司马法》。《司马法》虽已大部分亡佚，现存的五篇中却仍有着丰富的内容。《仁本》，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及对待战争的态度，追述了商周时期一些讲究仁义礼法的战法；《天子之仪》侧重阐述治国、教民、理兵的不同方法，兼及赏罚原则和车、旗、章、服的规定；《定爵》，内容比较庞杂，大体是讲战前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主要是规定兵阵的构成和兵阵中士卒的位置、姿势、行动等，此外还讲了一些取胜的方法；《用众》，重点阐述“用众”和“用寡”的方法，其中也涉及临阵察敌，避实击虚，巩固军心等问题。《司马法》中蕴含着深刻的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战止战”的战争观。自夏朝奴隶制确立之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战争日趋频繁，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军事行动就达二千一百八十三次之多。处于这种刀光剑影硝烟纷飞的时代，《司马法》明确表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第一，它强调尽量避免战争，提出以仁义治理国家的主张，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仁本》）第二，它又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指出：“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解决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时候，若用正常的方法——政治，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必须使用特殊手段——战争。这种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这却早出大约二千年。第三，它将战争划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两大类，主张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如《仁本》中所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些都反映出《司马法》在战争目的和性质问题上理性认识的深度和高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法》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是：“以战止战”，既力求以“仁”、“义”治国，尽量避免战争，又正视战争存在的客观现实，肯定正义战争的必要性。
二、“忘战必危”的国防思想。战国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家天下”的状态，诸侯国都只有大致的边界，而没有固定的关塞。因而国防问题还未引起重视。但《司马法》却独树一帜，率先提出了加强国防的主张。它一方面提倡加强国防观念，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它强调做好实战准备，要求坚持“春振旅，秋治兵”，（《仁本》）每年都要借“春蒐秋狝”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训练，使部队战法熟练，常备不懈。此外，它还提出“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左兵”（《定爵》）等五项准备战争来临时必须考虑的事情，即顺应天时，富备财物，取悦众心、利用地形、重视武器，从而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为战争准备好物质基础。《司马法》中这种既反对穷兵黩武的好战，又反对偃兵息武的忘战，已成为历代兵家经常引用的军事格言。
三、重法尚教的治军思想。在《司马法》中，如何治理军队的思想贯穿始终，几乎每篇都涉及立军法、申约束、明赏罚的内容。在《天子之仪》中，两次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能用于治军，而治理军队的方法，同样也不能用以治国。因为治国尚礼，治军重法。如果以治军之法治国，民众礼让的风气就会废弛；如果以治国之法治军，军队尚武的精神就会削弱。因此，对于军队应当用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而不是烦琐的礼节加以约束，使之形成“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天子之仪》）的战斗作风和严整军容。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求按照军队自身的特点来治理军队。另外，《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作用，认为“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仪》）。因而主张“教惟豫、“教极省”，提倡事先教练，简化内容。在教育内容上，提出“六德”即从礼、仁、信、义、勇、智六个方面教育和训练军队。第三，强调治理军队要赏罚兼施，“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天子之仪》）并要求实施赏罚要严明及时，做到“赏不逾时”，“罚不迁列”，使将士及时知道为善之利和不善之害，从而使部队形成令行禁止的纪律观念，以及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良好风尚。
四、“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思想。《司马法》中关于作战原则和方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指导作战的基本原则是“相为轻重”，即灵活的变化战略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兵器。它是《司马法》论述作战指挥问题的基本线索，贯穿于战略、战术、战斗各个层次的作战指挥中。这里的“轻重”二字是对作战中诸因素的抽象概括，是有多层含义，而且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互相转化。其著名的主张是：“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严位》）从战略战术上来看，它是把轻举妄动者看做轻，而把周密计划者看做重，要求首先智胜，然后方可力战；从兵力的使用上看，它是把强大的兵力视为重，而把弱小的兵力视为轻，强调集中兵力，以强击弱。此外，“轻重”概念还广泛运用到其他方面。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上，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有时运用于治军上，如“上烦轻，上暇重”（同上）；有时运用于武器装备上，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同上）等。在具体作战原则和方法上也都以此作为指导。如兵力运用上要“轻重”得宜，则必须“众”“寡”有别：“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