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老子说明相反对立的状态是经常互相转化的。他说：“正常随时可变为反常，善良随时可变为妖孽。”“灾祸啊，幸福紧靠在它旁边，幸福啊，灾祸埋藏在它里面。”（第五十八章）这使我们想起“塞翁失马”的故事来。人生过程中，福祸相倚伏，普通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而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都在对立的情状中反复交变着，这种反复交变的转化过程是无尽止的。老子看到事物无不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这一基本规律，他说：“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是‘道’的运动。”（第四十章）这是辩证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是指矛盾着的对立物各向反面转化；二是指循环往复。老子泛指这两种运动情况，并没多作解释。可以看出，老子承认运动，这是一；他认为“道”的运动规律，是向反面转化，这是二；他还认为运动循环不断，周而复始，这是三。循环不断这很重要，但循环只是周而复始，这就是老子还提出了一些变化、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大的东西，是从细小的东西发展而来的，任何事物的出现总有一个过程。“合抱的大树，由细小的萌芽产生；九层的高台，从一堆泥土筑起；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第六十四章）由此可以悟出，凡事从小成大，必须有毅力和耐心一点一滴去完成。不可忽略的是，在这里，老子已接触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针对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老子归纳出一条普遍真理：柔弱的东西最强大；强硬的东西最脆弱，接近死亡。他说：“人活着时身体是柔弱的，他死后身体变得僵硬。万物草木活着时枝干柔软，它死后枝干变得枯槁。所以坚强的东西应属于死亡一类，柔弱的东西应属于生存一类。因此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林强大了就会摧折。坚强处于劣势，柔弱处于优势。”（第七十六章）老子从人类和草木的生存现象中，说明成长的东西都是柔弱的状态，而死亡的东西都是坚硬的状态。他的结论蕴涵着坚强的东西已失去了生机，柔弱的东西则充满着生机，这是从事物的内在发展状况来说明的。若从它们外在表现上来说，才能外露，容易招来祸患，正如高大的树木容易引来砍伐，人为的祸患如此，自然的灾难亦如此。狂风袭来，高大的树木往往被摧折，小草由于它的柔软，反而可以迎风招展。这是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观点，但用今天的思想水平来衡量它，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具有片面性。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在最坚硬的东西中穿来穿去，这个看不见的力量，能透过没有空隙的东西。”（第四十三章）老子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第七十八章）“最高的善像水那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第八章）老子此处的“行为”指什么呢？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承担全国的屈辱，才算得国家的君主。承担全国的灾殃，才算得天下的君王。”（第七十八章）由此可见老子的辩证法带有保持自己的利益、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特点。他认为治国也离不开如下的原则：“将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须暂且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拿给它。这就叫做深沉的预见，也就是柔弱必定战胜刚强的道理。”（第三十六章）老子有一句传诵很广的名言警句：“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扰动它。”（第六十章）这是用烹鱼比喻治国，小鱼很鲜嫩，用刀乱切或在锅里频繁搅动，肉就碎了。这个警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喻示着为政要安静无扰，扰则害民，若能“清静无为”，则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无事，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发生灾祸的作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这一治国之道，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化的今天。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整得人人自危，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从社会到家庭没有一天安宁，国家更是大伤元气。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我们的国家能不繁荣昌盛吗？
另据1998年5月8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载：“治大国，若烹小鲜”，已被载入1987年美国政府的国情咨文中，可见，老子这一治国之道，不仅适用于东方的文明古国，也适用于太平洋彼岸的国家。
余论：综上可知，《老子》五千言，充满了哲学的睿智与诗的凝炼，深邃而优美，是一部值得阅读、使人开卷有益的智慧之书。学习《老子》，对我们思考宇宙，体验人生，观察社会，都会有很大的启迪。
《论语》——人人必读的人生智慧经典
孔丘
（前551—前479）
康立军
《论语》是记载我国伟大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一部书。这些言行体现着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人伦、教育等思想。《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其中也有一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关于“论语”的命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说的：“《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于是对谈话的记录，因此整部《论语》由语录组成，全书五百多条，每一条叫一章，章与章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若干内容相近的章编连成一篇，共二十篇，每篇取首章二三字作篇名。在先秦，孔子的学说还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呈争鸣之势。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孔子的学说被不断改造，为统治者所用。《论语》随即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是受教育者的基本读物。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因而要了解《论语》，首先应对孔子作必要的认识。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年代，王室衰败，社会动乱，“礼坏乐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做了许多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诗经》、《尚书》，删修了《春秋》。同时，他也吸收了同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新思想，把那些零散的没有系统的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并广招门徒，使这些思想传诸后世。到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更是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所以，在我国思想史上，孔子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距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解和研究《论语》对每个现代人而言，是否还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在《论语》之中，包含着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为政等多方面的智慧，这些智慧都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影响其自身的生命力。毫不夸张地说，《论语》的确是一部人人必读的智慧经典。《论语》开启人们的智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人之道。众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对“仁”的论述贯穿《论语》始末。“仁”被孔子看成是人们应当毕生追求的理想的道德境界。因“仁”内涵丰富，孔子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作为一个平凡人。如何追求仁德呢？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告诫人们应具备刚正、果敢、质朴、慎言的品质。相反，“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另外，孔子对为人之道还有较为具体的论述，淡泊的物质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子路篇》）厚重的品格、知错必改的勇气：“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篇》）积极自立的人生态度：“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社会责任感：“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篇》）结合自己修养学习的过程，孔子告诫人们应学贯终生，不可懈怠。孔子的人生轨迹已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为政篇》）同时，针对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弱点，提醒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篇》）
二、交友之道。孔子认识到交结朋友是影响到个人修养的大事，首先应当“里仁为美”，择善而居。以仁者为友：“友其士之仁者。”（《宪问篇》）对朋友的取舍，孔子有明确的准则：“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正直者、诚信者、见闻广博者；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曲意逢迎者、表面和善者、花言巧语者。与朋友相处，其目的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绝非结党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篇》）朋友有误，应忠言直告，恰当引导，但也要始终保持着自我与独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颜渊篇》）三、处世之道。纵观《论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倡导的处世之道有这样几个原则：诚信、爱人、中庸，其中，“诚信”是最基本的信条。所谓诚信，就是言而有信，为人诚实忠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篇》）“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都是对“信”的论述。孔子学生曾参有这样一句话，更是对诚信的实践：“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爱人”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另一项原则。所谓“爱人”就是对上者“忠”，对下者“恕”，凡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相互体谅。“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中庸被孔子认为是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篇》）实际上，中庸并不仅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庸的基本思想是要掌握事物的度，及其对立面的度，使对立因素相互补充、协调，达到和谐。可见，中庸并不是无端的折中、调和，而是要适度。“过犹不及”（《先进篇》）是对中庸思想的最好体现。中庸思想反映在处世上，就是重视和，“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四、为政之道。孔子的政治主张，简而言之，就是实行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的贤人政治。“为政以德。”（《为政篇》）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行政和刑罚并非治本之道，只有施以道德和礼法的教化，人民才能自觉消灭犯罪欲望，天下大治。要实行仁政，对统治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正人”先“正己”，统治者首先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篇》）仅此仍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施以教育，教化：“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为政篇》）可见政治、道德、教育三者共同构成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统一的系统。另外，孔子强调，举用贤人，也是实现仁德的必要条件：“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篇》）对于教育的重视，人才的呼唤，在今天也是颇具现实意义的。
五、治学之道。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在《论语》是随处皆是。
孔子认为学习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必要手段。“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篇》）可见即使是仁、知、信、直、勇、刚这些美德，也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
治学，首先应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其次，应有勤勉好学的精神。“不耻下问，敏而好学。”（《公治长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篇》）“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均是不倦学习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学思结合。既不可生吞活剥缺乏思考，又不能脱离学习而苦思冥想，学、思二者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若要巩固所学知识，必须“学而时习之”，（《学而篇》）只有在复习旧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增加新知识，有新的发展和见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
余论：《论语》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伦理、人际关系等，儒家学说的核心仁、义、礼、乐、忠、孝、惠、慈、智、信等伦理均包含其中。本文限于篇幅，以上只是简明地概述了几个方面。《论语》中的许多格言警句已融入现代语言中，成为传统文化中超越了时空的珍品。例如“任重道远”、“当仁不让”、“德不孤，必有邻”、“见得思义”、“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三思而后行”、“道不同不相为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小人之过也必文”等，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精言妙语，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引用丰富。由此可见，《论语》的影响是多么深广，它智慧的语言和思想永放光芒。
《孟子》——机智雄辩的政治伦理书
孟轲
（前372—前289）
杨首茹
《孟子》，儒家的经典之一，是战国时大思想家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的言论集，共七篇。东汉时的学者赵岐作注，把每篇分成上下两卷，于是《孟子》一书，共七篇十四卷。
孟子，名轲，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出生在鲁国的附属小国邹国，在今山东邹县。公元前385年出生，公元前304年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孟子崇尚孔子学说，发展了儒家思想，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孟子针对战国时的战乱提出人性善的学说，主张仁政，希望达到天下统一。他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善于辩论。《孟子》书中深奥的哲理与政治主张，本文不作评述，只就其中孟子的辩论技巧选择几个故事，学习他的机智雄辩，也是有意义的。
孟子劝齐宣王推行仁政，这是一个很难说透的道理。孟子巧妙地穿插生活故事，即兴设喻，打比方，把齐宣王说得心花怒放。仁政的内容，按孟子的设计，是五口之家的农民，有100亩地种粮食，有20亩地种桑，男耕女织，只交十分之一收获物的税，人人有饭吃，尊老爱幼。实现这一境界，要求国君少征税，轻摇役，不打仗，不奢侈。而齐宣王热衷于王霸之业，喜欢享乐，铺张浪费。孟子向他宣传仁政，难度很大。
齐宣王问孟子说：“先生可以告诉我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孔门弟子不讲霸道的事，只要大王推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