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至此，笔锋又一转：作类比论证，既然物品不能不依靠进口外国物产来丰富生活，那么治国理民，却要排斥外来客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李斯斩钉截铁地说：“现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非，不问好坏，只要不是秦国人，就一概不用，凡是客卿就要驱逐。这样看来，秦国看重的只是女色、音乐、宝珠、美玉。所轻视的却是真正最宝贵的人才。”这样有什么后果呢？李斯说：“这不是统一天下，控制诸侯的办法啊！”
秦王的最高理想是并诸侯，统一天下，而驱逐客卿，却是与理想背道而驰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振聋发聩，指出了秦王的政治短见，不由秦王不震惊。
文章到此，说理已经很透彻了，但李斯并没有完，他还有笔力再进一步用演绎推理论证秦国逐客，只会帮助敌人，把文章推向更高峰。
李斯说：“我听说国土广粮食多，国家大人口多、军队强。所以泰山不排斥土壤，才能成就高大；河海不嫌弃细流，才能成就深广，一个统一天下的人，不抛弃小民，才能显扬显威德。所以土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民不分本国外国，这就是三皇五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大王要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排斥客卿让他们去效忠敌国，使得天下的人才再不敢向西到秦国，这叫借兵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啊！”
一般常理，特产和人才要多多益善，李斯由此推出一个具体结论，秦国要多多益善，就不能排斥外来物产和人才。李斯还用三皇五帝普施恩惠天下与秦王驱逐人才作对照，形成强烈反差，增强说理的效果，加深秦王逐客所面临的危机，削弱自己，增强敌人。
文章结尾，强调这种危险，让秦王猛醒。李斯说：“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珍贵的还有很多；不是出自秦国的人才，愿意忠心侍秦的也不少。现在却要逐客来资助敌国，减损人员来增强敌国，使秦国国内空虚而外面又结怨于诸侯，而还希望国家不遭危险，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结尾，再敲警钟，启发秦王由果溯因认识逐客的错误。秦王读了这篇文章，立即下令停止逐客，火速派人追回已经上路的客卿。李斯就是在半道被追回的。
余论：李斯《谏逐客书》整个论辩过程，使用了综合的推理方法，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有事实，有比喻，有正说，有反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李斯个人的官职得到恢复，而且使秦王改变了国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充满了李斯智慧的思想光芒，是值得一读的。
《史记》——体大思精的文史名著
司马迁
（前145—前86？）
张大可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西汉左冯翊夏阳县高门原村人，在今陕西韩城市南十八里高门村。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创作把历史与文学统一起来，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司马迁的名字和《史记》的影响，使韩城增辉。如今韩城市已列为文化名城。司马迁故里有司马迁祠墓，已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成为旅游胜地。什么叫体大思精？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史记》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用五十二万多字，写了三千年历史，文字简练而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的史学和文学都达到了高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奇书。说到《史记》的结构，它是司马迁精心创作的一个人工系统工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史记》由五体构成，一、《本纪》十二篇；二、《表》十篇；三、《书》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
五体，名称不同，写作方法也不同，记载的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系统。具体说，《本纪》提纲挈领记载国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内容，记事按年月排列。《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按专题内容从古到今叙述源和流，形成贯通历史。《世家》与本纪一样按年月编年记事，只是对象为列国诸侯。《列传》是人物传记，着重写人的言行，或历史事件，生动精彩，最有文学性。《表》是联系纪传的桥梁，它把众多的史事与几千个人物，用简明的表排列起来，勾画历史发展的线索，反映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十分精细的创作。《史记》五体内容，都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段、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的全方位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样丰富的内容，由于体例完备，即五体的分工记载，十分有条理地反映出来。
《史记》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它要在结构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所以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都包含有哲学义理。
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火、水、土五种元素组成，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终始循环。五德终始指改朝换代，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战胜的意思。例如周为火德，秦朝得水德，所以秦代周。汉朝得到土德，因此汉朝取代了秦朝。当然，这是一套唯心主义哲学，古人不懂阶级斗争，用这种办法来解释改朝换代。五行学说的产生，也从人体自身结构获得启示。人有双手，每手五指，双手为十指，十就是满数。诸如五体、五官、五脏，都和五的数字挂钩，推而广泛，五味，五色，五音等。“五”是一个神秘数字，连带生成许多数字都有特定意义。所以《史记》创为五体，与“五”的数目相配。
十二篇《本纪》，“十二”的数目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三十篇《世家》，“三十”的数目象征一个月为三十天。十《表》，“十”的数目象征十日为一旬，为数之极，即满数。八《书》，“八”的数目是一年四季的倍数。七十《列传》，“七十”的数目象征五行中一行的数目，是环周天三百六十度的五分之一。“三百六十”这一数目的五分之一是“七十二”，“七十”是省去尾数“二”，举一个整数。
《史记》五体，以及各体篇数的数目，它反映的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哲学的反映。今天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数目的哲学意义，但它启迪司马迁编织人工系统工程，《史记》内容博大丰富而不紊乱，正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缘故。系统理论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新观念。古人司马迁已经运用于实践创作中，它的智慧是多么的深邃。
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说“天”有意志，冥冥中君主的保护人，所以君主称天子，是代表统治人民的。按这一观念就产生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是为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服务的理论，虽然荒诞，也有一定进步性。第二是说“天”为自然界，讲人类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自然环境中，所以天文、地理纳入了历史。但《史记》的主流是讲“人为”，并不宣扬“畏天”，这是它的进步性。“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找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所以司马迁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的关系是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和近现代史，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当总结，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现和未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成一家之言”，表明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创新。由于《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大思精，因而熔铸在其中的思想体系，也是宏阔而博大的，例如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等，都有司马迁的看法，提出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例如战争观，春秋时代的大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说，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廊地分利”，（《孙子·军争篇》）这是一种不分是非的强权理论。司马迁却给战争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叫做“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按照这一定义，司马迁分出正义战争，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是正义战争；反之，是非正义战争，如夏桀王、殷纣王、秦二世等的穷兵黩武，诸侯分裂反叛等是非正义战争。司马迁颂扬正义战争，所以写了许多兵家人物的传记，详细记载大战始末，用兵方略，像田单的火牛阵破燕，孙膑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减灶诱敌，阏与之战的将勇者胜，韩信井陉之战的列背水阵，周亚夫平七国之乱的击敌隋归等，智慧谋略层出不穷。《史记》一书记载从黄帝击杀蚩尤的阪泉之战到汉武帝伐匈奴，三千年历史，五百多次战争，大战役近二百次，一部《史记》可以说就是一部古代的战争史，阅读它从中可以领略许多谋略智慧。
司马迁记述战争及其表达进步的战争观，仅是举例说明一个方面的内容。《史记》一书创新是多方面的，大的方面还有，首创经济史传，司马迁考察了古代的商品经济，《货殖列传》记载了许多商战的智慧和经验，例如货物价高时赶快抛售，价贱时大量买进，干旱时储藏雨具，水涝时准备舟船等。另外《史记》还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首创民族史传，给少数民族立传，主张民族一统；首创语译古文，使古奥的古语通俗化；首创各色人物的专传、合传、类传，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等。阅读《史记》，它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从中找到对照的镜子，不仅增长知识，增长智慧，还能提高修养，使自己的品德更趋于完善。
《史记》语言，精妙无比，还采用许多俚语俗谚，寄寓平凡的真理，启迪人的智慧。如赞美人才济济，越多越好，说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意思是说，贵重的狐皮袍，不是一张狐皮制成的；高大的亭台楼阁，不是一根木材建成的；夏商周三代太平盛世，不是一个人治理的。讲条件转化，《史记》中说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讲一个人不要贪利，又说：“见利会使人头脑发昏。”讲吸取教训，又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意思是说，用水做镜子只能看清自己的面容，要以人为镜子才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这些例子，举三天也说不完。
总之，《史记》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书，从古到今许多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都学习《史记》，受到益处。近现代知名文学家茅盾，据说他能背诵《史记》的许多篇章，可见是读得滚瓜烂熟的。
余论：从写人文学角度看，《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典型化的历史人物，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聂政、朱家、郭解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中国的小说传统，故事性强，开头和结尾与情节结构都带有史传的特点。也就是说，阅读《史记》对于提高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欣赏能力，也是有益的。
《世说新语》——清新隽永的小小说
刘义庆
（403—444）
黄冬有
《世说新语》，唐以前称《世说》，中唐以后，为了与汉刘向的《世说》相区别，则增字易为《世说新书》，大约在五代、宋初，开始用《世说新语》的名称。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门记述东汉后期到晋宋间的一些名士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的小说集，向来被看做是魏晋志人小说之典范。《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作者刘义庆（公元403—444年），是南朝刘宋宗室，为宋武帝刘裕中弟长沙景王刘道临第二子，奉救过继为武帝之小弟临川王刘道规为嗣，故为临川王。
今本《世说新语》全书为三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汰侈、吝啬等三十六门，十余万字，以笔记形式记载汉晋间名士的言谈轶事共一千一百三十条。每条所记言论和故事，有的出自史书，有的采自杂传，有的来自传闻，多为历史真人真事，在流传中经过辗转的艺术加工，而刘义庆集其大成。全书语言精练，善于通过一言一行刻画人物肖像和精神面貌，意味隽永，十分精彩。一则故事或三言两语，或两三段文字，讲述的故事就在这短短的文章中生动地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的思想性，主要反映汉晋之际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状，所谓“任诞”、“旷达”等腐朽士风，如《简傲》篇“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讲道：“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宜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所谓的“超俗”的态度，所答非所间，极端不负责任，岂能不误事？如此成风，国家怎能不乱，风俗怎能不坏。当时有为之士即已发现这一问题。《言语》篇中王羲之对谢安的“安世之志”，直接提出了批评：“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这是对当时“清谈”、“任诞”、“旷达”之风的有力批判。《轻诋》篇写桓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船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作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负其责！”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晋室清谈误国的实质。
但《世说新语》仍有许多篇章记载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德，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不愿意离开病倒在床上的友人，表现了互助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方正》篇写范宣子独以为无鬼，他说：“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有力地驳斥了有鬼论者。《识鉴》篇的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的周处勇于改过自新，为民除害。《政事》篇“陶公性检厉”记述了陶侃爱惜物资，连竹头、木屑都不肯浪费，并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不但节约了物资，而且增进了工作效率。《贤媛》篇写道：“陶公少时作鱼梁吏以坩（鱼差）饷母，母封（鱼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准不益，乃增吾忧也。’”陶母之贤于此可见。鱼（鱼差）虽小，但陶母公私分明，不肯苟取，以此教育陶侃，含义颇深。所有这些，在今天对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世说新语》善于用速写式的笔法突现人物的个性，语言简约隽永，生动活泼，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它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雏形，也是笔记、小品文的先声，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借鉴价值。下面列举几则故事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