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服装形式，与该民族的文化渊源、传统观念和心理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服饰史是文化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衣服的起因，是服饰史中一个极为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上述诸说何为其真？抑或兼而有之？尚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古人身上刺刻图案
文身，就是在人体上用尖利之器刺刻图案，使色素渗入体内，留下永久性的花纹。由于颜料以黑色为主，如墨行文，故曰文身。
文身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文化习俗。成书于春秋时代的《礼记·王制》中有：“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这是我国有关文身的最早记载。由此可知，远在西周时期，活跃在我国东部和南方的夷、蛮等古代民族皆有文身之习。古人文身的图案，视地区、民族而异，主要有“龙蛇”、“鸟翼”、“树木”、“花草”等；文身的部位，有面、胸、臂、背、腿、腹，几乎遍及全身。
关于文身的起源，即古人为什么要在身上刺刻图案，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图腾崇拜说。图腾是原始的宗教形式，古代人们认为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微生物有亲属或其他的特殊关系，因此，他们就把它视为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并刺在身上，顶礼膜拜，以求神佑。《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周太王欲立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为自己的继承人，于是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太伯和仲雍就跑到吴越去，“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应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我国古代的吴越一带百姓，生活在南方水乡、海边，终日在浪尖上生活，水中之王龙蛇自然成为他们的图腾对象，故人们文身多画龙蛇，太伯和仲雍的文身，是顺应当地的民俗。
华美说。佐山融吉在《蕃族调查报告书》中提供了我国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以文身为“华美”的许多例证。在泰雅人文身起源的神话传说中，就有文身以为美观的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子说：“你的面貌甚丑，刺面必会转美”。这个女子同意后，那男人就用黑烟在女子衣服上画花纹教授其施术方法，从此就产生了文身为美的观念。又据传，昔日两个男人在敌方被割下的人头上，随便刺上花纹，发现花纹不褪色，他们认为很好看，就在自己的脸上刺纹，从此开始了男子刺花纹的习惯。泰雅人认为，文面是一种最讲究的装饰，身体刺纹的部位不长毛，不生皱纹，能保持青春的美，这与这个族的拔毛习俗是一致的。以文身为“华美”的习俗至后来就成为美的装饰，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朝文身曾盛极一时。当时文身不仅有专业的札工，而且市面有专卖刺札的工具，甚至发明黯印，“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杵臼，随人所欲。”唐以后，这种文身风尚仍盛行，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黎女歌》一诗中生动地记述了元代海南岛黎族妇女的文身盛况，甚至详述了文面的过程：“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属亲至。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侧点虫蛾折花卉，淡栗青纹绕余地。”
婚姻说。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有关于文面起源的传说，说在很远的古代，一块巨石变为兄妹二人，因兄妹同祖，不能结婚，后来只好墨面欺骗天神，方才得以兄妹成婚（宋兆麟《原始社会史》）。海南岛的黎族也有类似的传说。由此看来，文身之俗竟起源于婚姻。文身在旧时黎族还是青少年成年的标志。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礼仪——成丁礼的组成部分，只有经过文身，才有婚配的资格。据刘咸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南岛调查，黎族妇女在婚姻的不同阶段要依次文饰身体的不同部位，年龄、图案都有相应的规矩，不能改变（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
记功说。台湾少数民族文身习俗中，一般都规定，只有那些经过成年考验，并对本氏族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男女，才有文身资格，而且所刺花纹的部位、图案是根据贡献大小来定的。由此看来，文身是被用来记功的。比如：泰雅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男子，其文身的资格，文身的特殊部位和花纹，都与狩猎、猎头、猎物有关。刺颐是馘取敌首后方取得的资格；用规定的武器猎头者可以刺腹；刺胸、手是猎头多者才有的资格。赛夏人还具体规定，猎首两个者可在胸部刺横条纹；猎首三个者可在横条纹上加刺纵条纹。正因文身记录了一个人贡献的大小，故文身至后来就发展成为显示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如排湾人在出现阶级分化后，文身成了区分贵贱贫富的分界线，文身又变成了贵族的特权，只有贵族家系出身的男人才有文身资格，平民要用大量的财物才能买到文身权，并且还要经过贵族的批准（参阅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记有：倭国人“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
上述诸家观点各有其理，究竟何为文身之谜底，尚有待继续探讨。
灶神究竟是谁
过去，每当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我国绝大多数人家都要祭灶神——“送灶”。民间传说，每家灶头都有一位“灶君”——灶神老爷。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玉皇大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饴糖（麦芽糖）封住他的嘴，免得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一年一度的祭灶神活动，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带有幽默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宋代诗人范成大曾写了一首《祭灶词》，对祭灶的习俗作了生动的描摹：“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色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令人惊奇的是，习俗模式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几乎没多大变化。汉应劭《风俗通·灶神》转录《礼器记》的规定，其“祭礼卑下”，供品也只是“盛食于盒，盛酒于瓶”。是一种级别较低，但流传广泛的具有戏谑性的祭祀活动。祭灶习俗由来已久，但灶神老爷究竟是谁呢？可谁也说不清楚。
一种意见认为，灶神老爷原是一位上古帝王或其后裔，具体指谁，各家说法不同。《淮南子·氾论》说：“炎帝作火死而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太平御览》卷百八十六引《淮南子》佚文云：“黄帝作灶，死为灶神。”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说：“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以为灶神。”
另一种意见认为灶神是美女型的一个普通人，《庄子·达生》记载人世间的鬼物，其中“灶有髻”是一种，《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酉阳杂俎·诺皋记上》说：“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家洽。”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灶神即是《史记·封禅书》索隐《白泽图》所述：“火之精曰宋无忌。”《三国志·魏志·管辂传》对上述作了解释：“王基家贱妇生一儿，堕地，即走入灶中。铬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显然，管铬把宋无忌当作了灶神。
有的学者认为灶神就是灶头边常见的蟑螂。袁珂在《神话论文集·漫话灶神和祭灶》一文中说：“这种常见于灶上的小生物，古以为神物（或鬼物），崇而祀之，将它作了灶神。殷周鼎彝，多以蝉纹为饰，所刻绘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至于民间关于灶神来历的传说则更多了。有的说灶神爷原是一名贪官，被人一巴掌贴在灶上，眼睁睁看人吃美食；有的说灶神爷原是一位喜新厌旧的薄情男子，遗弃前妻后，坐吃山空，沦为乞丐，流落他乡，饥寒中被一妇人收留，温饱后才发现妇人是他的前妻，一时惭愧，无地自容，一头钻进了灶坑，死在其中，嗣后，封为灶神。还有的传说说他原是个赌棍，甚至与土地爷赌起老婆来；范成大《祭灶词》中刻画的灶神形象，似乎是一位贪嘴耳软的好好老头。灶神究竟是谁呢？看来是很难弄清楚的！
古代妇女穿耳戴瑱珰
在某些场合，我们能看到一些雍容华贵的妇女或年轻的女郎，其耳垂上附着一粒珠子，或是戴着短短的或长长的一串耳饰，走起路来，发出轻轻的悦耳的音响。
这是古代妇女穿耳戴瑱珰或明珠习惯的遗存。古时候，女孩长到10岁左右，母亲就会请人择了黄道吉日替她穿耳。一般的方法是，先用手指和着米粒，把女孩的耳垂摩软，然后用一支小针在耳垂凹部戳一下，塞进一根线，敷上土药，手术就完成了。慢慢地，这地方长成一个小孔，可以戴上瑱珰、明珠等各种耳饰。
古书中描写妇女戴珰情态的地方很多。曹植《洛神赋》有“珥（戴的意思）江南之名珰”语，晋朝傅立《艳歌行》有“耳缀明月珰”之句，北魏高允《罗敷行》亦有“耳穿明月珠”之言。史书记载，汉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她吓得立刻脱卸珥玉请罪；赵飞燕做皇后时，她妹妹来宫中，皇帝喜欢她，赠给了合浦珥圆珠。晋朝甚至还下令平民百姓不许戴用珍珠的珥珰呢！
为什么古代妇女都穿耳戴上珰珥珠子？看来“戴翡翠，珥明珠”，走路时确有婀娜的姿态，人的神情也显得更典雅高贵一点。魏太祖某次弄到几副名珰，卞后选了中等的。她说，取最好的珰，我存心不正；取最差的，也非我本愿；我选中等的，不也很好看吗？说明耳饰确能给人添色。因此有人认为，古代女子的穿耳戴珰，是为了漂亮。
由于瑱玉、耳珰等都是要在耳垂穿孔后才能戴上去的，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上古时为了防范买来的女子逃跑，就在她的耳朵上穿了孔，戴一个环或是什么东西以作记号。即使女子把戴上去的东西拿掉了，但人家一看到耳垂上的针眼，就知道这是个逃奴，马上抓起来。谁知耳朵上戴了东西，走起路来很有一番风韵，于是贵妇人的争相效法，渐渐形成了穿耳戴珰、珠的风俗习惯。
也有人说，古代妇女在耳垂上附起一颗珠，最早本是蛮夷女子的妆饰。
古书说蛮夷妇女轻淫，喜欢走动，所以在耳垂上挂起一串东西，走起路来，啷当作响，十分美观中听。中原华夏族的贵妇人在她们的影响下，也渐渐如此打扮起来，遂酿成这么一种现象，“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贵妇人讲究耳饰，民间妇女喜欢穿耳和戴瑱珰，自然是不待说了。
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中国上古社会的宗法制十分盛行，男人是外当家，女人是内当家。主妇是不是贤明，是不是能干，对一个家庭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士大夫家里的贵妇人，其言行对她当官的丈夫从事政治，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而当官的丈夫为了让妻子郑重，不偏听偏信，就在她耳边穿耳戴上瑱珰、明珠一类首饰，让她时时提醒自己，以做一个合格的内当家。它先在宫廷后在民间使用；汉代把瑱珰等定为皇后、妃子和贵妇人的正式首饰。《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云：“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赞“小君”（诸侯夫人）可与卫宣公白头偕老。郑玄注曰：“瑱，塞耳也”，就是说，小君能用瑱玉塞住自己的耳朵，不让流言语来影响自己，并通过自己的嘴巴使卫宣公受影响而做出不太有益的事来。《诗经》是周代的，郑玄是汉代的，可见当时这种说法是较为流行的。当时有句俗话叫“不瘖不聋，不成姑公”，正说出了妇人戴珰玉的作用就是防闲，要她装聋作哑，别管“闲事”，这样才能安稳地过日子，生儿子，娶儿媳，做婆婆（姑）。瑱的别名叫“充耳”，《诗经·齐风》中有一首讽刺“不亲迎”的诗，就提到“充耳”：“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就有讽刺“充耳不闻”的意思。戴着瑱珰不听闲言，一心顺从妇德——好一副“贤妇人”的样子。我们若是读过班昭的《女诫》，就知道古代对妇女的德行、言语、容止和工作态度的要求，很可能会同意此种观点。
但民俗学家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穿耳戴瑱珰或明珠，是原始社会的一种遗习。原始社会的人，其审美观点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他们把强健的体魄、熟练的劳动技能看得至为重要。谁能打到野兽，他就必定把野兽的牙齿或角插在自己的鼻孔里或耳朵上，以示自己的威武勇敢。人们把这种牙或角视作美的装饰品，能用它装饰的，就是美丽的人。妇女们的工作主要是采集果实、烧火做饭，所以只能把能代表她们的工作成果的柴棍之类插在耳朵上。后来，到一夫一妻制出现后，做丈夫的便把自己的这些“战利品”转让给妻子，让她打扮得美一点。当玉石、金属品的装饰品出现后，这些小巧、优美的东西便取代了原先粗糙而低劣的“战利品”，成为妇女们不可或缺的美容品。耳朵上便出现了精致的瑱珰和明珠，成为女子行路时婀娜多姿的一种装饰品，并由于它的优美中看而一直流传到现在。
古时婚礼为何“不举乐”
婚礼是人生之大礼，向来为中国人所重视。《礼记·昏义》说：“昏礼者，符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故君子重之。”为此，古人创设了一整套繁冗复杂的婚姻礼仪。照理说，像男婚女嫁这样的大喜事，婚礼应进行得热闹喜庆，但是，与新婚之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国古代礼制及历朝婚姻的礼仪中，都有婚礼不举乐（即禁止婚礼中鸣锣奏乐）的奇特规定。
《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受礼制“婚礼不举乐”的影响，历朝婚礼中也均无举乐之文，并且还制令引为明禁。如北魏禁止婚娶用乐。据《北史·高允传》记载，高允针对当时婚娶丧葬不依古式的现象，谏曰：“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虽条旨久颁，而不变革，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北周亦禁婚礼作乐。《后周书·崔猷传》：“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唐朝也尊古制，唐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请禁士庶亲迎广奏音乐，制从之（《新唐书·舆服志》）。又《唐会要》卷八十三记载：“会昌元年十一月敕，婚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蜡，并立禁断。”
那么，在古代礼制及婚俗中为何会有“婚礼不举乐”的规定呢？对此，古今人士众说纷纭，有许多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婚礼不举乐是出于儒家的阴阳观考虑。因为在儒家看来，婚为阴礼，属阴，“乐由阳来，声为阳气”，乐属阳。而“古之制礼者，不以吉礼干凶礼，不以阳事干阴事”。即说阴阳不相干，阴礼是不能用属阳的“乐”来与之相配的，故作了“婚礼不举乐”的规定。这就是《礼记·郊特牲》在解释婚礼不举乐时所说的：“婚礼不举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
第二种观点认为，婚礼不举乐是在于表示“重传世”及对父母的思念。
在古人看来，婚姻乃承“万世之嗣”，因此，婚娶之时，当思嗣亲，而“思嗣亲，则不无感伤，故不举乐”。《白虎通·嫁娶》说：“嫁女之家，不绝火三日，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感亲年衰老，代至也”。吕思勉先生也持这一观点，他在《中国制度史》中说：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都是“重传世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