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娣的母亲叫艾尔玛，十分美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位模特。父亲是一位美国士兵，叫安国栋，1937年随美国第六海军陆战队肖蒙号舰艇（USS Chaumont）以保卫公共租界的名义来到上海，与辛娣的母亲艾尔玛认识、相爱并于1939年结婚。辛娣发来父母结婚时的全家福，很漂亮的一家人，除了辛娣的外婆，全家人都是欧洲人的模样。
辛娣的外公于1946年12月6日在上海去世，安葬在虹桥公墓。外公去世后，辛娣的父母将外婆带到美国，辛娣于1954年在美国出生。
我告诉辛娣，我对她家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将亲自到上海去寻找线索。
2013年的春天，我专门抽出时间去了上海，还带上了在欣欣翼翔实习的西班牙学生马丽娜，与欣欣翼翔上海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肖云一起去挖掘辛娣家那段被岁月掩埋的家族历史。
首先去寻找外公的墓地。
根据当时墓地管理处的收据，外公安葬在虹桥路637号的虹桥基督教墓地，当时有很多西方人葬在那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墓地遭到破坏，“文革”以后，政府将残余的墓碑、遗骨等转移到了宋庆龄陵园。
我们先去了虹桥路637号，那里完全没有墓地的痕迹，是一个树木花草郁郁葱葱的公园，人们或在打太极，或在跳舞，或在跑步，幸福指数很高的样子。我绕着公园走了一圈，如果外公仍然还在这片土地下长眠，让我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他。
然后我们去了宋庆龄陵园，陵园非常美丽幽静，白色大理石雕制的宋庆龄塑像庄严、肃穆、优雅，这里长眠着宋庆龄的父母、保姆和宋庆龄本人。陵园里几乎没有人，在热闹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处世外桃源。
在宋庆龄陵园里我们找到了外籍墓园，一块块简单的长方形墓碑平镶在地上，上面有名字，或是外文，或是中文，有的有辞世的时间，有的只是一个名字甚至是半个名字。我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但从来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外国人葬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让我肃然起敬。我不由得浮想联翩，他们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什么故事？他们有后代吗？在哪里？来看过他们吗？
我们怀着敬意，一个一个墓碑地查看，凡是有相似名字的都要多看几遍，但是没有结果。这里还有一些无名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长眠于此的人是谁，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惆怅起来。
我们来到陵园的管理处求助，在陵园的资料库里继续查询，仍然没有结果。陵园建议我们将资料和照片留下，将来有线索的时候再通知我们。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当时查不到结果，后来又从一些相关联的线索中查到蛛丝马迹，或从海外来寻根的亲人那里获得新的信息。
为辛娣寻根的这天，上海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我们拍了不少照片。给辛娣发照片的时候，我在邮件中写到：无论外公现在在哪里，那个地方都是能让地下亡灵安息的美丽花园，作为后代，你们可以感到欣慰。
下一站是去寻找辛娣父母结婚的教堂。分析辛娣提供的线索，我们在衡山路上找到了国际礼拜堂。这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呈英国民间乡村建筑风格。1923年，在华美国人集资在当时的贝当路，即今天的衡山路开始建造这座教堂，于1925年竣工并开始使用，英文名为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为国际礼拜堂。
礼拜堂不对非信徒开放，我们讲了辛娣家的故事，仍然不让进入，说辛娣和家人来时会让他们进的。我们必须进去，否则怎样向辛娣交代？况且，我也特别好奇。趁看门人不备，我们“乘虚而入”。
站在礼拜堂的中央，想象着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婚礼，那些美丽的花儿和人儿，仿佛听到婚礼进行曲绕梁的余音，眼前出现梦幻，分明是自己手捧花束，挤在一群兴奋的伴娘当中，在为辛娣寻亲的过程中，自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在公平路一片政府翻修过的公寓楼房中找到了华山路的大胜胡同36号，1935年至1946年，辛娣外公、外婆和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十年。根据辛娣提供的几张照片，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这里。我还模仿辛娣的舅舅乔治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照了一张相，那时候乔治还是一个小孩，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摆姿势照相。与现在的主人聊了起来，他们对辛娣的寻根之旅很兴奋，表示很期待。
告别了主人，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寻找辛娣外公外婆家的保姆何玛丽。辛娣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何玛丽还是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照看着辛娣的堂姐卡琳。
根据卡琳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梅林支路85弄5号201-202室。因为没有电话号码，我们就凭运气直接登门拜访，前面完全是未知数，不知道老人家是否还住在这里，是否在家，是否还健在。我们按响了201-202的门铃，屏住呼吸等了很久，终于有人应答。肖云用上海话隔门解释了半天，门最终开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就是何玛丽，一个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八旬老太。明白了我们拜访的意图，何玛丽非常激动，一个劲地亲吻照片上的卡琳，嘴里不停地念叨：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何玛丽说：你们真幸运，早来两天就找不到我了，我刚从海南旅游回来。
何玛丽说刚从海南旅游回来，让我心里少许有些安慰，因为我看到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和老伴住在一个狭小漆黑、堆满了杂物的两居室房间里，有一个独生女几年前去世了。我想如果有经济能力出去旅游，日子应该还过得去。
何玛丽说这家人对她特别好，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想带她走，但她已经有了爱人，就没有走，后来很后悔。“文革”以前，她每年都要到皮德森的墓地祭拜献花， “文革”期间就中断了。她还说她的英语就是跟皮德森学的，听说辛娣一家要来寻根，她说哪里也不去，就在上海等着他们。
告别了何玛丽，我们又找到了辛娣外公去世的上海公济医院的遗址，那里已经是一片工地，正在修建新的医院。我们还找到了老人曾经工作过的英国烟草公司的旧址。
最后我们来到了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在离开中国之前，在辛娣外公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全家在理查饭店115号房间住了三个月。理查饭店由英国人理查创建于1846年，是上海开埠以来乃至全国第一家西式饭店，中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在这里首次亮相……
浦江饭店陈列着很多旧上海的照片和在这里下榻过的中外名人的照片，包括周恩来、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坐在充满旧上海氛围的咖啡厅里，我好像有了某种心灵感应，感觉辛娣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姨妈、舅舅会随时走进来，感觉他们的幽灵笼罩着每个角落，感觉有好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然而，今天的浦江饭店没有115号，接待我们的饭店销售经理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115号。我们试图让她理解我们谈论的事情发生在七十年前，她突然想起来，饭店后面有一栋居民楼曾经是查理饭店的一部分，也许115号房间在那里。我们毫不迟疑地赶往那栋正在做外部修缮的楼房，头顶着劈里啪啦从空中掉下来的灰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满地的砖头和杂物，走进了楼房内。这栋房子好像从来没有修缮过，破旧不堪，尽显历史沧桑，过道窗户的玻璃好像还是原装的，似是教堂里彩色的有图案的那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现代的上海还有这么多人挤在这样年久失修黑咕隆咚的筒子楼里生活。
